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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友军:不确定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冲突——为什么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难以和平共处?

更新时间:2008-07-18 10:51:17
作者: 沈友军  

  

  内容提要:所有政治人都面临着程度各不相同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程度受因果知识和信息的拥有量的影响。独裁政治的存在基础是子民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意识形态有助于统治者增加和维持子民的不确定性,而实施思想独裁有助于保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从而巩固不确定性。如果国际上的民主政治能够降低子民的不确定性,那么统治者或者觊觎政权的竞争者将培植攻击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民主国家也知道这一点,它将努力消灭独裁政治制度。因此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难以和平共处。

  关键词:不确定性 意识形态 独裁政治 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者发现,“与非民主主义国家相比较而言,民主主义国家遵守国际条约和信守国际承诺的可能性更高,采用恐怖主义手段的可能性更低,且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很低”[1]。民主和平论在从正面指出民主与和平正相关的同时,又从反面告诉我们,独裁与战争正相关;而这一点又可以分解为两个层次,即独裁国家之间容易发生战争,独裁国家容易和民主国家发生战争。

  民主和平论把政治制度与和平或战争联系起来考察,发现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规律性的关系,其发现颇有说服力。但是,由于它是一些学者主要运用归纳推理方式从统计分析中发现的规律[2],它的理论性受到了削弱。在本文中,我试图运用演绎推理建构一个独裁政治的经济理论,来证明民主和平论的一个方面:为什么独裁国家具有较大的可能性攻击民主国家?为什么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难以和平共处?

  

  一、假设

  

  我的假设共有三个。第一,我假设所有政治人,包括政治家、官僚和人民群众,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努力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理性指的是一种行为方式,是指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适于达到给定目标的行为方式。”[3]“经济人”假设则是强调政治人的自利性。所有个人都是自私的(selfish)[4],其理性行为主要导向其自私的目标: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安全和快乐胜过关心他人的安全和快乐;如果自己的幸福和他人的幸福发生冲突,他总是准备牺牲他人的幸福满足自己的幸福[5]。第二,所有这些政治人的最基本的偏好(或者说需要)都是生存,由此派生出对财富、以至权力的偏好。某些人追求权力,是因为他们认为更多的使他们更加富有和安全,因而生存得更好。

  第三个假设是背景假设:所有政治人都面临着程度各不相同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一切人的努力都受制于我们有限和不确定的知识—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外生事件;关于自然、上帝和人类的法则;关于其他人乃至我们自己可能如何行动的知识。赫伯特·西蒙认为,人的理性受到三种限制:一是风险和不确定性;二是不完全信息;三是各种函数关系或环境约束极其复杂,致使活动者无力计算最佳行动方案(这一点可以称为计算的复杂性)。[6]奈特(Frank H. Knight)讨论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划分[7],“风险”是指个人根据对事实的客观分类有能力计算出概率的情形,“不确定性”是指不可能客观分类的情形。赫什莱佛(Jack Hirshleifer)认为,能否进行客观分类不是关键之所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指的是同一件事。[8]

  关于不确定性的定义,安东尼·唐斯说,不确定性(uncertainty)是缺乏有关过去、现在、未来或假设的事件的过程的确切知识的一种状态。[9]他认为,讨论不确定性时,我们要区分知识的种类。一类是反映事物因果联系的因果知识(contextual knowledge);一类是提供有关某一领域的重要变量的当前资料的信息(information)。[10]获得更多的信息,可以消除许多不确定性。但是,有些不确定性是特定情况所固有的、内在的,例如,选举的结果就是这样,在选举揭晓之前,它都是不确定的,因为选民的意愿在最后一刻都是可以变化的。他还认为,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多数问题都与信息费用有关。当存在不确定性,信息的获得都需要花费成本时,理性的决策者在决策之前只获得有限的信息,它们只是能够获得的全部信息中的一部分。决策者一直寻求信息,直到所获得的一“比特”(bit,信息单位)新信息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时为止。本文所讨论的不确定性既与因果知识有关,也与信息费用有关,但主要是与因果知识有关。

  政治中的不确定性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拿独裁政治统治下的子民来说,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有:①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科学知识—关于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知识,弄不清楚特定的政策对于他们的利益的真正影响。对于同一国际或国内政策,有的子民觉得符合自己的利益,有的子民则认为不符合。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同一个“9·11”袭击事件,有的人认为对他们有利,有的人认为不利。②他们不清楚统治者的真实意图。③他们之间思想和信息交流不够,难以了解各自的意图。④如果他们想达成政治上的某种合作,他们无法预先知道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将是多少。⑤他们也不能确定,别人是否会违背同盟协议,中途背叛。⑥如果有人违背协议,惩罚是否能够进行也是个问题。⑦如果达成同盟,他们也难以判断何种行动方案是最佳方案。⑧难以发现和惩罚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者。

  影响不确定性程度的因素和方式例举如下:①相互交往的人数越多,不确定性越强。②这些人的地理距离越远,居住越分散,不确定性越强。③自然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水平越高,信息成本越低,同时,如果独裁统治者利用这些技术传播其意识形态(主要由人文社会知识和规范构成),从而增强不确定性,那么自然科学技术又助长了不确定性。④自然科学越发达,人们对于自然的法则、上帝的有无会有更加确定的知识。⑤实证的社会科学越发达,关于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知识越多、越正确,不确定性越弱。

  

  二、不确定性与独裁制度的起源

  

  独裁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从表面上看,这里有一个矛盾:少数人的力量之和比多数人的力量之和小[11],为什么多数人能够容忍掠夺?假定不存在不确定性,或者,不确定性的程度较低,所有人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为零或者足够低,那么,多数人当然能够联合起来打败少数人,或者,少数人预先知道这一结果(因为信息充分,计算准确),因而不用多数人发动武力反抗,就主动放弃对政权的垄断。然而,事实上,各个政治人面临的不确定性的程度是很高的;当被掠夺的多数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足够高时,他们就无法达成足够程度的联合来推翻独裁统治。这就是独裁政治的存在基础,只要不确定性没有降低到一定程度,民主政治就不可能产生或者巩固;因此,不确定性程度影响着民主化能否发生、何时发生以及民主化的速度。

  下面,我试图把独裁制度从无到有地推导出来。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12]如何获得这些生活资源呢?在一个假想的自然状态中,每个谋求最佳生存条件的理性经济人的选择依据是看哪种方式的边际效益最大。假定①产品和劳务并不是极大丰富,而是稀缺的;②直接生产产品和劳务的生产率比较低,因而选择自己直接生产要付出较大的成本,而与他人交易的前提是自己生产了产品或劳务,也是要付出较大成本的;③不同的人的力量(智力或体力)大小不同,如果搏斗,强者获胜的概率比较高;④这些人没有血亲关系,或者血缘关系足够疏远和淡化,如果强者掠夺弱者,弱者的损失不被强者计入自身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力量强大的个人会选择掠夺方式来谋利,这种方式的边际效益是最大的。

  弱者有哪些选择呢?一共有三种方案:第一,和强者搏斗;第二,寻找同盟者,团结起来和强者斗争;第三,忍受掠夺。第一种选择风险太大(被杀死的可能性比较大),由此导致的成本也太大,理性的弱者一般不会选择它。第二种选择的成本主要是政治交易费用。所谓政治交易费用,是指政治市场中进行政治权利交换所耗费的各种资源,它包括搜寻、谈判、政治契约的书写以及实施等方面的成本。[13]这些成本都受到不确定性的极大影响,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政治交易成本就会降低到零。因此,弱者是否选择这第二种方案,决定于不确定性的大小。如果不确定性小到一定程度,理性的弱者会选择这一方案。如果不确定性比较大,他只好选择第三种方案,那就是忍受掠夺,这样,独裁政治的局面就开始形成了。

  

  三、不确定性与意识形态

  

  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和罗那尔德·文特洛比(Ronald Wintrobe)是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独裁政治的先驱。也许是因为民主国度的学者难以深刻地认识独裁政治,他们都忽视了意识形态(ideology)在独裁政治中的重要影响。图洛克承认,统治者可以使用他的警察和军队的力量统治人民,但是他无法使用这一力量统治警察和军队;统治依靠“观念”。图洛克认为: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14]相对而言,意识形态对于独裁控制和合法性问题来说不是那么重要。[15]在文特洛比的模型中,我们也看不到独裁者对意识形态的运用。为保持其权力,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repression)和购买忠诚(loyalty)。[16]“压迫”指的是实施种种限制,“忠诚”(loyalty)被定义为个人对组织或制度的长期的归属或依附,它是独裁者通过分发政治租金“购买”来的。

  但是,如果独裁者支出一些资源,用于对子民的“洗脑”—即意识形态灌输,也会导致忠诚供给的增加,反叛行动的减少;而且,这样使用这些资源,其边际收益可能比用于其他用途所能带来的边际收益更大。独裁者对意识形态的需要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编造幻想、掩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神秘的反映,因而仅仅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是代表统治者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17]。根据思维形式上的特性,我把意识形态的内容划分为以下两大方面。第一方面的内容是形式上的因果知识,告诉人们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他们的福利和不幸,为什么独裁者有权统治他们。这些知识常常是超越经验检验的,例如神权政治意识形态说独裁者的统治权来自神的旨意和授权。越是在科学水平低下、子民们的不确定性强的时期,这些知识与实证科学知识的差距就越大;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意识形态中的因果知识部分越来越象实证科学知识;当不确定性降低到一定程度,民主政治就会建立起来,和平竞争中的政党的意识形态就会包含越来越多的正确事实,但是并不包含全部事实真相。在独裁国家,这些知识却偏偏被说成完全真实的,不容置疑的,也就是拒绝接受批评或证伪的。意识形态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改造社会的计划。安东尼·唐斯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有关美好社会的文字幻象,一种建构此种社会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某些人获得权力的手段。[18]唐斯所讨论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民主政治中相互竞争的政党的政策纲领,其内容就被假定为包含正确的事实、但是并不包含全部事实真相。[19]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等的定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好;它实质上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计划。”[20]

  意识形态发挥其支持者所期望的功能的前提是不确定性的存在。由于子民缺乏社会科学知识,不清楚现行政策和自己的福利的因果关系,统治者就可以告诉他们一套歪曲的知识,大意是现行政策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子民也不是很清楚如何才能得到幸福,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就告诉他们,忠心服从统治者就能够得到幸福,决不可反叛。

  理性的子民为什么会或多或少地相信统治者灌输的意识形态,并且从而变得(看似)反理性了呢?第一,探索新知、获得对事实之间关系的解释是成本高昂的活动,直接将统治者“免费”送来的“知识”接收下来可以节省成本,它们好歹也是一种解释或者计划,有一种解释或计划似乎总比没有要好。第二,由于意识形态许诺一种美好未来,这也能够给苦难中的子民带来一种安慰,或者说效用。第三,子民确实是无知的,他们无法判断意识形态与他们的利益的联系。第四,由于统治者的思想独裁,子民难以接触到其他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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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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