五、明天的太阳依旧会从东方升起

在漫长的西方文明的历史中，只有非常短暂的工具理性的光辉，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今天工具理性已经是非常不必要的，而且其社会代价太过于沉重。人类终究需要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这个目的的实现，最大的阻碍却是丛林法则派生出来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没有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就没有全人类的光明未来。

1、西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他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2、“中国困境”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简单反复

中国人从1840年以后，就一直有一个极端强烈的强国梦，但是又空前地陷入“先生总是打学生”的困惑之中，最后从实际出发的道路又完全无法与西方的成功道路进行对照，和西方相同的道路在中国又总是此路不通，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又不符合精英阶层的利益和愿望。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困境”，走西方的道路不符合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照顾多数人利益的道路与精英阶层的愿望有距离，中国又无法总是排除精英阶层的领导，中国精英们又没有摆脱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独自发展的能力。正是处在这个“中国困境”之中，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过“两正两反”的曲折，大概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密集的社会总体认识的简单反复。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60%。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注重技术工人（非高科技能力）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3、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光辉探索历程

虽然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威胁外患很重，国家经济不得不在战争轨道上运行，但是在安全和民生问题这个最基本的方面，中国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重要的经验是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以低成本管理实现最大程度的资源动员，以平民主义发展战略保证经济发展的受益覆盖面尽可能大，以适度技术和适度产品战略实现工业稳步成长，农业最终在优先考虑增加自然年产出水平基础上实现稳步增长。在外患极其沉重的条件下，优先使用非军备竞赛措施实现安全地位改善，同时还兼顾给别人留有余地。

1949年，根据当时南京的金陵大学学生所做的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而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急剧上升到65岁，而成人识字率也大幅飙升至82%，接近于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衰颓的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振，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a) 大力增加土地的净初级生产量

毛泽东时代，为了建设水利事业，改善季风条件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进行了全国总动员的形式。在接近30年的艰苦努力之后，减灾防灾能力大为增强，这个在历史上长期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敌人才部分退却了。1978年，中国大陆发生建国后最严重的一次旱灾，但是这一年的农业收成反而有所增加，这称得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实际上在1970年代中期，由于北方特别是黄淮海平原农业条件的改善，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局面，就已经得到根本扭转。

b) 注重多数人的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毛泽东时代采用的平民主义发展战略，至今仍然具有光辉的启示性意义。首先着眼于人口的大多数，首先着眼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在技术选择上以适度技术为依托，以普及和大众化为主要目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工作的重点也在于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要求“学制要缩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在实现进步的路上，毛泽东时代始终注意大多数人共享发展成果，所以在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仍然很低的情况下，整体教育指标和人均寿命指标就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发布的1997年“人文发展指数”指标，中国得分0.701排在南非（人均GNP3000多美圆）之前，就是靠人均寿命指数得分和教育指数得分拉高的，而近二十年来由于合作医疗停办和教育市场化农村失学儿童增加，这两个方面反而大有退步。最为中国精英主义者称道的人均GNP得分，在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得分0.57分，是拉后腿的项目。

c) 在防御上采取国土防御战略

以动员无形资源的方式，降低有形资源的损耗，以人民战争替代军备竞赛，来解决中国曾经面临的极大安全风险问题。同时国土防御战略能够体现老子的思想“弱者道之用”，以最不威胁别人的方法来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而美苏都是曾经耗费大量资源，进行军备竞赛并采用“前出压迫”的军事布置，来追求单方面的安全，而中国相应的“国土防御”战略就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民战争的形成需要强大的心防建设，是国土防御战略的基础，没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土防御战略就是一纸空文。

4、探索光明的责任可能属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

中华文化的核心任务是安邦治国，最适合于从管理学方面切入研究，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文史哲领域，研究结果虽然有一定的成果，但是谬误更多；虽然对文化的范畴有所澄清和介绍，但是导致的误解更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研究者多数从今天的经验去取舍和揣度古人，用西方丛林法则派生出来的范畴去管窥蠡测，结果是非左即右，往往脱离事实太远。

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当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自觉精神正在淡出历史舞台，社会整合和国家管理需要新的手段。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就是产生于这个时期，时代的要求诸子思想无不集中在“治国平天下”领域，是一次管理学的革命时代。中华文化最适合的探讨切入角度是“国家管理”层面，在今天这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明显具有一个这样的研究优势。

中华文化的现实感非常强，纯思辨方面并不发达，如果脱离实际去寻求什么普遍真理恐怕会以失望而告终。中华文化的产生和流传，并不是是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取胜，不是哲学而是关注现实社会人生无可逃避的“道”，而且“道不远人”就在“伦常日用之中”。所以研究中华文化也不能脱离现实，而联系现实的方式固然有不少，但是最合适的方式无疑在于阐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最合适的保持方式，在所有发生人与人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之中，经济利益关系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是归结道人类的前进道路和全人类未来的话题。

西方经济学割裂个人的社会性，把社会当作孤立个体的复杂集合。忽视人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人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更应该是社会人，没有人类社会还有什么经济人，没有共同利益的实现，还有什么个人命运的自我把握。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一切为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在于资本家和发明家在利润刺激下带来工具（科技）进步，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现在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化的开发行为，不是那种需要常识加灵感再加上坚持不懈的试验，总而言之技术进步不再依赖个人的格外努力和偶然的灵感。今天技术进步既可以依托于个人追求利润的动机刺激，更多的是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主动安排，不再需要社会为工具进步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工具理性的历史合理性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人们应该而且能够为自己也为全体以及自然，作出合理的选择和安排，实现总体协调发展的社会。舍此以外，人们并没有另外的出路，放任纷争的最低结果是自然资源不被用来增进人本身的福利，非常可能的结果是走向共同毁灭。看一看美国主导的冷战，看一看美国策士叫嚣的“文明冲突”，看一看美国着手准备的TMD和NMD计划，就是在为核战争做准备。这其实就是追求自身最大优势的西方文化的致命伤，是丛林法则主导社会秩序的必然结果。西方人已经不可能为建立和谐相处的世界新秩序，作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努力，只能是作为不情愿的麻烦制造者角色阻碍进步的实现。探索光明的任务在于中国人的创造性工作，在于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如果中国人的努力终究归于失败，那么全人类的未来将是黯淡无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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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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