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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茂松等: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二)

更新时间:2018-04-07 17:56:33
作者: 谢茂松   章永乐   陈颀   潘维 (进入专栏)   丁耘   老田  

  

三、国家治理


   谢茂松:从文明的视野理解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

   文章缘起于十年前。在2007年的中国文化论坛上,有学者截然割裂共产党领导和儒家传统的联系,主张恢复他所理解的所谓纯粹之儒家,把儒家当成一个凝固的实体。而我相信,儒家一直是动态的,并不是一个凝固实体。今天的共产党,虽不在“名”,却在“实”上延续继承了儒家士大夫政治传统,返本开新。我认为当代中国政制,其性质是传统的士大夫政治与现代政党政治的一个混合。

   怎么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安排?这其中不能绕开怎么理解一党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一党制有很充足的学术正当性,然而我们缺少从历史文明的视野去进行自觉的学术诠释。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分析美国政体的独一无二性,就指出美国政体不仅不是很现代的,反而是16世纪古老的都铎政体的延续。美国总统在职能、权力乃至人格、才能等方面完全相当于都铎时代的国王;美国的两院制承袭自都铎时代;国民卫队前身的民兵,也是从都铎时代的民兵制度承袭而来。亨廷顿的结论是,美国经验表明古老的都铎政体完全适合现代社会。他由此指出,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现代化和政治体制现代化可以有所区隔,一个现代国家可以社会很现代但政体很古老,传统跟现代之间有一个平衡。

   那怎么去理解中国呢?我认为历史文明比较的角度不可或缺。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跟西方多党制的历史文明根源来看,前近代的西方封建世袭制和中国士大夫官僚政治分别对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西方的封建世袭制,其不同阶级,比如国王、领主、骑士是世袭的,文化掌握在教士手上,下层是平民,存在阶级固化、阶级对立的问题,所以才会产生出三级会议及后来的多党制来;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士大夫不是世袭的,而是经由科举,从农工商阶层产生,所以传统中国社会是个高流动性社会。

   那又该怎么去理解儒家士大夫政治的崩溃?这个崩溃其实跟西方进来有关,即士大夫政治必须面对西方高度组织起来的那种政治,中国也要变得能高度组织起来才能对抗西方。政党政治因而被高度需要。我的看法是,政党政治是以打破儒家士大夫政治的方式挽救了士大夫政治。儒家士大夫政治、官僚政治存在纪律性不够、党争的问题,比如说东汉的灭亡、南宋的灭亡、明代灭亡,王船山等先贤就认为是党争导致这些王朝的灭亡,而共产党的政党政治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从中国现代史来看,从民国初的时候几百个政党,到两个党,最后到一党,恰恰是在根本上回归了儒家士大夫的一元政治。它采用了政党政治的方式,所以克服了士大夫政治的很多问题,同时它对儒家士大夫政治又有承袭。比如,在制度上,以党的总书记为首的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为例,它既不是美式的总统制、英式的内阁制,也不是法国的半总统制,在现有的西方政治学框架里显得难以讨论;但从中国历史文明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它在深层次上类似明代的内阁制、清代的军机处的现代延续,还可以上推到唐代的中书门下制。这是一种多人的集体宰相制度,既对皇权有所制约,也防止宰相个人专权,所以说当代中国的“集体领导”有很深的文化根基。再如中国官员的选拔,像现在的组织部,在既有的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里也没法讨论,因为它不是选举,用单一票选制度去理解,没有正当性,简直像暗箱操作,但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票选制主要以演讲为主来选人,忽略了组织部对一个人综合、全面的考察,结果落于“取人以言”,这种狭窄化反而是另一种不公平。回到中国历史文明角度来看,现在中组部选任干部的方式,跟明代吏部的识人、选人、用人、考核几乎一模一样,更不用说中纪委跟监察制度之间的那种延续性了。中央组织部在“实”的层面,承袭了古代吏部的组织及其功能。另外是党的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共产党员修养与儒家士大夫精神的关系。明末清初很多人反省造成晚明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党争的问题,也就是士大夫精神丧失的问题。有没有士大夫精神决定了儒家政策能不能延续,共产党的党性修养也是如此,是一脉相承下来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接续了士君子之道。党的这些创制——集体领导、组织部、纪委等,其内核都是从传统儒家文官政治那儿延续过来的。所以,我们不在“名”上,而在“实”上才能解释它。不障蔽于“名”,而是在“实”上发现当代中国政治对传统的深层承袭,今天有必要作为自觉的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的“一”,要从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思想出发才能清楚阐释。而西方是另外一个脉络,多党制一定要各有所代表,并形成对峙关系。西方多党制背后的逻辑是所谓的“分散多元化”,根本上也是植根于封建制,包括民主制,也从封建那儿过来的,这是我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另外,中西方对于现代政治的两大基石——政党制和文官制,各有贡献。政党制是西方对现代政治的一个贡献,而文官考试制度则是中国文明对现代政治的贡献。西方人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将它转化成选拔事务官的文官考试制度。我们今天经常会批评“中体西用”,为什么不“西体中用”呢?欧洲当时对于中国科举制度也没有“中体西用”,而是“欧体中用”。欧洲学中国时,本来是选拔政务官的,结果变成事务官了,这也是根据西方自己的历史发展来的。所以,西方的代议制是“体”,而用文官考试制度选拔事务官是“用”。中国学习西方政党制之后形成的政党政治,也不是西方原本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中国一元意义上的、代表全体的、新的士大夫政治。西方没有中国两千年士大夫政治的文化积累,想学到科举制的全部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没法像中国一样;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不同于欧洲持续一千多年的封建制,中国学习西方的政党制度,也不可能照搬西方多党竞争制,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的一党制,与固有的士大夫政治是融合无间的。

   最后,我想从革命的角度来讨论一党制问题。过去一百年的政党史也是一党制的发展史,是在一战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现象。一党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才真正获得了成功,这跟一党制背后深层的文明底蕴有关系,也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直接相关。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议会制、多党制出现重大危机,在整个欧陆受到质疑,被认为没法代表总体的利益或集体的利益,反而是个人、地方利益占据统治地位。当时很多人想摆脱议会制的危机,想结束多党制,一党制由此应运而生。我们看当时有德国、意大利那种民粹主义,它不同于咱们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有苏联式的,从革命中产生,有它的正当性和广泛代表性。后来苏共瓦解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点很重要: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任时元老全部凋零,而戈尔巴乔夫缺少政治经验,政治不成熟,当时苏联的三千万党员都盼望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能让他们改革,但他不告诉大家怎么改革,而把党放弃了,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不一样。二战之后亚非拉很多国家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亨廷顿说,亚非拉的一党制不能持久,就是因为它们没有一党体系的稳定性来历。中国共产党承担了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双重使命,其历史资产是亚非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且其革命跟现代化不是对立关系,革命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亨廷顿认为,因为夺取全国政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共产党深深扎根于群众,所以它是能持久的;亚非拉那些一党制不成熟,一方面它们独立太容易,没有经历长久的斗争,另一方面它们没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一党制是不能持久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的重要因素。

   我主要从文明的角度和从过去一百年政党治理的实践来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我们要对共产党的一党制从历史中来这一事实有正当自觉,紧靠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这一主轴,并就党的全面领导作出新的解释。

  

   章永乐:贤能政治与中国革命的经验

   我本次提交的是关于贝淡宁教授的《贤能政治》的一篇书评。贝淡宁教授面对国际读者,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作了一个比较强势的辩护。这本书的英文版主标题直接叫“The China Model”,副标题叫“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而中文的主标题是“贤能政治”,副标题是“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英文版,无论是主标题还是副标题,都比中文版更强势。在西方学界呆过的朋友都知道,用这样的标题,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在这一点上,本书作者值得我们敬佩。

   我对《贤能政治》这本书的第一个判断是,它试图综合中国古代儒家与官僚政治的传统、西方比较熟悉的熊彼特式的民主定义,以及20世纪平等革命的某些成果。《贤能政治》里面提到节制资本、缩小贫富差距、以社会各阶层为基础建立广泛的人才库等,都体现出对20世纪革命的某种尊重。贝淡宁对于我们国内这些年的思想辩论是比较熟悉的,作出了不少有针对性的回应。这三种不同的资源究竟怎么结合,其实是有不同可能性的,我将对此展开探讨。

   我先从翻译问题开始。作者把“meritocracy”翻译成“贤能政治”,我个人感觉,中文语境里的贤能政治实际上比“meritocracy”丰富得多。“贤能”中有“贤”又有“能”。“能”可用一种功能的方式来界定,但“贤”就更复杂一些,关系到一个文明共同体对于何谓优良生活、何谓人的典范的想象。按照中文语境中的“贤能”理解,我们完全可以把“贤能”和毛泽东时代的“又红又专”这个标准关联在一起。但是我们仔细读的话,可以发现,《贤能政治》总体上并不关注共和国前三十年,仿佛中国的“贤能政治”断了一段时间,从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开始接续。《贤能政治》关注的是晚近的二三十年以来大量北大、清华的优秀毕业生进入公务员体系这样的现象。时传祥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刘少奇接见,张百发、李瑞环劳动模范出身,最后成为北京市乃至国家领导人。这样的例子,到底算不算“贤能政治”呢?在贝淡宁的探讨中,好像并不是。

   英语中的“meritocracy”究竟强调的是什么?这个词在传统上一直强调绩效(achievement),特别是强调知识能力。如果用这个一般理解来看,时传祥作为掏粪工人,他的绩效可能还不如一个发明了先进掏粪机械的工程师,因此就算不上“绩优”。改革开放之后,劳动模范的评比,实际上就走向了强调“绩优”的方向,劳模队伍里管理者与技术人员占据了多数,而时传祥这样的一线工人就未必能上来了,以至于在今天还要特别强调一定要保留一些一线的名额。如果以学历与绩效为参照,就可以发现当年时传祥这样的劳模受重视,首先是因为他们符合革命的德性标准。谢淑丽(Susan Shirk)发明了一个词叫做“virtuocracy”,李放春教授建议把它翻译成“德举”,因为它的关注点首先在于“举”而不在于“治”。而“德”的高低,当然是根据革命的道德标准去衡量的。大家首先要看的不是你干出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这跟西方语境中的“meritocracy”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贝淡宁越过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试图直接回到一个更为古老的传统。学者重视的思想传统会各有侧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一方面跳过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将中国与新加坡作为贤能政治的典范,恐怕就不利于读者理解两国当代政治制度的历史起源。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就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很多方面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深刻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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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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