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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驳汪晖新罪之“伪引”

更新时间:2010-05-04 14:57:15
作者: 吴良  

  

  “伪引”是“抄袭门”指控者给汪晖量身定制的新罪名。

  所谓“伪引”,即“引文和注释抄袭”,由豆瓣『读品』网友欧文在其网络文章《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抄袭证据补遗》(以下简称《补遗》)系统地提出。因其为网络举证,且限于难以证明抄袭的“引文”,它起初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4月16日,【读品】第96辑刊发“关于卷入‘汪晖抄袭门’所引发的系列事件的严正声明”,该“声明”称《补遗》为证明汪晖抄袭的又一“铁证,并公布其网络链接: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550693/。此前,《南方周末》4月8日副刊“编者按”中已说及“伪引”问题,同期刊登的项义华文也援引《补遗》论述其“与时俱进的学术包装”一节的观点。

  这意味着,对《反抗绝望》的审查已进入“逐引”搜索阶段。

  

  重构“转引”地图

  

  【读品】的“严正声明”提及所谓“一致的抄袭界定标准”,但没有给出具体根据。我猜想如果不是美国的《芝加哥写作格式手册》或者《MLA格式手册》,就是该刊群体制订的“学术私律”。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一位中国的年轻学人20多年前撰写的博士论文。这些尺度恐怕均不适用。

  这份被【读品】诸公尊为“铁证”的《补遗》,究竟是什么面貌呢?我们来看该文“新论”的“引子”:

  “第二种抄袭类型大家关注较少,我这里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即引文和注释抄袭。众所周之,学术著作难免要引用他人的文字,如此必须加注。有时候属于转引,那就需要把转引出处一并标出。而在汪晖的注释中,直接转引出处基本都被省略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观:《反抗绝望》一书有不少英文注释,引自各种英文原版书籍。看到这些,我们想必都会对汪晖博士的博学叹为观止。而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汪晖的英文注释,几乎绝大多数引自二手文献,而二手文献本身则都被他删去了。同时被删去的当然是二手文献作者的贡献……”。

  “引子”的前两句话,开门见山地提出“新罪名”并加以说明。接下来,欧文宣布:“在汪晖的注释中,直接转引出处基本都被省略了”。看到这个结论,读者一定会吓一大跳,心想:汪晖怎么能把直接转引出处都省略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假如这位读者领教过不老实的“王彬彬式搅拌”,且心有余悸,那就会学乖了,赶快翻书查证为妙。

  我正是这样一位上过当的读者。为了避免发出“诗人小郑”式的怒吼,我把三联版《反抗绝望》从头至尾翻了一遍,结果出人意料:全书可见“转引式”注释约30条——我忍不住想笑:30条转引注释还算“基本都被省略”了吗?“基本”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的含义就这样被篡改了吗?

  其实,“重构转引地图”的用心很清楚:只有隐瞒《反抗绝望》尚存大量“转引”式注释这一基本事实,他才可能顺利地将读者的目光转移到该书为数并不多的英文注释上,接下来他以“未审先判”的方式宣告其英文注释大多隐瞒了“二手文献”并构成“抄袭”,更将该书重版时为顺应学术规范变化所做的常规性修订,如将中英文转换以及个别的版本调整等等,曲解为作者“试图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标志”,如此一来,“汪晖学风有问题”这个“有罪推论”基本完成。

  为恢复《反抗绝望》的转引原貌,这里将三联版《反抗绝望》部分“转引”式注释摘录如下:

  P18 注释『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转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190页:

  P66 注释『1』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转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84页;

  P70 注释『2』引自库尔钦斯基:《施蒂娜及其无政府主义哲学》,第21页,马恩列斯著作研究会编辑出版部,1982年;

  注释『4』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第366页;

  P72 注释『5』《快乐的知识》,转引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17页;

  P106 注释『2』《存在与虚无》,引自夏基松:《当代西方哲学》,第258页;

  P155 注释『2』斯诺:《鲁迅——白话大师》,引自钱理群文;

  P214 注释『1』(英国作家华波尔语)转引自陈瘦竹:《论悲剧与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40页;

  P264 注释『1』 ……《看哪,这人》,转引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第54-55页……《偶像的黄昏》,(转引自)同上书,第64页;

  P265 注释『2』《萨特文学和哲学论文集》,1955年伦敦版,第24页,转引自《存在主义哲学》,第387-388页;

  P267 注释『1』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和抒情文选》,1960年纽约版,第30页:转引自《存在主义哲学》,第387页;

  P292 注释『1』(萨洛特《怀疑的时代》语)转引自《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第54页;

  P295 注释『4』 Soren Kierkeggard: The Concept of Irony. 1966, P. 57. 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84页;

  P359 注释『1』(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与文学的特质》语)《文学研究参考》1987年6期,第10页;

  P387 注释『1』转引自『美』威姆萨特、布鲁克斯合著《小说与戏剧:宏大的结构》,见《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4期。

  ……

  

  由此可见,汪晖《反抗绝望》一书转引文献甚多,包括尼采、伽达默尔、施蒂纳、萨特、加缪、克尔凯郭尔以及萨洛特、别林斯基等人的著作,涉及英、德、法、俄等多种语言。我们再回看欧文的《补遗》,其针对注释的指控总共8条,与《反抗绝望》中明确注明转引出处的30余处相比,是不是误差太大?

  

  幼稚的汪晖“贴金说”

  

  欧文有关“伪引”的指控共计8条,涉及6部外文著作,即布莱雷东《悲剧原理》、 西华尔在《悲剧形式》、 施莱尔马赫:《解释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其中,《补遗》关于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指控共有两条,涉及注释3条,现将其中一条指控摘录如下:

  (4)《反抗绝望》第一编第二节 P.70:

  在他(引注:施蒂纳)看来,“唯一者”是世界的核心、万物的尺度、真理的标准:

  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样。【注3】

  注3: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6.

  

  【1991年版(p.29)注释: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第6页。】

  抄袭来源:

  (英)戴维•麦克莱伦(D. Mclellan),《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5页:

   最后一段是:

  “神的事是神的事业,人的事是‘人’的事业。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样。”【注3】

  注3: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6页。(原文为“同上,第6页。”)

  点评:同样是让自己更加有学问的转换,从麦克莱伦的汉译本、到1991年版、再到2000年版,转变完成的轨迹清晰可循。

  上述指控可归结为两点:第一,汪晖隐瞒了引文的转引出处;第二,该注释1991年版为中文,2000年再版更改为英文。实际上,数页《补遗》共计8条指控不过重申这两宗罪。

  

  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外文资料严重匮乏的时期,对于外文书籍的参引常需借助相关的中文资料,转引是极为普遍的情况——如2008三联版《反抗绝望》一书仍保留“转引式注释”30余条,便是这一历史的遗留。对此,作者并无任何隐瞒。九十年代以后,无论是学术研究的外部条件(如图书资料、国外学术交流等),还是学术规范本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到九十年代倡导学术规范的时期,查核原著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如能在核查原文的基础上,对部分注释进行修订,不是很自然吗?这种常规性的“转换”,怎么就成了“让自己更加有学问的转换”呢?

  依据相同的逻辑,欧文指控,《反抗绝望》1991年版个别注释标出了转引出处,但新版本中,这些转引出处多数被隐瞒——在他看来,这大概也算是一种“让自己更加有学问的转换”。对此,我有必要指出:说汪晖隐瞒转引出处,本身是一种误导,他在《反抗绝望》1991年版中给出了转引出处,汪晖并没有销毁第一版,怎么就是隐瞒了原先的出处呢?如果汪晖刻意隐瞒,他怎么会保留三联版《反抗绝望》30余条“转引式注释”?按照欧文的逻辑,他恐怕会说:“也许是没有找到具体的洋文版本信息吧!”(《补遗》原话)上述说法表明:欧文对学术研究工作缺乏基本的常识和实践。

  欧文有意或无意地在“注释给出引文原始出处”同“阅读原著”之间划上等号,并据此随意进行双向推定:汪晖没有(或不可能)阅读英文原著,所以他只能“抄袭”他人注释;汪晖“抄袭”他人注释,所以表明他没有阅读英文原著。如果汪晖没有阅读过英文原著却冒充阅读过,那就是学风问题,就是为自己的著作“贴金”。这无疑是一种逻辑上的诡辩。

  但对于这样的说法,汪晖先生非常不配合。2002年,北京大学韩毓海等应《书城》杂志邀请对汪晖进行学术访谈,该访谈部分内容发表于《书城》杂志2003年第6期。访谈中,汪晖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接触无政府主义是与鲁迅有关系的,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鲁迅与施蒂纳和阿尔志拔绥夫的关系,这两个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因为考察鲁迅与斯蒂纳、尼采、叔本华这些人的关系,所以广泛地阅读了这些人的著作和其他相关的著作。斯蒂纳(即施蒂纳)的著作当时还没有译本。我在北图找到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啃得极其困难……”( 《历史可能性:想象与实践—汪晖访谈》全文见《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68-104页)。 汪晖讲这段话出于无心,他不可能预料到日后有人会逐字、逐句、逐引地检索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让汪晖啃得极其困难,但他终归是啃了,并且留下了“言证”。

  

  “臆想型”指控

  

  对于“伪引”的驳斥,我在分析《补遗》涉及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指控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再逐条重复。

  不过,我认为应该谈谈欧文指控汪晖抄袭陈瘦竹注释的部分。《补遗》所列相关指控共两条,分别涉及布莱雷东的《悲剧原理》和西华尔的《悲剧形式》。为节省篇幅,只将其后一条指控部分罗列于下:

  (3)《反抗绝望》P.341

  “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 【注1】……

  注1: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N. Y. 1967, P643-644)

  【1991年版的引文存在于注释之中(p.227):“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N. Y. 1978年第643-644页):‘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也没有出处说明,虽然在同页的一个注释中提及了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一文,谈及的也完全不是这个注释的内容。请注意:汪晖91年版的注释用的是1978年英文版。】

  

  众所周知,汪晖硕士学位由南京大学授予,而陈瘦竹先生正是汪晖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如欧文所言无误,陈瘦竹先生《论悲剧与喜剧》一书确是汪晖博士论文《反抗绝望》的参考书之一,那不是很正常吗?那是什么值得偷偷摸摸的事情吗?

  现在,我们来读读欧文的指控正文:“1991年版的引文存在于注释之中……也没有出处说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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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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