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糜烂的植物学家
1768年8月15日，英国植物学家班克斯（Joseph Banks）告别他的未婚妻，登上了澳大利亚军舰“奋进号”（the Endeavour）。
这班克斯后来因为植物学上的成就而得以名垂青史，竟能盘踞英国皇家学会主席之位40余年，其实从根上说就是一个纨胯子弟。他勉强通过了伊顿公学的古典课程，牛津大学的学位课程就修不完了，也就是高中勉强毕业，大学没能念完。不过他迷恋植物学，所以走门路上了“奋进号”军舰。当时这种情形并非仅见，这样上舰的人通常也得以跻身高级船员之列，不用像水手那样擦甲板。
此次“奋进号”的远航是受英国海军部和皇家学会资助，目的是前往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Tahiti，法属海外自治领，另一个常见的译名是“大溪地”）观测一次比较罕见的金星凌日。舰长库克（James Cook）是西方殖民史上最著名的舰长之一，多次远航探险，开拓海外殖民地。他还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群岛的“发现”者，如今以他命名的群岛、海峡、山峰等不胜枚举。
当“奋进号”停靠塔希提岛时，班克斯一下就被当地美丽的土著女性迷昏了，他在她们的温柔乡里纵情狂欢，连库克舰长都看不下去了，“道德愤怒情绪偷偷溜进了他的日志当中，他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不去批评所见到的滥交行为”，而班克斯纵欲到了“连嫖妓都毫无激情”的地步——这是别人讽刺班克斯的说法，因为对于那时常年航行于茫茫大海上的男性来说，上岸嫖妓通常是一项能够唤起“激情”的活动。
而在“帝国科学”的宏大叙事中，科学家的私德是无关紧要的，人们关注的是科学家做出的科学发现。所以，尽管一面是班克斯在塔希提岛纵欲滥交，一面是他留在故乡的未婚妻正淚眼婆娑地“为远去的心上人绣织背心”，这样典型的“渣男”行径要是放在今天，非被互联网上的口水淹死不可，但是“班克斯很快从他们的分离之苦中走了出来，在外近三年，他活得倒十分滋润。”
踌躇满志的帝国科学家
上面这一幕，是18世纪西方列强“科学考察”中的插曲，西方人在这种考察中的所作所为是何光景，就不难想象了：性（sex）、科学（science）和帝国（state）这三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遥想当年，帝国的科学家们乘上帝国的军舰——达尔文在皇家海军“小猎犬号”上就是这样的场景之一，前往那些已经成为帝国的殖民地或还未成为殖民地的“未开化”的遥远地方，通常都是踌躇满志、充满优越感的。
英国学者帕特里夏·法拉在《性、植物学与帝国：林奈与班克斯》（Sex, Botany and Empire, The Story of Carl Linnaeus and Joseph Banks）一书中不无讽刺地指出“帝国科学”的实质：“班克斯接管了当地的女性和植物，而库克则保护了大英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甚至对班克斯的植物学本身也调侃了一番：“即使是植物学方面的科学术语也充满了性指涉。……这个体系主要依靠花朵之中雌雄生殖器官的数量来进行分类。”据说“要保护年轻妇女不受植物学教育的浸染，他们严令禁止各种各样的植物采集探险活动。”这简直就是将植物学看成一种“涉黄”的淫秽色情活动了。
在意识形态强烈影响着我们学术话语的时代，上面的故事通常是这样被描述的：库克舰长的“奋进号”军舰对殖民地和尚未成为殖民地的那些地方的所谓“访问”，其实是殖民者耀武扬威的侵略，搭载着达尔文的“小猎犬号”军舰也是同样行径；班克斯和当地女性的纵欲狂欢，当然是殖民者对土著妇女令人发指的蹂躏；即使是他采集当地植物标本的“科学考察”，也可以视为殖民者“窃取当地经济情报”的罪恶行为。
后来改革开放，上面那种意识形态话语被抛弃了，但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忘记或有意回避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这个层面，只歌颂这些军舰上的科学家的伟大发现和成就，例如达尔文随着“小猎犬号”的航行，早已成为一曲祥和优美的科学颂歌。
其实达尔文也未能免俗，他在远航中也乐意与土著女性打打交道，当然他没有像班克斯那样滥情纵欲。在达尔文为“小猎犬号”远航写的《环球游记》中，我们读到：“回程途中我们遇到一群黑人姑娘在聚会，……我们笑着看了很久，还给了她们一些钱，这着实令她们欣喜一番，拿着钱尖声大笑起来，很远还能听到那愉悦的笑声。”
有趣的是，在班克斯在塔希提岛纵欲60多年后，达尔文随着“小猎犬号”也来到了塔希提岛，岛上的土著女性同样引起了达尔文的注意，在《环球游记》中他写道：“我对这里妇女的外貌感到有些失望，然而她们却很爱美，把一朵白花或者红花戴在脑后的髮髻上……”接着他以居高临下的笔调描述了当地女性的几种发饰。
帝国科学家当年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在别的民族土地上采集植物动物标本、测量地质水文数据等等的“科学考察”行为，有没有合法性问题？有没有侵犯主权的问题？这些行为得到当地人的同意了吗？当地人知道这些行为的性质和意义吗？他们有知情权吗？……这些问题，在今天的国际交往中，确实都是存在的。
也许有人会为这些帝国科学家辩解说：那时当地土著尚在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中，他们哪有“国家主权”的意识啊？他们也没有制止帝国科学家的考察活动啊？但是，这样的辩解是无法成立的。
姑不论当地土著当时究竟有没有试图制止帝国科学家的“科学考察”行为，现在早已不得而知，只要殖民者没有记录下来，我们通常就无法知道。况且殖民者有军舰有枪炮，土著就是想制止也无能为力。正如帕特里夏·法拉所描述的：“在几个塔希提人被杀之后，一套行之有效的易货贸易体制建立了起来”。
即使土著因为无知而没有制止帝国科学家的“科学考察”行为，这事也很像一个成年人闯进别人的家，难道因为那家只有不懂事的小孩子，闯入者就可以随便打探那家的隐私、拿走那家的东西、甚至将那家的房屋土地据为己有吗？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殖民者就是这样干的。所以，所谓的“帝国科学”，其实是有着原罪的。
如果沿用上述喻，现在的局面是，家家户户都不会只有不懂事的孩子了，所以任何外来者要想进行“科学探索”，他也得和这家主人达成共识，得到这家主人的允许才能够进行。即使这种共识的达成依赖于利益的交换，至少也不能单方面强加于人。
举例来说，对于如今中国在非洲、南美洲等处日益增强的存在，某些西方人抱着“羡慕嫉妒恨”的阴暗心理，指责中国“推行殖民主义”，美国国务卿甚至已经将中国称为“帝国主义”——好像他们祖先没有推行过殖民主义、他们自己没搞过帝国主义似的。但他们忘记了或者假装忘记了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当年西方殖民者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仗剑经商”，如今中国人到非洲去，是开着军舰去的吗？是靠枪杀当地人来建立“贸易体制”的吗？当然不是。中国人是在和那家主人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在当地展开各种活动的。
载《新发现》杂志2018年第3期
科学外史（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