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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喜阳:论《长恨歌》的半截性

更新时间:2017-05-29 22:44:25
作者: 沈喜阳  

  

   [摘要]《长恨歌》的主人公王琦瑶具有旧上海的象征性,但却不具有解放后的新上海的象征性,因此其象征性是“半截”的;《长恨歌》对上海社会现实的描写真实与虚假同在,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不够真实可信,因此其真实性是“半截”的;《长恨歌》不具备悲剧精神却又具备悲剧躯壳,因此其悲剧性也是“半截”的;《长恨歌》的“半截性”在当代中国的象征意义在于当代文学的 “半截性”,拯救这种“半截性”的可能对策。

  

   [关键词] 象征 真实 悲剧 文学 半截性

  

   英国作家査尔斯·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双城记》的开篇写道:“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1]这一段中的“那”是可以随时改为“这”的,仅此一点,它就具备了超越时间的“不朽”品格。然而,如果它只说出“最好的年月”、“智慧的时代”、“信仰的新纪元”和“光明的季节”之类,而没有说出相对立的另一半,那么它无论是用来描绘“那”或“这”,就都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也都是不真实不可信的;只有两个截然对立的“半截”统统呈现出来,才是完整全面而又真实可信的。

  

   一 半截象征

  

   象征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是屡见不鲜的。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作为智慧的象征、《神曲》中的维吉尔和贝雅特丽齐分别作为理性与信仰的象征、屈骚中美人香草恶禽臭物的象征体系等早已成为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经典。这种象征对应关系一旦在各自的文本中确定下来,就不容改变,这是一种必要的“象征”本身的内在要求:如果不能保证这种象征对应关系的前后一致性,实际上也就取消了这种象征对应关系。“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不会变成愚蠢昏愦的奥德修斯,维吉尔和贝雅特丽齐不可能改变在但丁游历三界时各自担任的领路者的角色,美人香草和恶禽臭物各自的象征物也决不会相互颠倒,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各自所具有的象征性。当然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中,相同的人、事或者物,可以表达不同的象征对应关系。比如在不同的语境中,狗既可以看作忠诚的象征物,又可以看作低贱的象征物;乌龟既是长寿的象征物,又是被妻子背叛的丈夫的象征物。然而在同一语境或者同一文本中,则不允许存在这种同一事物的不同象征对应关系,否则它就只具备本意而不具备象征意义。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既可以前后一致,又可以有所发展变化,如果这个人物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那么这种发展变化不应该成为取消这个人物象征意义的理由,而应该成为增强这个人物象征意义的推动力量。然而在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主人公王琦瑶本来是上海——解放前的上海——的象征;但是在小说的后大半部分,她又不是上海——解放后的上海——的象征了。在《长恨歌》第一部分,王琦瑶这个人物既具有本意,又具有象征旧上海的意义,而在第二、三部分,王琦瑶虽身在新中国的上海,却还是旧中国上海的象征。因此,王琦瑶只能是“半截上海的象征”。

  

   半截上海的象征被批评家们所忽略,他们都是从整体意义上来看待王琦瑶的。有人说“《长恨歌》讲述一位‘上海小姐’四十至八十年代的简单经历,她希望由一个人写到一座城”[2],有人说《长恨歌》“用主人公王琦瑶的一生来演绎一个城市的历史命运”[3],有人说王安忆“试图刻画一个风华绝代而又满怀沧桑、多情善感而又寡情善忘的上海魂。……王琦瑶的一生是上海生活史的见证和上海性格的化身”[4],有人说王安忆都市小说中“女性的命运实际上就是城市的命运,城市的变化也就是妇女的变化,它们互为镜像”,而王琦瑶的存在“是一个城市的存在”[5]。王安忆自己也说《长恨歌》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因此,《长恨歌》不是通过一个女人表现一个城市,“而是直接表现”,“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这个城市的影子”[6]。对于塑造王琦瑶这个形象,她“自认为做得不错”,“我做到让王琦瑶的形象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形象,一个巨人的形象”[7] 。但是王安忆自己对这个“半截”象征又是心知肚明不肯直说的。她在《寻找苏青》中说:“张爱玲不是远去了?避开了穿人民装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旧人,虽生犹死。苏青为什么不走?由着时代在她身上划下分界线,隔离着我们的视线。”[8]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明王安忆很清楚时代的巨大分界作用。张爱玲离开了穿人民装的人民中国,所以她是完整的,然而由于没有得到新生,所以又是虽生犹死;苏青留在了穿人民装的人民中国,由旗袍装换成了人民装,这自然是获得新生了,然而她也因此被时代划成了两半截,这半截隔离了那半截,作为作家的苏青从文坛退场连谢幕仪式也没有。还有不少作家艺术家,也明摆着是被时代一刀裁成两半截,时代自然欣喜于自己的大刀阔斧横切竖砍,可是被裁截的人是如何承受的呢?明明是旗袍装和人民装无可奈何地被时代染成不同的颜色,但在王安忆眼里,“其实,旗袍装和人民装究竟有什么区别?底下里,芯子里的还不是一样的衣食饱暖。”[9]既然这么说,那只能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了。那么,《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被时代划为两截在王安忆看来根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底下里、芯子里还不是一样的衣食饱暖”?这里的关键在于虽然王安忆非常明了这种“半截”状态,但是她并不看重或者有意忽略了这种“半截”状态的重要性,抹杀了吃饭穿衣心理属性上的差异,却强调了吃饭穿衣物理属性上的一致。然而在小说文本中,她又非常精细地对这两个半截作了严格区分:王琦瑶只能象征前半截上海。

  

   王琦瑶代表着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不是独特的这一个,而是这一群:王琦瑶们读书、听留声机、看好莱坞电影、拍照片、憧憬着爱情,她们使上海弄堂充满了情味;更重要的是,“她们无怨无艾地把时代精神披挂在身上,可说是这城市的宣言一样的。”[10]王琦瑶们代表着旧上海的时代精神,她们的披挂就是这个城市无声的宣言。“上海的繁华其实是女性风采的”,“上海这城市的繁华起码有一半是靠了她们的名利心”,“这城市本身就像是个大女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银,五彩云是飞上天的女人的衣袂”,“她们是这城市的精髓、灵魂一样的。”[11]写王琦瑶就是写上海,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第二部还有更明显的说法,按照小说中提示的时间推算,这时的上海应该是人民的天下了[①]:“早晨,她对着镜子梳头,从镜子里看见了上海,不过,那上海已是有些憔悴,眼角有了细纹的。她走在河边,也从河里看见了上海的倒影,这上海是褪了色的。她撕去一张日历,就觉着上海又长了年纪。”[12]哪怕憔悴、褪色、上年纪,却仍是“上海”,这更反衬出“上海”曾经有过的繁华、鲜艳和青春。在阿二眼里,“王琦瑶虽未去国,可是换了大朝代,可说是旧日的月照今天的人”[13],王琦瑶是一轮“照今天的人”的“旧时的月”,作者忍不住要通过小说中的人物表达自己的象征意图。“王琦瑶的传说是海上繁华梦的景象,虽然繁华是旧繁华,梦是旧梦,可那余光照耀,也足够半个世纪用的。”[14]即使王琦瑶在新上海平静地生活,她也仍然是旧上海的象征。“王琦瑶总是穿一件素色的旗袍,在五十年代的上海街头,这样的旗袍正日渐少去,所剩无多的几件,难免带有缅怀的表情,是上个时代的遗迹,陈旧和摩登集一身的。”[15]“王琦瑶是上个时代的一件遗物。”[16]老克腊在王琦瑶身上所追寻的,也还是一抹往昔的幻影。王琦瑶这个人物的断裂即在于人活在新上海,却是旧上海的象征。

  

   人总是要追求快乐的,但是以堕落的代价去追求快乐,必然是出卖自我,丧失自我。王琦瑶所象征的上海是个庸俗、势利、堕落的上海,是个出卖自我丧失自我的上海,它的浅薄浮华和寻欢作乐,它的制造热闹和易于遗忘,它的追逐时尚和没有自我,它的薄情寡义和缺乏底蕴,注定了它禁不住岁月的淘洗和人世的打磨。王琦瑶的照片成为《上海生活》的封二照,恰恰是“上海”的生活照,“《上海生活》选它作封里,是独具慧眼。这照片与‘上海生活’这刊名是那么合适,天生一对似的,又像是‘上海生活’的注脚。”[17]王琦瑶在选美大赛中获得第三名,俗称“三小姐”,“可说她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这大多数虽是默默无闻,却是这风流城市的艳情的最基本元素。马路上走着的都是三小姐。”[18]“上海”不是凛然不可侵犯,而是可亲可近也可玩的。“上海”又是最无情义,最精于功利的,王琦瑶在把自己全身心交给李主任时,“她觉得这一刻谁都不如李主任有权利,交给谁也不如交给李主任理所当然。”[19]程先生不过是个垫底的,他为王琦瑶拍照交给《上海生活》刊登,为她参加选美鞍前马后的奔忙操心,为她献上的一切殷勤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她对于程先生并无丝毫的内疚。“上海”也是精于算计和善于攀附的,这正是它丧失自我的原因。蒋丽莉不理解王琦瑶缘何成为爱丽丝的“金丝雀”,以为王琦瑶走这样的路“是自我的毁灭”[20],王琦瑶却是深谙“体面”的虚无与“芯子”的实惠的:“要说自然是面子和芯子两全为好,也就是圆满的意思了,可人的条件都是有定数,倘若定数只能面也凑合,里也凑合,还不如丢下一边,要个满满的半边,也是不圆满里的圆满。”[21]没有自我而又不甘平淡,不肯奋斗而又坐享其成,“上海”只有被包养的定数,“上海”也乐于接受这种被包养的定数,哪怕要以“自我的毁灭”作代价。导演“负了历史使命来说服王琦瑶退出复选”[22],可是竟无法说动王琦瑶,甚至受到她的一顿抢白,可见 “上海”不关心天下大事,连“革命”也左右不了“上海”,这虽然显出了“革命”的无能,毕竟是“上海”的真实面目。围着“上海”打转的人是吴佩珍、蒋丽莉和程先生,还有李主任。吴佩珍谦虚热诚,蒋丽莉夸张浪漫,程先生精细忠诚,且是个女性化的男人,他们是捧月的众星,分别在各自的方面成为上海象征的补充,他们时刻牵挂着王琦瑶,也就是时刻牵挂着“上海”。远遁香港的吴佩珍在临走前总觉得不见王琦瑶一面就走不了,王琦瑶是上海这地方叫她留恋的唯一的除父母家人之外的人,“香港”最不能忘怀的是“上海”;蒋丽莉直到临死之前还记挂着王琦瑶这个永远的情敌,还在跟她吃醋赌气,夸张和浪漫是不能不附丽在“上海”身上的;程先生则一往情深地爱着王琦瑶,在王琦瑶身边有其他男人时销声匿迹,在王琦瑶遇到难关时挺身而出,这份并不值得保持的忠诚一直延续到文革初起时跳楼自尽,也只有最女性化的男人才会被最没有灵魂的“上海”勾住。李主任则是控制上海的象征。“李主任是权力的象征,是不由分说,说一不二的意志,唯有服从和听命。”“李主任是决定一切的,而程先生则是要由别人替他决定的。”程先生成为王琦瑶这小世界的一个俘虏,“李主任却是大世界的人。”“那大世界是王琦瑶不可了解的,但她知道这小世界是由那大世界主宰的。”[23]“上海”不在意情感,不看重友谊和爱情,它可以把来自女人的友谊和来自男人的爱情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它深知权力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所以心甘情愿俯首听命于权力。权力的下面是权利,王琦瑶没有分享到权,但是得到了一盒金条的“利”。虽然李主任在上海解放前的1948年因飞机失事而丧生,但这一盒金条一直成为主宰王琦瑶的命根子,这似乎也暗示了“上海”不是权力中心但却是经济中心的地位。

  

既然王琦瑶是“上海”的象征,那么她的“底”也就是“上海”的“底”。她原本的两个“底”——爱情和金钱,或者说情欲和物欲——也就是“上海”的两个“底”。程先生是她爱情的“底”,“退上一万步,最后还有个程先生;万事无成,最后也还有个程先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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