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有其独特的逻辑和历史起点，往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取要素作为创新点和突破点。中国的少数族群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少数族群的优秀传统文化。把少数族群的思想和实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少数族群在历史中的世界观、人口移动、性别角色和习惯法等方面的地方性知识，在结合国际关系实践并同既有理论比较的基础上，以中国古代外交史、跨境田野调查和全球史的少数族群视角诠释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可以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思路和开辟新路径。
关 键 词：国际政治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少数族群视角 纳西族 彝族 摩梭族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些学者选择具有中国特色、历史悠久的思想文化元素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这些理论建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没有的，这些努力和尝试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也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做了一定准备。但是，这些成果多数是按照中心王朝的视角进行阐述，少有学者从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视角进行探索。固有的“大一统”政治文化和儒家精神反映了主流的需求与特点，有其优势与作用，但却无法涵盖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历史演化线索。①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国内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其中很多属于跨界跨境特性的多族群社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区域各民族的成长与认同呈现多样性。在此背景下思考外交和国际关系，需要努力展示多元一体、色彩斑斓的民族国家形态及其方针政策，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心理、生活习惯和内外相处的各种规范。②
本文以少数族群生活区域实地考察与少数族群史料整理为研究基础，提出核心问题：为什么需要少数族群诠释视角?围绕这一指向性问题，及其延伸出来的基础和路径问题：建构少数族群诠释视角的基础是什么?如何进行少数族群诠释视角研究?本文以指向、基础和路径，分三个部分做出回应。在指向部分，梳理了全球政治视角的土著研究特征和中国少数族群知识可能的学术贡献；在基础部分，以少数族群世界观、人口移动、性别角色和习惯法等方面的地方性知识与已有国际关系理论概念以及预先假定的先验展开对话；在路径部分，列举了中国古代外交史、跨境田野调查和全球史的少数族群视角三个案例。
一、指向：为什么需要少数族群诠释视角?
少数族群视角是指从历史上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内的族群的思想和实践中，选取反映少数族群生存思维和世界观、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忽略或较少关注的经典要素，用新的思路和视角解释过去学术中有待发现和解释的反常现象。
中国少数族群视角可以为理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视角。通过既有文献的梳理，全球政治视角中土著、原住民和少数族群的相关研究已独具特色。此外，作为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史学领域，全球史研究涌现出许多关注中国少数族群的研究。然而，研究的进展未转化为有效的学术对话，对中国少数族群及生活区域的中外研究之间存在“交流屏障”，其典型体现是政治人类学与东南亚族群史的“云南困境”。“云南困境”反映了中外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的视角差异，国外对云南地区的研究视角带有“东南亚化”和“泛泰主义”，有浓重的后殖民主义范式色彩，却因无法解释云南复杂多元的历史与现实而受到中国学者的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云南地区的研究又被认为带有“北方中心”“中原中心”“王朝中心”等而被西方主流学界排斥。因此，以中国少数族群的思想和实践解释历史上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与和平共处的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政治视角中土著、原住民和少数族群的研究特征
建立在近代欧洲历史经验基础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不仅在解释东亚及中国问题时存在明显缺陷，③而且在分析和解释美洲、大洋洲、非洲的历史和现实时也遇到障碍。与中国学者追求挖掘本国深厚的传统渊源不同，这些地区的学者尝试将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土著权利运动放在国际政治的框架中进行讨论，主张对国家主权、领土权、自由主义和人权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和排序。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EMRIP)副主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谢丽尔·莱特福特(Sheryl Lightfoot)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问题上：为什么需要争取土著权利?为什么国家会感到威胁?土著权利议程如何改变国际现状?其将全球土著政治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尝试挑战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主权观、自由主义国家基础和国际人权共识。④
通过莱特福特提出的三个问题，以及其他有关土著与国际政治的文献，可以归纳出国外对土著和原住民在国际政治研究议程中的第一个特征：带有鲜明的批判性和社会运动性质。
第二个研究特征是学者们将国际关系理论视为殖民实践和后殖民主义学科。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马歇尔·贝尔(Marshall Beier)认为，国际关系学科对土著和少数族群的知识以及他们独特的认识方式相对缺乏关注，但是把殖民主义的许多有利叙述内化并表现为一种“霸权话语”：来自西方“自命不凡的”声音将其他声音排除在外。⑤因此，对于像新西兰汉密尔顿怀卡托大学教授琳达·图希怀·史密斯(Linda Tuhiwai Smith)这样的土著研究学者来说，呼吁研究方法的非殖民化和制定土著研究议程的框架就顺理成章了。⑥
第三个研究特征是呼吁国际关系学科的多元声音和想象。多元主义认为，黑人、土著和有色人种(BIPOC)更致力于创造多元的世界，体现了超越“人类”“自然”和“地球”的概念。因此，这类文献呼吁国际关系学者认识并运用多元的想象，对诸如“人性”“代理”“治理”“威胁”和“伤害”等主流国际关系概念的界限进行重新思考，主张对人类社群内部与社群之间的关系变化还需要加强跨理论、跨范式、跨专业和跨学科的批判，因为这些概念往往通过否定、压迫和过度剥削特定的人身、社会和存在方式的权力形式来构建。⑦同时，土著学者正在全球国际关系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土著学者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土著研究系副教授佐伊·托德(Zoe Todd)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转向”的危险仍然与殖民地遗留物并存，她建议重视与土著学者和学术界进行交流，这样才能更好地挑战占主导地位的知识框架。⑧
因此，如果将全球政治归为最根本的两个主题：冲突与合作，则全球政治视角中土著、原住民和少数族群的研究范式更关注“冲突”和后殖民主义，而缺乏对另一个主题的关注——历史中的“合作”，这正是中国少数族群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做出的贡献。
(二)全球史研究的少数族群视角
除了国际政治研究，近年来，全球史也涌现出许多关注中国少数族群的研究。在考察民族国家历史时，全球史学者不再把国家视为自足和封闭的单位，关注全球潮流、外部环境和跨国力量对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把国家的演进视为本土和域外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所言：“全球史提供了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以外的一种叙事框架。”⑨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路径一直包括史学路径，如国际关系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的演进、文明标准的论述。全球史研究有助于把国家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所忽视的行为体纳入国际关系研究中，可以促进国际关系学者在多方面推进相关研究：一是将主权国家视为受到世界环境和外来影响并可能以多重声音说话的复杂行为体和因变量；二是将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分析单元；三是重视小国的作用；四是将帝国和文明作为重要的分析单位，把前现代帝国间和文明间关系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特别是关注历史上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与和平共处的经验中提炼价值和规律；五是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思考，尝试将国际关系发展为世界政治和全球关系。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许亮通过人类学方法将非洲少数族群与全球化进行连接，对于全球史的少数族群视角具有启示意义。(11)他的研究对象选取了在南非新堡作为“资本”的中国企业以及非洲的当地族群。随着全球化的产业转移，非洲的少数族群往往成为全球资本边陲的创造者和塑造者。许亮对南非祖鲁女工与华人工厂的相遇与互动做了有趣而深刻的诠释，深刻揭示了全球工业资本主义在扩张过程中如何移植、适应和再构性别、家庭和社区等一系列社会关系。当地族群与新事物的相遇既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还有可能诞生新的事物、新的关系。对当地族群的研究不仅呈现了与主流报道和学界不一样的世界，而且切实关乎各国维护海外利益的机遇和挑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赫佳妮以语言政治的视角对晚清1890-1911年东北边疆的语言文字新政背后的权力现象进行研究，认为清廷统治者设计了一个有意多样化但统一的帝国。因此，清朝的多语言主义不仅是对语言多样性的自然反应，也是清廷重建满族统治的政治工具。(12)蒙人为主的哲里木盟在17世纪初与满人结成军事联盟，成为清廷早期战争胜利的功臣。满语和蒙语是哲里木盟的两种官方语言。为了保持蒙人在满人统治下的独特性，清廷在此封禁了汉文化的影响，禁止蒙人使用汉语，并要求其在藏传佛教寺庙学习藏语。帝国的扩张将哲里木盟卷入了大国政治博弈的视野。19世纪90年代始，哲里木盟见证了满、蒙、中、日、俄等势力的语言竞赛。这项研究从帝国边缘的角度展现了语言多元化与政治的关系，为从不同行为主体理解族群、国家、帝国之间的互动与影响提供了启示。
这两项研究都说明，全球史的少数族群视角趋向于微观化、实证化和多元化，并具有学科“跨界”的特征。
国外关于中国少数族群地区的研究受到后殖民主义范式的影响。在传统的研究路径中，关于云南地区的研究往往被置于边疆研究的范畴。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所著《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是一部以全球史视野考察云南地区的著作，对其自秦汉以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到最终成为中华帝国一部分的历史过程进行长时段研究。(13)虽然书中所提出的部分观点还有商榷和深入讨论的空间，但是，由于西方学界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存在侧重于对满、蒙、藏、疆等西北边疆的研究，而很少关注南方边疆的局限，杨斌所采用的全球史视角和从货币流通史角度的分析框架值得借鉴。(14)尽管全球视角的少数族群地区研究具有启示和借鉴价值，但西方学者受到后殖民主义范式的深刻影响，国内外学界仍然存在关于疆域与认同问题和两边自说自话的表征，国内的学术体系尚未建立能与西方学界相应的“学术话语”。尽管两者的知识积累都很丰富，但还未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和交流机制。
(三)政治人类学与东南亚族群史的“云南困境”
这种学界之间的“交流屏障”还体现在西方学界的东南亚政治人类学和东南亚族群史研究中的“云南困境”。出于政治需要或固有研究脉络的延续，西方学界对云南少数族群地区的研究视角还存在严重的“东南亚化”和“泛泰主义”。从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的研究》到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逃避统治的艺术》，都将云南视为“东南亚性”的一部分。
法国人戴·哈威·圣丹尼斯于1876年在法国出版的《中国的哀牢民族》一书中炮制了哀牢的后裔泰族人建立南诏的观点。(15)直到1885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A.R.Colquhoun)在《掸族发源地》一文中提出“南诏是泰族国家”这种说法，引起广泛关注。(16)此后，大批专家学者、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纷纷著书立言，将南诏当作泰族历史的一部分。(17)在“暹罗历史之父”丹隆亲王的积极推动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南诏是泰族王国说”不仅风靡于泰国，而且为世界上不少国家的主流学界所接受，写进历史著作、中小学教科书甚至权威性的学科工具书。(18)
傅斯年、顾颉刚、陈序经、凌纯声、方国瑜、许云樵、刘尧汉、陈吕范、江应樑、张廷休、岑家梧、贺圣达和林超民等数代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方式都对此进行批判和反驳。(19)20世纪80年代，陈吕范的文章被翻译成泰文发表，在泰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20)然而，“南诏是泰族国家说”的影响并未消失。至今仍有国外学者将中国云南的少数族群历史视为东南亚族群史的一部分。(21)
“云南困境”是反常的，为什么中国学者的论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泰国和西方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为什么“南诏是泰族王国说”仍然流行于西方学界?首先，国外学者囿于语言的障碍，未能及时了解获取中国最新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国内就有学者发表相关文章进行反驳。其次，中外学者受到的学术训练也影响了学术交流。国外的学者很多受到后殖民主义范式的影响，认为应对中文文献提高警惕，注意辨析“中国中心论”色彩。再次，国内外研究不可避免地可能受到政治需要或既有研究脉络的影响。追溯当时泰国的政治氛围和政治精英的政治偏好，在其“泛泰主义”下，对“南诏是泰族王国说”的批评观点几乎不可能在泰国获得赞同。西方学术界也往往由于早期文献的权威性把“南诏泰族王国说”当作定论而不加思考地接受和转述。
综上所述，全球政治视角中土著、原住民和少数族群的研究范式更关注批判性和后殖民主义，缺乏对历史中的“合作”的关注，这正是中国少数族群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做出的贡献。受后殖民主义范式的深刻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形成有效学术对话和交流。从“云南困境”可以看出，国外相关研究对于中文史料、中文文献，特别是中原王朝(或北方王朝)的中文史料抱有警惕。(22)
因此，从中国少数族群的视角出发，利用少数族群自身的历史记录，比如史籍、口传史等，结合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乃至生态学、地理学、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和交叉学科的方法和成果，通过跨学科交叉融通，对少数族群及其生活区域进行现场观察，可帮助研究界从恢复的片段中提取精华，展示被遗忘或忽略的少数族群地区史，更加完整地解说中心王朝的外交及其周边的地区秩序。在国际关系的领域，中国少数族群可待挖掘的“地方性知识”远不止于此。
二、基础：中国少数族群的地方性知识
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思想理论本质上带有对全人类终极关怀的性质，但必然植根于该国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无不带有其自身文化的特质。(23)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少数族群在历史中的世界观、人口移动、性别角色、习惯法和地缘认知等方面具有其特色，可以通过这些“地方性知识”与已有国际关系理论概念以及预先假定的先验展开对话，尤其是有关“合作”的知识。
(一)神话与史诗：少数族群的世界观
当代西方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都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平等主权体系为前提进行阐释的，它们未将东亚、美洲等地区的等级结构作为有可能挑战这一前提的特定研究对象加以认真对待。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指出，这一占支配性地位的视角扭曲了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性。它意味着如下偏见：国际社会无政府结构和追求均势行为等假设作为正常条件被植入国际体系；部落、帝国、城邦国家和其他政治形式被彻底边缘化，主权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唯一概念实体；不同于欧洲文化的历史视角基本上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之外。通过这样一个对历史高度干扰并进行整体扭曲的透镜来观察世界，其后果是严重阻碍了国际关系学科对于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型的国际关系形式的前瞻能力。(24)
少数族群的神话和史诗反映的是其世界观，反映的是少数族群如何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秩序。由于它们分处于一个个自成体系的文明演化系统，有的系统处于实质上的等级体系，是中心王朝实际统治的一部分；有的系统期待进入等级体系，却被中心王朝一度拒绝，比如，宋朝时的大理国多次主动称臣纳贡却被宋朝拒绝；有的系统选择了不同于谷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此逃避国家的统治；(25)有的系统保留并延续了母系社会结构，基于女性视角的文明系统和地区秩序观具有更加特殊的参考意义……因此，至少包括实质上的等级体系和无政府状态体系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地区秩序都同时存在。通过对不同系统的分析和阐释，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起点作为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可能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前提。
很多族群的神话故事中将世界的起源归因于合作共赢和相互依存。比如，纳西族神话史诗《创世纪》在“开天辟地”部分讲述了人们共同建造一座名为“居那若倮”的神山，用以顶住天、镇住地，使开辟好的天地不再摇晃震荡的宏大场景，大意如下：“不辛苦就开不了天，不劳累就辟不了地，要使大地永不摇，一定要把神山造。所有的人啊!都来建神山；有的带来好土，有的带来白石，有的带来金和银，有的带来宝石和珍珠，有的带来海螺和珊瑚。山的一面用金银，山的一面用石土，山的一面用宝石珍珠，山的一面用海螺珊瑚。山顶风来造，柏树做山骨，岩石镶山腰，四面玲珑的若倮山啊，建成了……”(26)若倮山是孕育万物的神山，神话史诗对人们合力建成的神山极尽溢美之词，也表明了在纳西先民的世界哲学里合作是世界的先验，作为合作成果的神山便是他们对合作能共赢的认知。通过合作建造的“居那若倮”，天地间的不确定性得到应对，人类才能获得最基本的生存。
包括少数族群世界观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理念与基于人性本恶、物竞天择的西方现实主义政治哲学有明显不同。不仅是纳西族，很多族群也体现出在不确定中寻求合作的世界哲学，可以从他们迁徙与生存的历史经验发现一些规律。
(二)迁徙与生存：少数族群的人口移动
迁徙导致族群需要面对的内部和外部不确定性急剧增加，少数族群迁徙与生存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往往会成为族群的共同记忆，会影响其与外界交往的行为，以及外界对这一族群的认知。
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是流传于红河南岸哀牢山区的一部哈尼族迁徙史诗，通过口头吟唱的形式记录其祖先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迁徙情况，并对其迁徙各地的原因、路线、途程、在各个迁居地的社会生活、生产、风俗习惯、宗教，以及与毗邻族群的关系等做了详细而生动的辑录。这部史诗不仅是一部哈尼族的迁徙史，而且是一部形象生动、脉络清晰的哈尼族社会发展史。由于哈尼族社会是在长期迁徙流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因而其社会发展的轨迹和社会文化的形成具有其特殊性。(27)
史诗主要记述了最早的哈尼族从“虎尼虎那”(遥远的北方)——南迁“什虽湖”(水草丰美)——“嘎噜嘎则”(与原住民“阿撮”产生矛盾)——温湿河谷“惹罗普楚”(遭遇瘟疫)——美丽平原“诺马阿美”(被“腊伯”觊觎发动战争)——战败迁大海边的平坝“色厄作娘”——为避免族群战争东迁“谷哈密查”(“谷哈密查”原住民为“蒲尼”)——哈尼族人口繁衍占据生存资源，蒲尼出于惧怕发动战争——哈尼族险被灭族，战败南迁，经“那妥”“石七”等地——南渡红河，进入哀牢山区定居。史诗记录了哈尼族从北到南迁徙的完整路线，记述了哈尼族社会从诞生及原始渔猎生活、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部落联盟到安居一方的历程，也是其避免灭亡，在不确定性中求取生存，不断适应环境的演变过程。
哈尼族是一个经历过长期迁徙的族群，它的社会发展和迁徙活动紧密相关。以迁徙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历史活动几乎贯穿于哈尼族社会发展的始终，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发展的非稳定性。由于迁徙和定居的交替出现，经济生活平衡与不平衡的反复更迭，使哈尼族的社会发展出现周期性的破坏与重建，社会发展的进程因而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对哈尼族的历史来说，生存危机感是一个延续不断的主题，并且存续在整个族群的历史记忆中。在面对自然灾害、流行病、族群矛盾、联盟破裂、外族战争时，自身的脆弱性往往让生存的危机感愈加沉重。
另外，也正因为长时期的迁徙，使哈尼族有机会在广阔的地理空间与众多的族群接触交往，从而形成了具有多元性和极具环境适应性的哈尼族文化。在与众多族群交往的过程中，哈尼族文化逐渐出现多样化的格局。在哈尼族文化中，有大量汉文化因素；在建筑、饮食和稻作文化中，有很多傣族文化因素；由于哈尼族与彝族都起源自古代羌人，哈尼族和彝族在文化上也有许多贴近之处。合作共赢和相互依存的历史逻辑不仅体现在少数族群的神话史诗中，还体现在迁徙过程的族群交往中。原住族群往往对迁徙而来的族群比较友好，愿意为其提供一定的帮助。
简言之，迁徙和生存的少数族群视角对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意义在于，族群自身的脆弱性和生存的危机感会成为一种共同记忆影响其与外界交往的行为以及外界对这一族群的认知，观察族群之间的行为和互动，特别是对外交往、联盟、均势和战争等行为，有助于理解当代世界政治的历史逻辑。透过迁徙和生存的策略选择，能够更容易理解人口流动过程中原住民和移民的关系，进而对潜在的跨境难民社会融入与治理等问题进行研究。
(三)关注文明构成的多样性：少数族群的女性
无政府状态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一核心概念具有明显的男性特质。在一个母系社会中，排除这些男性特质，无政府状态作为先验性存在的假定忽略了无政府状态的可建构性，因而是不全面的。如果在社会形态中存在一种母系氏族制的秩序状态，处于这一秩序的部落和族群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也会具有母系氏族制的特质。有的少数族群在社会发展中，母权主导和女性高位长期持续，如摩梭人的母系制就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我听别的说我是谁的老婆，我觉得特别不舒服。我不是他的，他也不是我的，怎么能说他是我的什么，我是他的什么。我是我，他是他。”
“五年前，我生小孩的时候，当时我在家，我妈妈帮我接生的。我曾经告诉一个朋友我生小孩的时间，他打电话问我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一下子才想起来问妈妈。妈妈问我为什么问这个，她说没留意，要再去看看，她说当时只注意手和脚怎么样，她没有注意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
——纪录片《三个摩梭女子的故事》(28)
上述摩梭女性的例子是母系社会形态中女性个体的一个缩影。女性政治精英在西南地区也颇有历史根基，西南民族史的学者们注意到历史上在西南地区存在过很多女性首领及其领导的政治单元。由女性秩序主导的地区能够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北欧的经验证明了女性参政传统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正面影响，但在西南地区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摩梭人以伦理道德观念和大家庭独特的运作机制，提供了对老、幼、病、残者的物质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形成了一个微型的、和谐的社会保障机制。(29)在比较区域研究视角下，两个不同区域表现出相似现象可以从女性领导的历史传统中找到原因。在摩梭人的社会形态中，合作共赢和相互依存的社会保障规范被女性主导固化为一种原始的社会契约。
性别因素也是讨论少数族群对待跨境移民态度和行为倾向的重要变量。笔者在云南省M 地进行的缅甸移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移民家庭和当地社区之间，女性构成了帮助移民融入当地的社会网络，女性移民通过与当地居民的婚姻关系进入当地的社会网络，而她的家人也通过当地的女性居民获得工作机会。当地女性强势的经济能力和家庭权威成为提供帮助的前提条件。透过一个个女性节点，原生社区与移民建立了密切的社会网络，帮助移民融入当地社区。
对于愿意在自己的研究中加入女性视角的学者来说，通过对少数族群中母系氏族制系统的挖掘，可以获取第一手案例和研究资料。通过梳理界定中国案例，可以与西方案例进行比较和对话，同当代世界其他关注女性的理论流派进行联通和交流。
(四)作为一种原始社会契约的少数族群习惯法
少数族群在与自然环境以及人们之间互动中逐渐适应环境，在求得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规则就是少数族群习惯法。任何族群的生存都依赖于一定的环境，不论是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来源，还是谋求安全的周边环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决定了一个族群能否长久地延续，可以说，一个族群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如何适应环境不确定性的历史。在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长期过程中，一个族群经历了地理上的迁徙与定居，经历过人口膨胀与生存资源逐渐枯竭的矛盾，遭遇过自然风险中的大规模流行病、自然灾害(洪涝、干旱、地震、风暴潮、海啸、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在政治发展、社会变迁，乃至日常生活中，他们逐渐根据历史经验形成了应对不确定性的习惯法。
一个生动有趣的案例是，在很多云南的少数族群的传统中，都有对于野生菌采集的习惯法。包括哪些野生菌无毒，哪些野生菌可以食用，哪些野生菌可以使用哪些烹饪手法食用，烹饪的注意事项有哪些。这些信息和规则都通过口口相传一代代流传下来。人们可以通过野生菌的外观、气味、生长环境进行判断和采集，通过烹饪方式对野生菌进行加工食用。在一些少数族群地区，还有针对有毒不可食用野生菌的习惯法，看到路边有毒的野生菌，会将之踩碎破坏，提醒后来者不要误食。由于很多野生菌都生长在松针腐殖土下，人们采集完个头大的野生菌后，按照习惯法的引领，还会留下小的并在上面覆盖松针以帮助其继续生长。同时，他们认为不能全部一次性采完野生菌，要避免竭泽而渔，要对其可持续性和再生性进行保护，这样才能让族人们获得神的庇佑。采集野生菌习惯法背后反映的正是少数族群朴素的生态保护理念。少数族群习惯法体现出来的传统伦理道德观以及人与自然、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理念是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符合更好地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际法的内在要求，符合当前追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现实，更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命运共同体的实际需要。
彝族的生存和发展与森林有着紧密联系，彝族在认识、利用、保护森林的过程中，形成了“林人共生”的习惯法。(30)彝族对森林的习惯法主要表现在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在于利用森林资源的过程中总结归纳的技术和艺术经验；精神层面在于原始宗教信仰及社会礼俗方面的生态观念；制度层面体现在彝族有古老的护林组织及护林制度，包括植树造林、神山森林体系和养林护林制度等方面。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原住民和土著也有类似对环境和生态保护的习惯法，他们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大大高于经济发展，理解他们思维逻辑的共通点，才能更好地实现合作共赢。
彝族等少数族群环境生态保护的习惯法是与自然环境的相互适应和共生，而更多的习惯法反映的是他们与自然、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包容性智慧，是追求合作的一种原始社会契约。将原始社会契约放在古代中国国际法这一研究框架内，对于重新思考西方中心的近现代国际法体系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古代存在的环境生态保护法、对外交往法、商业贸易法、战争结盟法等许多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内容，能否为新的国际法体系的形成提供贡献值得深入探讨。(31)
综上所述，少数族群诠释视角在世界观、人口流动、性别、习惯法和地理空间等方面描绘出一幅对国际关系学的全景图示，提供了一个重新反思国际关系理论先验的研究视角，反映了从群体和国内行为逻辑到国际和跨国行为逻辑的演变。历史启示当下的逻辑在于，从过去到现在，时间一直线性发展，先发生的事情自然会对后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政治的历史根源。(32)一方面，崛起的中国是否能够提供多元文明和平共处的共生共存经验，中国方案能否减少地区不稳定性，中国如何处理周边关系等问题都可以从历史根源上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国家间如何讲述与自身有关的故事，特别是如何对待少数群体、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故事，实际上关乎国家形象和国际认知，哪一方的故事能够占有更多话语权，哪一方就能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和支持。
三、路径：少数族群诠释视角的三个案例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少数族群的地方性知识丰富，在国际关系领域可以进行的学术挖掘和探索还有很多，以下将列举三个研究案例，分别是：中国古代外交史、跨境田野调查和全球史的少数族群视角。
(一)古代外交史：多“国”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区
外交活动的发端明显早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无论从历史的眼光，学科的传统，还是当下学科的发展方向上看，有关中国外交的研究，都不应受到“主权国家”理论的过强影响。(33)通过搜集和整理少数族群视角的历史资料，可以从不同视角反思同一历史进程，由于角度不同，行为体最终做出的外交策略也完全不一样。比如，蒙古崛起时，宋鉴于天宝战争和南诏犯唐加速唐亡的教训，视内守的大理为好战的南诏，导致两宋对大理均进行了不对称制衡，拒绝与大理结成抗蒙军事同盟。大理国孤立无援，战败投降蒙古，实施追随蒙古灭宋的反制衡战略，加速了南宋的灭亡。(34)
大理国、宋、蒙古的互动是当时重要的外交行动主体。依照《宋史》中的观念，以宋王朝为中心，天下格局可做如下简单划分：(1)王朝直接统辖区域，也就是路府州县区；(2)蛮夷区域，包括两类，一是羁縻区，其首领受王朝册封，名义上效忠宋王朝，但实际上并不真的受王朝管辖；二是广大西南地区的部落，他们游离于羁縻之外，可能同时与宋王朝或地区霸权国(如大理国)建立关系，也可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3)外国，包括西夏、大理、占城、辽、金等。(35)在宋朝的西南地区，大理、罗殿、自杞等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苏绮、罗坐、夜面、计利、流求、万寿、多岭、阿误等有酋长自谓太保。仅根据宋人简略的记载，就隐约向人们展现出一个鲜为人知而令人惊异的多国世界。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温春来不断强调《史记·西南夷传》对认识整个传统时期西南社会格局的意义。两千多年前，曾亲履巴郡、蜀郡、邛、笮、昆明等地的司马迁，将在西南辽阔地域中繁衍生息着的众多人群分为两大类。一类有某种政权形式，存在较大聚落与君长统治，如夜郎、滇等，他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描述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另一类人群则比较松散，缺乏制度化、阶层化的权力架构，人们居无定所，“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36)
上述两种基本的社会形态，在西南历史中长期延续。虽然自西汉起，中央王朝就开始了对西南的大规模经营开拓，但其进程反反复复，并非一个统治越来越深入的线性过程。到宋代，西南许多地方性政权完全游离于大一统体系之外，温春来称之为“多‘国’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区”。(37)
古代外交史少数族群视角的主要研究途径有三个。其一是中国历史上各朝代流传至今有关典籍所载的少数族群先民记录，包括外交诏文、地方志、游记、铭文、石刻和考古发现等；其二是少数族群自身的历史记录，比如史籍、口传史等，它们已将少数族群文化的大致脉络标定出来；其三，还可以结合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乃至生态学、心理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和交叉学科的方法和成果，通过跨学科交叉融通，对少数民族及其生活区域进行现场观察。这些汇集成了少数族群的思想史和实践史，可帮助研究界从恢复的片段中提取精华，展示被遗忘或忽略的少数族群地区史，更加完整地解说中心王朝的外交及其周边的地区秩序。
一些之前未被重视的少数族群考古发现对于中国古代外交史具有重要价值。《三十七部会盟碑》为大理国在北宋时期所立，记述了大理国白族与三十七部其他少数族群部落会盟立誓的情形。由于此次会盟史籍中并没有记载，因此可以成为研究大理国和云南当时境内族群交往历史及大理国等级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38)除了文字，在少数民族的口传史中也存在结盟、联盟破裂的记录。(39)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考古资料和历史场景还有很多，可以为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建构、结盟行为与联盟制度的起源、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的转化机制等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西南的历史经验表明，非西方地区和文明具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念，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就长期存在。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度并不呈线性替代发展，而是重合叠加、互嵌共存。与此同时，从少数族群的史诗和习惯法中反映出一种与大自然、与世界万物平等共存共生的宏大“超星球视角”，(40)尽管他们不一定具有“地球”的科学观念。
(二)云南跨境安全的田野调查：“模糊的边界”
田野调查方法的魅力是研究者提出的报告常常给人独特和惊奇之感，这正是这一研究方法具有特殊贡献的体现。(41)田野调查多半是研究特殊性的，即大多以陌生的地方、乡村、原始部落等作为调查地点。可以说，以特殊性为调查起点是田野调查研究的传统。根据田野调查的传统，通常研究者更为关注边缘地区。事实如此，目前大多数提倡田野调查方法的关注焦点以区域来看，比较集中在非洲研究、东南亚研究、海岛研究等领域，田野调查进行的地点也几乎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这与田野调查的人类学传统有关。自诞生起，田野调查的关注重心就是土著部落、少数族群、乡村社区等。可以说，少数族群的研究需要伴随着田野调查而获得更多特殊性进展。
笔者在2014年前后在云南边境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在边境附近居住的人群(绝大多数是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存在一种特殊的共性，边民们存在一种“模糊的边界”现象——他们的主权意识和边境安全意识不强，虽然知道有国界线的存在，但并没有强烈的主权意识，甚至会帮助好奇的陌生人越过国界往返两国的边境地区。这种现象对于国际政治来说是异常的。因为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边界线代表了国家主权控制效度的地理界限和领土面积的范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是现代主权国家用于确定主权和领土的基准元素。一旦确立了边界，就意味着国家对边界内的范围有权实行管理和控制。然而，在云南边境地区生活的当地人的边界观模糊化了，导致越过边界的难度变得更小，成本也变得更低。
根据泰国《民族报》和《曼谷邮报》报道，2019年2月，家住泰国清莱的59岁失智妇人离家后失踪，八个月后在距离清莱600公里远的中国云南省找到了她。但是让两国警方都不解的是，她是如何离家600多公里，且跨越国境时不被发现的?她告诉清莱移民局官员，她是步行去那里的，沿途通过在小摊上索要食物维生。(42)在新冠疫情严防期间，2020年9月14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通告瑞丽市发生了2例输入性新冠感染确诊病例，两个病例均为缅甸偷渡入境，且均为缅甸籍，她们自2020年9月3日入境中国并在瑞丽某小区居住。
以上两个例子的共同特征是：入境容易、有他人提供帮助(提供食物或偷渡帮助)、周围的人没有寻求管理机构的帮助或被举报。笔者在云南进行的另一项田野调查研究中，村民还会为一个偷渡入境的家庭提供某种保护，帮助其规避管理部门的查访。
在试图探究这些异常案例的原因时，如果追溯少数族群及其生活区域的历史，可以发现历史的镜像，历史上类似的情况曾经发生过，而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找到这些事件发生的渊源。
(三)全球史与少数民族地区抗战史：奎宁的跨境卫生合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西南，由于跨国跨境的地理属性，西南地区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又因为金鸡纳具有的“跨国性”特征，奎宁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在抗战的过程中，从云南联通东南亚的国际通道关乎战需医疗用品的后方保障。奎宁是从金鸡纳树皮分离出的生物碱，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金鸡纳作为一种具有“跨国性”特征的植物，与欧洲的殖民扩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公共卫生政策和国家战略性医疗储备安全，以及金鸡纳移植引起的跨国生态安全和全球生态秩序都具有密切关联。(43)
在历史上，河口、金平、绿春一带的湿热河谷、热带雨林和疟疾瘴气，构成滇南防线天然禁区。滇南地区少数族群也将瘴气视为最大的自然风险之一，深受其害。当地少数族群有自小佩戴银饰的习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相信银具有辟邪除瘴、解毒排毒的功效。
在这条日军视为畏途的死亡地带上，世代少数民族备受其害的天险处，滇军枕戈待旦，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云南，有彝、白、傣、回、景颇、德昂、傈僳、瑶等20多个少数民族青年参加的滇军，先后开赴全国各地前线，参战兵力共计37万余人，伤亡达10多万。(44)1937年12月，云南各族民众自备干粮，栉风沐雨，风餐露宿，仅凭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只历时半年多，就修建了抗战时期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从昆明到畹町的滇缅公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各族群众10余万人扩建、新建机场，为支援盟国抵抗日军空中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1942年5月，日军入侵滇边后，云南由大后方变成抗日前线。当地的白、傣、景颇、佤、拉祜、阿昌等各族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武装，以铜炮枪、长刀和弓弩等简陋武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在哈尼族、彝族聚居的红河地区，少数族群土司提出“协同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的口号，组织了抗日边防游击队。(45)这种民族情怀还体现在后来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开展地下工作，为解放云南和维护云南的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滇南统一战线工作成功的典范哈尼族爱国人士李和才。从滇缅公路千里运输线，到云南各族民众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的英勇抗战、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当地族群因为活动区域的跨国跨境属性同样被卷入并深度参与到了抗战的全球史叙述之中。
自19世纪起，疟疾成为世界病，奎宁左右了当时的全球地缘战略。要治疗疟疾，必须依靠由金鸡纳树皮提炼的奎宁，但金鸡纳树不易种植，成为地缘战略的无解环节。抗日期间部队深入最恐怖的滇缅瘴疠区，面对的最大敌人往往不是人。在怒江战线，第6军进驻一月，病倒一半，“日死20人，患者服奎宁无效”。美军顾问视察怒江防线上的主力第11集团军，吓得直接向蒋介石打报告：“在云南，军事上之最大威胁，系疟疾而非日本军队。第11集团军每周因疟疾而死亡者，约在数百以上……该方面军队所受之痛苦，实难尽述。”(46)抗战时的大规模人员移动，使疟疾成为“抗日救国病”。当时国内没有金鸡纳树，制药原料完全依赖从东南亚进口。在经历重重困难，金鸡纳在云南试植成功前，从云南通往东南亚的陆路通道就是一条重要的抗战生命线。
云南的防疫抗疟工作是“决定此次中日战事胜败的一个因素”。(47)而抗战期间云南金鸡纳的种植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提出的，也是在中国抗疟特效药品力图自给的需求下提出的，这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及国家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在抗战建国的大背景下，金鸡纳树在云南的种植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其他省份的抗疟药材种植及大后方的抗战热情，滇南地区少数民族最大的自然风险瘴疟自此缓解直至消失，对抗战时期移民垦殖及开发西南边疆做出了积极贡献。(48)
与西方医学史上流行的叙述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实证明，中国和中国历史中的多样参与者在整个20世纪的国际和全球卫生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49)
上述三个案例表明，西方视角和从欧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并不足以揭示全球事务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更无法解释所有的国际关系现象，因此需要用其他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加以补充。非西方地区和文明具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念，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就形成处理地区关系的观念、体制、规则和实践，并在该体系形成之后长期存在。伴随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西方越来越难以主导国际事务，非西方国家正在给国际关系打上自己的烙印。在这一形势下，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还是合理国际秩序的设计都急需从非西方地区的思想、文化和历史经验中汲取资源，国际关系研究因此有必要接受、吸收和融会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经验、理念和价值观。(50)
无政府状态也许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先验，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度在少数族群地区史中往往同时存在，互嵌共存。继续追溯冲突与合作产生的深层根源，则指向世界的本原状态和内禀属性——不确定性。(51)
正是因为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纳西先民共同建造神山“居那若倮”以此消弭不确定性，获得最基本的生存。因为对于自然灾害、流行病、族群矛盾、联盟破裂和外族战争的不确定性认知，族群自身的脆弱性和生存的危机感存续在哈尼族迁徙与生存的历史记忆中。面对不确定性，摩梭人通过固化母系氏族制增强应对突发风险的能力，从而在不确定环境中获得稳定的社会保障能力。彝族等少数民族环境生态保护的习惯法是与不确定的自然环境的相互适应和共生，而更多的习惯法反映的是他们与自然、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包容性智慧，所以习惯法也是一种在不确定性中根据经验求取生存的原始社会契约。少数民族的跨界跨境属性和“模糊的边界”地缘认知，是因为边境地区常常伴随着不确定因素，一旦发生突发情况会深刻影响跨境安全。不确定性由此深刻影响少数族群的认知和行为。
作为一项研究议程，本文从指向、基础和路径三个方面强调了少数族群思想和实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尤其强调实地考察与资料整理的重要性，包括收集少数族群自身的历史记录，标定史籍、口传史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有脉络；结合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对少数族群及其生活区域进行现场观察，收集各朝代典籍所载的先民记录，包括外交诏文、地方志、游记、铭文、石刻和考古发现等。这些汇集成中国少数族群思想史和实践史的丰富记忆，可帮助研究界从恢复的片段中提取精华，展示被遗忘或忽略的少数族群地区史，更加完整解说中心王朝的外交及其主导的地区秩序。以此倡议为基石，更为系统性的知识构建以及与具体理论更紧密的关联将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研究少数族群诠释视角绝对不是要让少数族群特殊化或差异化，而是为共生提供经验、为演化提供证据、为主流提供补充。应重视古今思想的充分对话，避免过度解读或者误读。此外，中外对土著、原住民和少数族群的研究重点差异很大，在将相关成果以中文形式建构出来的同时，还要思考如何将这些成果翻译成外语，尤其是英语，以便促进中外学者的进一步交流与对话。
少数族群视角可以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有益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历史上多个政权在由分裂到统一不断循环的过程中最终形成的，是生存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族群共同缔造的。少数族群诠释视角和方法，不仅可以摆脱又一个“中心论”对中国创建自身国际关系理论带来的一系列困扰，有助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也为分析和解释政治单元互动、地区秩序的维系和变迁以及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世界上共有4.76亿土著人民生活在90个国家，他们代表了5000种不同的文化，他们的语言涵盖了全球约7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52)对许多原住民来说，讲故事不仅仅是天马行空的描绘，而是信息传播和知识世代相传的必要传统。中国少数族群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个中国故事，而是一个面向全球多元群体，以实现合作共赢、和平相处为目标，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未来世界展望。
感谢王逸舟教授、韦民教授、杨潇(Xiao Alvin Yang)博士、施榕博士对本文修改及搜集文献提供的支持，感谢《国际政治研究》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王逸舟：《外交知识刍议》，《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第3-26页。
②文中的少数族群指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内的诸多族群，参见张凤阳等：《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一项基于西方情境的概念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29-48页；许纪霖：《国族、民族与族群：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如何可能》，《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13页。
③David C.Kang,"Getting Asia Wrong: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7-85.
④Sheryl Lightfoot,Global Indigenous Politics:A Subtle Revolution,New York:Routledge,2016.
⑤Marshall Bei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Indigeneity,Cosmology,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⑥Linda Tuhiwai Smith,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London & New York:Zed Books,2012.
⑦《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20年特刊专门涉及土著主题，参见Charalampos Efstathopoulos,et al.,"Facing Human Interconnections: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o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4,No.3,2020,pp.267-289; Audra Mitchell and Aadita Chaudhury,"Worlding Beyond 'the''End' of 'the World':White Apocalyptic Visions and BIPOC Futuris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4,No.3,2020,pp.309-332; Amy Niang,"The Slave,the Migrant and the Ontological Topograph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4,No.3,2020,pp.333-353; Mustapha Kamal Pasha,"After the Deluge:New Universalism and Postcolonial Differ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4,No.3,2020,pp.354-373; Anthony Burke,et al.,"Planet Politics:A Manifesto from the End of IR,"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4,No.3,2016,pp.499-523; Audra Mitchell,"Is IR going Extinc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1,2013,pp.3-25.
⑧Zoe Todd,"An Indigenous Feminist's Take on the Ontological Turn:'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olonialism,"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Vol.29,No.1,2016,pp.4-22.
⑨张小明：《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融通与互鉴》，《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10日，第5版，http://news.cssn.cn/zx/bwyc/202211/t20221110_5562800.shtml,2022-11-23。
⑩王立新：《全球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可能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10日，第5版，http://news.cssn.cn/zx/bwyc/202211/t20221110_5562801.shtml,2022-11-23。
(11)Xu Liang,On the Edge of Capitalism:African Local States,Chinese Family Firms,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Labor,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2017.
(12)He Jiani,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Manchuria(1890-1911),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mbridge,2018.
(13)Yang Bin,Between Winds and Clouds:The Making of Yunnan(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中译本参见杨斌：《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韩翔中译，新北：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也有按照英文版译作《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参见董思思：《评杨斌〈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全球史评论》第1期，第261-266页。
(14)《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曾刊发对《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一书的系列评论分析文章，参见林超民：《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4页；李大龙：《交融与一体：多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与“中国”：〈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引出的话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5-13页；潘先林：《起高楼与烧砖瓦：〈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史料引证问题举隅》，《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4-22页。此后，杨斌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发文进行回应。
(15)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第209-222页。
(16)参见拉克伯里为科胡恩《在掸人中》一书所写的导言《掸族的摇篮》，具体参见T.D.Lacouperie,"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 in A.R.Colquhoun,Among the Shans,London,1855。
(17)如派克(E.H.Parker)、罗歇(E.Rocher)、邦德里(Pierre Lefevre Pontalis)、斯格德(J.George Scott)、戴维斯(H.R.Davies)、柯克伦(W.W.Cochrane)、杜德(W.C.Dodd)、吴迪(W.A.R.Wood)、克勒纳(W.Credner)等人。其中，对编写泰国古代史有重大影响的有：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中的重要情报官员亨·理·戴维斯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参见H.R.Davies,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 River,Cambridge,1909；威·克·杜德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杜德是美国牧师，曾长期在泰国北部传教，参见W.C.Dodd,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Iowa,USA,1923)；曾任英国驻泰北清迈总领事伍德的《暹罗史》，参见W.A.R.Wood,A History of Siam,London,1926。在这些著作中，《泰族》和《暹罗史》影响最大。
(18)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第209-222页。
(19)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章和著作有：凌纯声：《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1938年12月；方国瑜：《南诏是否泰族国家》，《新动向》第3卷第6期，1939年12月；许云樵：《南诏非泰族故国考》，《南洋学报》1947年第2辑；刘尧汉：《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江应樑：《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云南大学学报》1959年6月号；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杜玉亭、陈吕范：《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陈吕范：《南诏大理国重要文物浅析》，曼谷《艺术与文化》杂志1984年11月号；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20)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见第三章第一节《泰族的起源》。
(21)每次笔者参加国外学术交流、做相关学术报告，第一个需要解答的提问往往就是泰族与中国傣族的族群源系问题。
(22)比如，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北方，因此，忽视南方地区及人群在文明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或者仅从汉族视角出发研究边疆的历史，则只能构建出一幅中原文化进入并征服边疆的单向度图景。
(23)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4-25页。
(24)[英]巴里·布赞、[英]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25)[美]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26)马国伟：《纳西族神话史诗〈创世纪〉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7页。
(27)王清华：《哈尼族的迁徙与社会发展：哈尼族迁徙史诗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70-77页。
(28)纪录片《三个摩梭女子的故事》，周华山，中国，2001年。
(29)陈柳：《摩梭大家庭的社会保障功能探析》，《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6-9页。
(30)刘荣昆：《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云南大学中国史博士论文，2016年5月。
(31)金钟勋：《古代中华国际法的历史和发展》，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博士论文，2013年5月。
(32)[美]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陈昌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33)朱小略：《中国外交的起源问题再讨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第186-203页。
(34)李魏巍：《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博士论文，2020年6月。
(35)参见《宋史》卷485-496之《外国传》《蛮夷传》。
(3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81页。
(37)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温春来：《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8)史籍《云南通史》《南诏野史》对石碑有记载，但对会盟这一事件没有记载。
(39)参见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40)Mustapha Kamal Pasha,"After the Deluge:New Universalism and Postcolonial Differ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4,No.3,2020,pp.354-373; Dipesh Chakrabarty,"The Climate of History: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Vol.35,No.2,2009,pp.197-222.
(41)[美]伊丽莎白·简·伍德：《田野调查》，载[美]罗伯特·E.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唐士其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页。
(42)参见泰国《曼谷邮报》(Bangkok Post)报道，"Missing Woman with Alzheimer's Home from China," Bangkok Post,Feb.15th,2019,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1629842/missingwoman-with-alzheimers-home-from-china,2023-01-02。
(43)王林亚：《改变世界的奎宁：全球环境史视野下人类对金鸡纳的认知、引种及影响(1853-1939)》，《史学月刊》2022年第3期。
(44)李涛：《少数民族谱写的抗战壮歌》，《解放军报》2017年7月6日第12版。
(45)李涛：《抗日战争中的少数民族》，《光明日报》2020年8月23日第7版。
(46)霍安治：《抗日战争离不开奎宁》，《国防时报》2020年8月13日，第10版，原载《凤凰周刊》2020年6月15日，第726期。
(47)花新人：《迎美国抗疟团》，《西南医学杂志》1941年第11期，转引自付春：《抗战时期云南金鸡纳种植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12期。
(48)类似的研究还有在云南的青霉素(盘尼西林)跨国卫生合作，参见Mary Augusta Brazelton,"Frontiers of Immunology:Medical Migrations to Yunnan,Vaccine Research,and Public Health during 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9," in David Luesink,Zhang Daqing,and William Schneider,eds.,China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Biomedicine,NY: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19; Mary Augusta Brazelton,"The Production of Penicillin in Wartime China and Sino-American Definitions of 'Normal' Microbiology,"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Vol.13,No.1,2019,pp.102-123，此文是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教授主编特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战时日常生活”(Wartime Everydayness in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的一部分。
(49)Mary Augusta Brazelton,"Viral Reflections:Placing China in Global Health Histor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9,No.3,2020,pp.579-588.
(50)王立新：《全球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可能贡献》。
(51)秦亚青：《知识观重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路：以三大理论批判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第143-161页。
(52)UN,"Breaking Media Stereotypes with Indigenous Storytelling," https://www.un.org/en/academic-impact/we-are-indigenous-breaking-media-stereotypes-indigenous-storytelling,2021-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