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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峰: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问题与研究方向

更新时间:2009-09-02 23:48:56
作者: 魏永峰  

  

  内容提要:本文评述了过去几十年中有关社会网络和职业获得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围绕四个重要议题:一是关于验证社会网络对职业获得具有因果效应的研究思路;二是关于强、弱关系之相对有效性的条件;三是关于网络结构对关系强度命题的挑战;四是关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职业获得的相对效力。这四个议题各自包含了一些意见相对的理论主张,由此衍生出下一步理论探索的重要问题和研究方向。

  关键词:职业获得;社会网络;研究述评

  作者魏永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44)

  

  社会网络和职业获得研究是社会网络理论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自从1970年代格拉诺维特有关求职问题的经典研究以来,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职业获得这一取向已经激发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审视以往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内容将放在对以往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出现的几个争执或矛盾的评述上,目的是想要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和探索方向。

  

  一、因果效应与研究思路

  

  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研究的中心命题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影响其职业获得的结果。为了证实这二者之间存在因果性效应,以往的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思路:一是考察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和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二是考察个人在职业获得过程中动用的社会网络资源和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第一种研究思路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人的一般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个人职业获得的结果取决于关系网络联结的情况;重要的是通过关系网络获取的社会资源的质量和数量,而非所动用的关系本身。沿着这一思路,研究者将焦点集中于个人所拥有的网络和网络成员的资源特点(如规模、多样性、异质性、密度、资源范围等)对职业获得结果变量(如工作机会、晋升、职业声望、家庭收入和奖金)的影响。第二种研究思路关注的是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中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源。它不关心个人在社会网络中所能够提取的资源,而考察的是,在个人特定工具性行动中提供了帮助的关系人的资源特点(如职业地位、权威地位、部门)与行动结果(如个人的职业声望、工资、权威)之间的关联。

  经验研究的结果普遍支持了这两种研究思路,即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和在特定工具性行动中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源分别与个人职业获得结果之间存在关联。那么,是否可以到此下结论说社会网络对职业获得具有因果性效应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就在于这两种研究思路本身。第一种研究思路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社会资源的获取就意味着动用。只有这个假设成立,才能依据这一研究思路的结果证明社会网络对职业获得的因果性效应。原因在于,人们选择交朋友并不是随机的,那些具有社会同质性的人容易结成朋友。如种族、性别、社会阶级、宗教、行为以及价值观等等社会人口学特征相同或相近的人往往容易结为朋友。这样,个人的职业收入与朋友的收入或职业地位之间也许本来就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不论朋友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提供了帮助。所以,要确定社会资本变量和劳动力市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仅仅考察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和职业获得结果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区分由朋友的同质性选择所产生的虚假相关和真正的朋友的帮助是分析的关键。

  对于第二种研究思路,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资源如何被概念化和测量?是通过求职过程中动用的关系来测量,还是通过个人一般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特征来测量?中国人常说“人脉广泛”、“广交人缘”,这意思就是个人要把自己的社会网络编织得很大、很广,以便能够在需要时涉取到有用的社会资源。

  可见,个人所动用的社会资源仅仅是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因此,即使我们发现个人职业获得的结果与关系人的资源状况存在正相关关系,仍然不能确定它和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总量之间的关系,也就不能充分地宣称社会网络和职业获得之间就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如何来确定社会网络对职业获得的因果性效应呢?林南认为要检验两个过程,即社会资本的获取模型和社会资本的动员模型。前者关注的是自我在社会网络中所获取的资源,这些资源影响自我获得的地位,如职业地位、权威地位、部门或收入。后者关注地位获得过程中动员的社会资源,即动用的关系人及其所提供的资源。而且他认为,合乎逻辑的办法是在一项单独的研究中同时检验获取与动员的社会资本(林南,2005:90)。莫尔(Mouw,2003)也提出了一个检验网络社会资本的因果效应的办法,即考察社会资本拥有量和动用社会资本找工作的概率之间的关系。如果其它情况都相同,拥有更优质的社会网络的劳动者应该更有可能运用关系找工作。因此,欲检验社会资本变量对职业机会的因果效应,必要的一步是确定这些变量是否增加了运用关系找工作的概率。这种因果关系检验办法的基本逻辑是:假如好的社会关系意味着真正能带来收益,那么社会关系丰富的人比社会关系差的人更可能通过关系找工作。反之,假如通常用来测量社会资本的网络成员的教育和职业声望等仅仅反映了同质性,而非社会资本的因果关联,那么社会关系丰富的人就不会通过关系获得好的工作机会,我们也就不能指望他们更可能通过社会关系求职。

  综合以上分析,证明社会网络对职业获得的因果性效应需要关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资源的拥有、社会资源的动用和求职结果。具体而言,首先必须区分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动用的社会资源;其次,分别考察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动用的社会资源与职业获得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正向关系;再次,考察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动用社会资源概率之间是否存在正向关系。如果后三步同时都得到证实,那么就可以初步认为社会资本对职业获得具有因果效应。

  

  二、强关系还是弱关系?

  

  长期以来,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方面的经验研究主要为关系强度的判断所引导。到目前为止,经验研究的结果是,一部分研究支持弱关系理论,而另一部分却没有发现弱关系的效应,甚至有些还得到相反的经验发现。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种解释是地位差异论,即认为社会地位是强弱关系发挥作用的边界和条件。韦格纳(Wegener ,1991)认为,现实中的大多数社会网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异质性的,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网络中既包含有高地位的人,也包含有低地位的人。

  对于那些在网络中处于高地位的人来说,利用弱关系才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必须超出自己所在的关系网络范围才能够接触到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弱关系正好可以提供这样的机会。而那些在网络中处于低地位的人在网络内部就完全可以通过强关系联系到地位更高的关系人。韦格纳据此推测,关系强度和求职者先前的职业地位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如果抽样设计均衡的话,关系强度与高地位求职者之间的负效应和与低地位求职者之间的正效应应该能够同时显现出来。韦格纳对前西德604名男女的生活史调查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关系强度与先前的职业声望存在交互作用,即先前职业声望低的转职者使用强关系实现流动,而那些职业声望高的则利用弱关系实现流动。他最后指出,在异质性网络中,究竟是何种关系强度发挥作用取决于个人先前的地位。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够解释一些人通过弱关系获得收益,而另一些人则通过强关系获得收益。

  然而,韦格纳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提出的地位差异论解释暗含了一个假定,即高地位的人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和低地位的人所拥有的关系网络是完全重叠的,他们共同拥有这一唯一的网络。这个假定过于强了。事实很可能是,高地位的人和低地位的人的关系网络有一部分是重叠的,而另一部分是不重叠的。也就是说,高地位的人和低地位的人拥有不完全一样的个人关系网络。既然低地位的人可以在自己的关系网络内部通过强关系接触到高地位的关系人,那么同理,高地位的人也可以在自己的关系网络内部通过强关系接触到比他地位更高的关系人。因此,虽然韦格纳的发现——不同地位的人动用关系的强度存在差异——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他给出的个人网络异质性的解释不能贯彻到高地位的人那里,显然是不充分的。

  另一种解释是制度差异论,即认为不同的制度脉络是求职中强弱关系之相对有效性的条件。在《求职》第二版(1995)的后记中,格拉诺维特在回顾了“弱关系优势”理论提出以来一系列相关的经验研究后,指出关于关系强度和劳动力市场的假设必须在制度脉络中提出。边燕杰(1997)将格拉诺维特的这一观点运用于分析中国工作分配制度下的求职过程,即超出市场经济的范围之外,考察强弱关系在中国求职者中的相对有效性。他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转职者并非是通过弱关系来实现职业流动的,相反他们往往借助于亲戚、朋友等强关系的帮助达到目的。在区分了信息和影响后,他发现在工作分配制度下,个人的关系网络主要用来获得掌握工作分配实权的人的影响,而不是用来收集就业信息,因为求职者即使得到了信息也不能去申请工作。边燕杰由此提出了“强关系优势”理论。格拉诺维特通过考察市场经济中职业获得过程而提出了“弱关系优势”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依据是弱关系作为桥梁在传递信息方面比强关系具有优势;而边燕杰在对中国个案的研究中发现强关系在传递影响方面相对于弱关系的优势。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是,在市场经济中重要的是工作信息,弱关系恰恰显示出在这方面的优势;而在中国的工作分配制度中重要的是影响,强关系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力量。总而言之,强弱关系发挥效力的条件似乎在于计划经济(中国)和市场经济(美国)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

  如果说经济制度是强弱关系发挥作用的条件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不管是哪个国家或地区都应该得出“弱关系优势”的结论。但是,在日本、台湾、新加坡等东亚的一些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中所做的研究都一致支持“强关系优势”假设(Watanabe,1987;Berger and Hsiao,1988;Xiong ,Sunand Xu,1986)。这应该如何解释呢?一种可能的猜测是,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强弱关系发挥作用的条件。尽管东亚的这些国家或地区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但这些国家或地区共通的地方是它们在传统上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同属于儒家文化的文明圈。也许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强关系占据优势;而在西方社会基督教文明背景下,弱关系占据优势。姑且把这称之为第三种解释,即文化差异论。

  要检验这一假设需要有效分离经济制度和文化环境这两种影响。在《找回强关系》一文中,边燕杰比较强弱关系之相对有效性时是把这两个因素混在一起的。

  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美国同时也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宰,而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同时又处在儒家文化的怀抱中。因此,到底是制度环境还是文化环境对强弱关系的相对有效性起作用无法做出判断。边燕杰和洪询(1997)在一篇论文中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天津的资料和新加坡市场经济环境下搜集的资料进行了比较研究。

  他们选择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的目的是排除文化等其它因素的影响,而专注于观察劳动力市场因素对强弱关系效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新加坡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背景下,工作更多地是通过强关系获得的,而非弱关系,这与在天津的发现一样。

  这一结果排除了“劳动力市场缺失与否对职业流动中强弱关系的相对效力具有内在影响”的假设。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边燕杰和洪询的目的是想检验制度脉络是否对强弱关系的相对效力产生影响,但实际上他们的研究间接地支持了文化差异论的观点。

  

  三、关系强度与网络结构

  

  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强度论点关注求职过程中自我、关系人和(或)帮助者之间关系的性质。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优势”理论指出,由于强关系把一伙经常互动的人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在群内传递的主要是多余的重复信息;而弱关系由于可以在不同群体之间扮演“桥梁”的作用,它往往是新信息的源泉,因此求职者利用弱关系更容易获得工作。林南(1982)进一步扩展了格拉诺维特的观点,通过强调弱关系在获取更好的社会资源中所发挥的作用,说明了弱关系和地位获得结果之间的关系,即弱关系带来更好的关系人,而关系人又产生更佳的结果。

  然而,一些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求职者的特点之后,关系强度和工资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Bridges and Villemez,1986;Marsden and Hurlbert,1988)。

  布瑞基斯和维利麦兹因此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关系的强弱维度不是个人关系的唯一的,或者说最重要的特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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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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