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华文化的特色

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产生于农耕方式占主导的时代，也是一个科学技术很不发达，对许多重要自然现象不能科学解释的时代。这决定了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三个思想基础是：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在温和的现世主义照耀下的宗教情感主义。西方文化的三大渊源：丛林法则、游牧文化（后来是商业文化）和宗教极端主义；这与中华文化恰成鲜明的对照。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道德主义，这种区别也常常为先秦诸子所自觉关注和重视，“人禽之辨”“夷夏之辨”和“义利之辨”，就是自觉区别于丛林法则的理论努力。

1、总结性而非创制性

孔子自称是“述而不作”，并不是谦虚，而是真的从氏族主义的道德主义精神遗产出发的总结工作的成果。道德主义和管理问题确实不是单纯的合适的书斋学问，中华文化的主题始终集中人本身和关涉人类的现实道路，在道德主义失落“由正而反”的过程中，揭示了人类未来“由反而正”的终极真理问题，有强烈的现世关怀情结，西方那种纯思辨和纯推理的思想方向在中国则很不发达。

把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说成是为统治阶级利益的创制性的思想，完全是胡说九道。用来说朱熹的理学还有点谱，朱熹的理学不仅试图把儒学发展成包罗万有的思想体系，而且确实兼容了丛林法则，进而被优势阶级发展成为“吃人的礼教”则是一个现实。

2、以国家管理为中心和悲观底调

由于道德自觉的丧失，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分化，先秦诸子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忧虑非常突出，所以治国安邦理论是所有诸子的思想中心。同时由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所以公共目标和共同利益从此就缺乏可靠的力量支持，人们由于没有共同利益的实现，个人利益也将没有保障，特别是大多数人---弱势阶层的利益将十分值得忧虑，正是在这样的忧患意识之下，所以中华文化的底调十分悲观。相应地中华文化“今不如昔”的复古情结很重，几千年来，仁人志士的志向都是要“复三代之盛”。

3、平民主义而非精英主义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度不发达，劳动成果很少，生存是首要问题，有限的劳动成果只有平均分配，才能够保障氏族成员的最低生存需要。孔子明确表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仅是一种分配上的结果平等，同时也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时代的最重要的道德内容。

老子的“贵柔”“守雌”也是自觉让步的另一种表述。孙子要实现上下同欲，其条件当然也是“官兵一致”。韩非主张实现国家动员，所有的基本生存以外的需要要全部取消，商人和儒士被称为“五蠹”作为社会的蛀虫看待。墨子和农家的主张就更加极端一些。这所有的主张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必须在社会上“抑高就低”，实现平等，不是现在精英们主张的什么“机会均等”，而是实实在在的结果平等，即平均主义。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精英主义者追求的实现优势地位的一切努力，都不具有合法性。

由于中华文化产生于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时代，如果真正能够在今天的现实中大范围推行的话，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危机管理和战争动员手段。近代中国能够从百年屈辱中再次站起来，就得益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神。同时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大陆因为民生极度困难和外敌的威胁严重，所以国家实际上渐次进入动员状态，当时社会中普遍高扬的道德主义和平均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这一危机管理手段的具体要求。

4、道德主义而非利己主义

中华文化以道德主义为核心源流，是一种利他主义和利群主义，这种道德主义并非空洞的说教，其根本依据在于个人的生存状态终究无法脱离集体利益的良好实现。这一点在中华文明的演进中得到充分的证明，作为个人受到自然和生理条件的限制是必然灭亡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和民族精神则可以在文化流传中不朽。只有特别注重整体利益的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具有足够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里把文化成果保存下来，并在强大的外敌面前最终能够团结一致免于被分割的命运，从百年屈辱中重新站起来。

而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必将烛照人类的未来。因为没有共同利益的实现，个人的命运也一样难以把握。没有什么时代比今天看得更清楚：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没有人与人的主动协调，人类的未来将会是黯淡无比。

5、重视继承性而非开创性

中华文化从根本上讲，不是一种哲学，也不是任何一种思辨性的科学理论，而是人们对现实道路所做的一种理智选择。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她在理论上多么精致优雅，而是在现实无法回避的两种选择中，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在社会上尽量规避丛林法则，所能够做的最终会有利于大家的一种理智选择。

道德是一种深刻的理智的经验，最早来自氏族社会，从此以后由于个人生存不依赖于群体，社会就逐步丧失了广泛的道德自觉。丧失道德自觉的社会纷争无限，最终导致个人命运的悲惨，纷争消耗资源而且损害人们的真诚关怀，不仅人们终究无法享受在现实技术条件下最大福利水平，而且心灵再也没有宁和安逸的时候。道德主义是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协调的主动自觉意识，需要人们能够摆脱最原始的利己欲望，自觉地关注其他人的利益和整体利益。道德不需要创新，而是需要深刻自觉，需要“慎独”，需要“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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