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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婧:近代上海女医群体的形成——以社会网络为视角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8-28 17:41:33
作者: 赵婧  

   摘    要:

   在近代上海的众多职业女性中,女医数量虽少,却因其现代科学执行人的身份受到瞩目。女医的养成首先得益于女子医学教育的开展,民国以后,开业女医的数量不断增多。上海是近代中国女医教育、开业最为重要的集聚地之一,各类女医活跃于此。她们通过亲朋挚友、医生同僚等社会关系,采取合作开业策略,游走于各类医疗机构与组织之间,建构自己的执业网络。共同的医学教育经历与背景,使女医与其他医者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而家庭或同乡关系,亦在女医确立职业志向、拓展医疗业务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关键词:近代上海; 女医群体; 医学教育; 社会网络;

  

   医疗社会史书写的最初目标在于为精英医生们立传。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的介入,医疗史越来越多地关注疾病、公共卫生与保健制度等社会面向的医学话题。进入21世纪后,医学中的“人”重新受到关注,历史学家力图透过医生这个职业群体来考察医患关系、医疗方式与社会观念的变迁,以回应医疗社会的现实问题。当医生是女性时,女医生的性别身份决定了其异于男医生的医业分工,并呈现出独特的医学文化特征。

   对近代中国医生群体的既有研究,通常只关注男性,即使关注女性,也只聚焦于少数精英女西医,且时段局限于清末民初。1本文以20世纪上半叶在上海从事医疗活动的普通女医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女西医,兼及女中医),通过考察女医教育与开业形态,初步探讨社会网络在女医群体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自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学界兴起,其基本概念为特定个体之间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独特联系,这些个体由于彼此间的关系纽带而采取相似的思考和行动方式。这种关系可以是人际关系,也可以是交流渠道、商业交换或贸易往来。其中,关系力量(强度)的概念将关系分为强和弱。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前者通常包括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后者则包括业缘关系、泛缘关系等,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二者在人们获取信息和其他社会资源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2女医作为社会化与职业化的个体,身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包括同僚合作或竞争关系、医患关系、家庭关系等,而这一近代社会新兴职业群体的开业策略表明,女医通常会主动利用这些关系及其提供的社会资源,以建构自己的职业领地与社会地位。

  

   一 女医养成:数量与医学教育

  

   19世纪末期,中国出现了少数现代意义上的女医,最早赴美学医的四位女性——金韵梅、石美玉、康成与许金訇——即为其中的代表者。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各类女医数量已初具规模,多半在通商口岸城市行医。在很大程度上,抗战时期战争救护的需求使得女医的数量得以快速增长。上海是近代中国开业女医最为重要的集聚地之一。在1909年的《上海指南》中,张竹君是仅有的四位著名华人西医中唯一的女性。根据1922年《上海商业名录》的统计,当时沪上中医男性202人,女性6人;男西医98人,女西医21人。31936年《上海医师公会会员名录》中记载男女西医分别为311人和33人。450年代初,官方登记注册的上海女西医和女中医人数总和上升至350个左右。5这些数字来自卫生行政机关申领执照者的统计,执业女医的实际数量要高于此,但可以确定的是,男女医师比例大致为10∶1。

   执业女医的数量不断增多,女子习医或业医成为可能,得益于各国医学教育的进展。中国女西医的来源包括教会医院培养、留学归国、国内医学院校毕业或国内毕业再赴国外进修。此外,尚有学习中医出身兼习西医者。而近代中国女中医的养成不仅延续了拜师习医的师徒制,同时还增加了女中医学校这一新式教育形式。6就笔者所见近代女医相关文献而论,女医既包括医学院校开办者或授课人、医院领导者、长期经营诊所业务者,也包括医疗个案中的无名氏;前者通常在较长时段内保持活跃度,后者则更能凸显女医中边缘群体的从业状态。多种因素形塑了女医内部的区隔与等级,医学教育无疑是区分女医群体内部不同社群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因素。

   海外留学的女医,从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英国的爱丁堡大学,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等高等学府,获得医学博士学位(M.D.),归国后通常从事医疗与社会事务、拥有更高的社会声望以及更大的社会活动空间。金韵梅、石美玉、康成与许金訇,被不断塑造为近代女子教育的开荒者、新女性的代言人,她们的行动与事迹一直是媒体争相报道的主题。7而她们的后继者从美国各地归来,以医学精英身份顺利占据了综合医院、政府卫生部门、女性社会团体的各种职务。上海近代最大的妇产科专科医院,即由美国基督教女公会创办于1885年的西门妇孺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成为这些留美女医生的大本营,倪逢生、葛成慧、邝翠娥、王淑贞等都曾在此行医,同时兼任医学院教授。上海市卫生局作为现代政府管理职能推行者,也聘请她们为现代卫生行政的执行人。此外,沈骥英对于上海乡村卫生问题、高桥卫生模范区建设、节育诊所指导,陶善敏对于女子医学教育问题研究、上海卫生局卫生试验所,皆贡献良多(见表1):

   表1 近代上海留美女西医及其活动举要 

  

   留日女医是另一个较大的女留学生群体,数量上多于欧美国家女医留学生的总和。成立于1900年的东京女医学校(1912年更名为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至1927年,至少录取了67名中国留学生入校学习。其中,广东省留学生最多,其次为福建、浙江、江苏等省。8经过四至五年的医学教育后,一些女医会选择回到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开业。其中最有名者当数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她与同学李韵娴1914年入学,1919年回国,在北京开办森仁医院。杨步伟婚后基本放弃医业,只在短时间内开办过为穷苦人服务的节育诊所。9比杨步伟早回国的钱旭琴、苏淑贞于1916年分别到上海医院产科、广东病院产科任职,二人受到女子医专校长吉冈弥生的称赞,并被中国媒介誉为“中国女子健康之福星”。10而比杨步伟早五年入学的熊谈松雪,回国后一直活跃在江苏各地的医疗领域,在南通、镇江、无锡等地创设女医学校和医院。11此外,中国留学生入读的日本女医学校尚有帝国女子医学药学专门学校、东洋女子齿科医学专门学校、东京女子齿科专门学校与大阪女子高等医学专门学校等。

   随着20世纪本土医学教育的拓展,女医培养构成了发展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目标。出于保护女性健康以及女医生诊治女病患的需求,专门培养女医的女子医学院既是教会医学教育的努力方向,也是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某种延伸。前者如1899年美国长老会创立于广州的夏葛医学院(亦称夏葛女医学堂,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1908年美国卫理公会、长老会与公理会联合创办于北京的协和女子医学院(亦称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North China Union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以及1924年美国基督教女公会、浸礼会联合成立的上海女子医学院(亦称上海基督教女子医学院,The Shanghai Union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或The Women's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后者的代表则是1905年创办的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

   1905年3月,沪上第一位挂牌行医的华人女西医张竹君与士绅李平书在派克路(今黄河路)共同创办女子中西医学院,张竹君教授西医,李平书教授中医,意在培养贯通中西医且专为女性病患服务的女医者。1909年7月,李平书在积谷仓(今多稼路)集资建成南市上海医院,附建有校舍,女子中西医学院遂迁入。尽管该校的医学课程设置、教育水准并不尽如人意,12但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女医教育的基础,成为女医日后留学深造或进入国内综合医学院的跳板。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是葛成慧,她于1914年以第二名身份从该校毕业,1921年考取公费留学名额,入耶鲁大学医学院,回国后一直活跃于产科领域。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沈郑浩,她在画家丈夫沈泊尘离世后,进入上海女医学校学习,后东渡日本深造,并在男性友人的帮助下,于20年代中期开始于沪上执业。13

   上海医院的经营并不顺利,其主要医治对象是南市附近的贫苦大众,办院经费常年无着,李平书借助其社会关系网四处筹措。“二次革命”后,李平书东渡日本,张竹君独力难支,医院亏累甚巨。而医学教育理念的分歧很可能是张竹君后来另起炉灶的关键所在。自上海医院建成后,一方面以西医为根本,删除中医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不再用女医学堂的校名,直接改称为上海医院医学校,且男女同招,女医学堂的性别特征逐渐淡却。但张竹君仍秉持女子医学教育的理想,培养专为女性病患服务的女医是根本宗旨,这与上海医院宣称“中国之生灵可免庸医之杀戮”的普度众生思想,有相当程度的歧义。14张竹君于1916年1月将上海医院医学校更名为富华女医学校,“其义欲使我国二万万女同胞同抱富强之目的”,表明重寻女子医学教育性别意义的努力;同时发布新的招生简章,以期延续女子中西医学院的女医教育理念。15张竹君还申请上海医院收归公有,并于当年4月辞去监院一职,不久后,上海县宣布接管上海医院,改归公立。16但富华女医学校持续时间并不长,张竹君亦未能继续其女医培养的行动,其志愿由妹妹张湘纹承袭。1917年,张竹君在星加坡路(今余姚路)创办健华颐疾园(后改称健华医院)作为肺病疗养之场所,后在疫病流行期间用作时疫医院。17

   随着男女同校在20世纪20年代渐成趋势,综合性医学院校也开始招收女生,专门的女子医学院似已无设立之必要。1922年中国教育委员会决议:“促进女子医学教育,不在保持固有之女子医学院,而在使女子在男女同学之医学校有同等之机会。”据1933年的统计,中国共有医学校28所(上海多达7所),其中专收女生者2所(夏葛医学院、上海女子医学院),专收男生者2所(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其余24校男女同招(如同德医学院、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医学院等)。当年女生在读人数619人,在各医校所占比例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二十几不等。18专门女医学校的式微,不仅表明女医教育借助并加入更大的医学教育体系的需求(北京协和女子医学院于1923年并入齐鲁大学),还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相关(夏葛医学院于1936年归并岭南大学),拟另文论述。

成立较晚的上海女子医学院继承了女医专门培养的衣钵,与其说逆男女同学大势而行,不如说通过医学教育资源的整合,提出更高的女医教育专业化目标。1924年,在1891年美国监理会创办的苏州女子医学校的基础上,上海女子医学院正式成立。该校在美国立案,以西门妇孺医院为教学实习医院,“正科入学资格,须在大学校毕业,或肄业二年以上者,四年毕业,毕业后在医院实习一年,始授证书”。19所招学生大多来自金陵女大、燕京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大学。学校在专业课程上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合作,互换教员,均用英文授课。初创时学生仅10人,专职和兼职教师约15人;1935年,专、兼职教师增至30余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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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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