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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喜阳:作为第二个政府的作家

更新时间:2008-07-24 14:25:44
作者: 沈喜阳  

  在写于前苏联时期的小说《第一圈》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借小说中的英诺肯基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一个国家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个政府”[1],曲折而又坚定地阐明了作家的使命意识。作家既然是第二个政府,那就必然与执政的现政府相对立,这也注定了索尔仁尼琴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在前苏联,由于他在私人信件中议论斯大林的是非被逮捕监禁,因为著文揭露斯大林及其共产党政权的残暴,先是被开除出作协,后又被驱逐出国境;在西方,他指责自己的恩主——美国,1978年的哈佛演讲批评西方招致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围攻;“活着回到祖国”,他又无情揭露俄罗斯社会现实并猛烈抨击当权者,1998年拒领叶利钦总统颁发的圣安德列勋章……索尔仁尼琴自称为一头不断顶橡树的“牛犊”,“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2]。他这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牛犊,总是很不明智地把现政府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脑袋和犄角狂热地顶向枝干庞大根基深厚的橡树……

  生活的“不正常”如果是制度性的,那么一个写作者就要质疑这样的制度乃至国家,就要勇于把自己放在现政权的对立面,就要敢于成为“国家公敌”和国家机器控制下的某些人民的“公敌”。一个人挑战一个国家的例子,西方曾屡屡出现:茨威格对一战的态度使他成为国家公敌,被迫流亡瑞士;罗素因为在二战时提倡和平,而被英国政府监禁;左拉面对德雷福斯案件不公正的判决,毅然发出“我控诉”的怒吼;托尔斯泰目睹沙皇政府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勇敢地写下《我不能沉默》的正义篇章。而俄罗斯文学有一种可贵的传统,就是坚守良知的写作。索尔仁尼琴“作家是第二个政府”观的清醒和勇气,是深沉的俄罗斯文学、思想传统在一个特殊时代的体现。张建华曾精辟地指出:“俄罗斯文学立足于拯救的思维特征决定了文学创作的使命性特点。这一特点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作家的救世与救人的思想。俄国文学历来是社会变革的推波助澜者。”[3]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就是具有历史使命性的作品,而他对此历史使命也是相当自觉的。他说他的命运不属于他自己,他的文学命运也不属于他个人,而是所有千百万人的命运,他要为1917年后受难的俄国人民和所有已死的人申诉:“他们没有能写下来、说出来、嘶哑地喊出来自己的狱中苦难和劳改营的发现。”[4]《古拉格群岛》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沉重、最残忍的书”,它集中体现了索尔仁尼琴反对强权和暴力、极力消除笼罩在自己国家头上不真实的神话和虚假印象、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思想。索尔仁尼琴借助此书真实地再现了斯大林大清洗前后四十年间苏联社会黑白颠倒、人伦丧失的可怕状况,统治阶层残暴和不人道的行径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就必然激起人们禁不住要质问这样的制度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从而达到为社会变革推波助澜的作用。俄罗斯女作家尤利兹娅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能够改变社会进程,或至少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索尔仁尼琴自己也认为:“文学可以加速历史前进的脚步。”[5]由此可见“第二个政府”的巨大意义。

  马克·斯洛宁称赞索尔仁尼琴是“伟大的挑战者”、“独立不羁的自由主义者和人权捍卫者”,成为“道德高尚和刚正不阿的象征”[6]。之所以说是“伟大的挑战者”,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勇敢地向现行政府及其残暴专制的政治制度挑战。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索尔仁尼琴曾直接提及反专制,一个代号为X-123的犯人认为艺术家迎合暴君的口味是“在按狗的旨意行事”,“为暴君的专制统治辩护”,更是“极为可憎的政治思想”[7]。一个艺术家只有不迎合暴君的口味,不做政治家的工具,不为现行官方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吹喇叭抬轿子,不放弃反抗暴力、追求真理的理想,不创作无关痛痒的低俗的生活消遣品,而是反映出社会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状态,说出比“整个世界分量还重”的真话,才是按人的良心立身行事,而这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索尔仁尼琴被逮捕、被驱逐出境,饱经颠沛流离之苦,这一切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是无法忍受的;何况只要他放弃做人的良心,而按狗的旨意行事,就有鲜花、美酒、荣誉和享受奖赏给他。一得一失之间,道德高尚与卑下、人格坚强与软弱、精神伟大与渺小,立刻判然可见。刘文飞在《索尔仁尼琴八十岁》一文中慨叹索尔仁尼琴真是一位“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并由此展开进一步的思索:“也许,与权力保持对峙,至少是保持距离,才是真正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应该选取的最佳位置;也许,思想和文化只有与政治的冲突中才能体现其意义,丰富其内涵,并焕发出真理的光辉。” [8]在该文结尾,刘文飞把索尔仁尼琴比作晚年的托尔斯泰,因为二人具有同样的对权力的激愤,对民众的温情,同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肃的道德感。这一切都跟索尔仁尼琴自觉地坚守“作家是第二个政府”分不开。

  在《第一圈》中,索尔仁尼琴又担当了一次“第二个政府”的职责,他所描写的那些玛尔非诺特种监狱的犯人们比监管他们的国家干部道德上要高尚,人格上要高贵,精神上要强大,他是把现政府的判决进行了再审判,是把颠倒了的一切又重新颠倒过来,肯定了犯人们生命的价值和自我的尊严,鞭笞了国家干部生命的卑劣和自我的猥琐,充分显示了“第二个政府”的威力。在小说中,为了自己的头脑不被麻木所净化,犯人涅尔仁毅然拒绝了玛尔非诺研究所所长雅科诺夫上校要他参加密码组的邀请,虽然他明知参加密码组就能留在物质待遇较好的“第一圈”里,而拒不参加密码组,就得再次被投入普通劳改营,去接受身体上的摧残。这使得雅科诺夫上校气愤地说“你以仙酒换取扁豆汤”!而涅尔仁认为“如果舒适重要得超过了生存,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9]出于同样考虑,另一囚犯伊拉里昂·格拉西莫维奇也拒绝了奥斯科卢波夫少将的提议:即让他发明一种晚上用的红外线照相机和一种自动拍摄的普通照相机,而这两种照相机都是用来提供证据以便抓捕人的。格拉西莫维奇声称自己“不是捕人的野兽”[10],他不能因为一份“仅能维持生存的饭菜”,就出卖自己的智慧。他和另一囚犯波贝宁散步时提到一幅 “正在消失的罗斯”的 画,他认为倒不是说俄罗斯的消失,而是“优秀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消失”,所以,“我们这些还允许存在的科技精英”应担负起“恢复人文科学的科学精神”的重任[11]。这正是这些低贱的囚犯显得高贵的原因所在,已被关押了18年的老囚犯、前数学研究所所长切尔诺夫教授认为只有犯人才有不朽的灵魂,而生活空虚的自由人则灵魂渺小。相对于这些灵魂高贵不朽的囚犯们,那些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从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玛尔非诺研究所所长雅科诺夫上校,到在上级面前胆战心惊、在下级面前气指颐使而且对下级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内务部长阿巴库莫夫,直到年老昏聩、疑虑重重、刚愎自用的领袖斯大林,他们一个个猥琐不堪,莫不显得像小丑一般,毫无做人的尊严,仅仅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个零部件。

  中国既有强大的“明智”、“明哲保身”的“智者”传统,也不乏以生命来捍卫“作家是第二个政府”的“戆者”传统;由于前者的泛滥而愈益彰显出后者的珍贵。《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宪问》:“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卫灵公》:“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试问,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在邦无道时都愚都隐都避都卷而怀之,那么怎么才能使、何时才能使邦有道呢?为了自己明哲保身,而置邦国于无道的境地,这实际上是国家意义上的“见死不救”。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词中为司马迁不能明哲保身而惋惜:“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事实上,司马迁如此博物洽闻,不可能不熟读《诗经·大雅》,他之所以不明哲保身,不是因为他做不到,而是因为他不肯做!其实,我们恰恰应该为有司马迁这样不愿明哲保身的硬骨头而感到自豪,可见在中国这个奴性实足的土地上同样流淌着作家的良知。司马迁不仅能仗义执言,而且能忍辱负重。如果说在朝廷上下一致谴责李陵的愤怒声中,司马迁的第二种声音虽然显得异常尖锐,而且他也为此受到了最令人耻辱的刑罚,但是我们还能把他视作传统意义上冒死进谏的忠臣;那么,对于刘汉王朝的死敌项羽,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之作只有皇帝才配享有的《本纪》,这里的第二种“声音”则令人极度震惊,司马迁已大大超出传统意义上冒死进谏的忠臣的范畴,而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上的“反对派”,代表着第二个政府。骆玉明认为司马迁“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见得会被厚颜无耻的谎言彻底淹没,权力未见得无所不能,正义未见得一无所成。”[12]这正是司马迁超越个人存在的意义所在。这说明要做到举世混浊一人独清、众人皆醉一人独醒既需要勇气,更需要付出代价,仅仅洁身自好远远不够。另外,司马迁在“君子耻言利”的思想传统下,作《货殖列传》,这又是开辟了“第二个”思想传统,其挑战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勇气也足以光照千秋。

  二千余年后,中华大地上的另一位史学家再次弹奏出石破天惊的“第二种声音”。在“改男造女态全新”[13]的新形势下,在马列主义一统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时代里,陈寅恪竟公然提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14]的要求。以陈寅恪对历史与现实的“通识”,在全中国只拥有一种价值系统,只发出一种声音,只拥有一种颜色之际,他当然知道此要求不合时宜的沉重的分量。但是陈寅恪坚决提出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要求,正是他一生所高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价值之体现。因为在他看来,“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敢于为自己的学术信念而献身,这是陈寅恪直追司马迁的人格基础。因为“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15]。要发扬真理,研究学术,就必须自由、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就绝不能受“俗谛之桎梏”,无论这“俗谛”在时下是如何尊贵显要,如何令人趋之若鹜,如何成为钦定的唯一“真理”。更有甚者,陈寅恪从陈端生的《再生缘》在众多弹词体中脱颖而出的现象而得出“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16]的结论。优美之文学源于自由之思想,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文艺家如果没有“第二个政府”的意识,不但无补于世道,无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且也根本创作不出优美的作品。这也许从反面证实了那些随风摇摆的“衮衮诸公”在1949年之后之所以未能写出“优美之文学”的原因。正是陈寅恪的不“从俗浮沉与时俯仰”[17]、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18],他才能在惊风密雨、盲目膑足的恶劣处境下写出足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鸿篇巨著。

  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当代生活的对立者和批判者,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现实”主义永远不会过时。托马斯·曼在《我的时代》中说:“我的时代!对于它,我有权这样说,我从来没有曲意奉承,而且,无论在艺术上、政治上、道德上从来没有对它卑躬屈节。当我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它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处在与它对立的立场的。”[19]文艺家只有勇于说“不”,只有采取对立和批判的立场,才有可能揭穿时代的病根。索尔仁尼琴在迟到的诺贝尔受奖演说中说:“艺术家的工作是不能纳入贫乏的政治范畴的。”[20]这也就是说艺术家理应开辟第二个战场,提供政治之外的眼光。布罗茨基也有一句名言:“诗与帝国对立。”[21]帝国在一切方面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唯有诗歌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树立起足以对抗帝国的第二种权威。诗歌权威与帝国权威恰恰相反,它不教人臣服,而教人抗争,不教人守旧,而教人创新,它不是闭目塞听随声附和,而是怒目圆睁做真理的代言人。马尔克斯曾言:“关于现实,我认为作家的立场就是一种政治立场。……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同文学志趣都从同样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即对人、对我周围的世界、对社会和生活本身的关心。文学志趣是一种政治志趣,政治志趣也是一种文学志趣。两者都是关心现实的形式。”[22]他所说的政治志趣绝非被现行官方所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他自己的对抗现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独立的思想价值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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