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上看，西方哲学已经经历过三次危机，每次危机之后，哲学都获得了新生和繁荣。西方哲学的最初形态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的原则在公元前5世纪时遭到智者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诡辩和功利精神的挑战，这是第一次哲学危机。危机之后，出现了古代哲学最为辉煌的成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希腊化哲学在罗马时期被伦理化，罗马官方哲学家的道德洽谈和虚伪说教造成了伦理化哲学的危机，即第二次哲学危机。新兴的基督教以信仰的决定性和道德实践性满足了人们对普遍原则和道德理想的追求；在经过长期的历史曲折之后，基督教哲学在13世纪的大学里达到了顶峰。但经院哲学随着“千年王国”的衰落而进入危机期。15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是文化上的繁荣时期，但却是第三次哲学危机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具有前两次危机时期的哲学的特征：新旧学说交替，真伪科学混杂，相对主义流行，哲学的功能和信誉下降。直到17世纪之后，哲学与新兴的自然科学结盟，哲学才又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近代哲学对科学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转变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哲学确如黑格尔所说成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但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进入了第四次危机时期。

虽然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版物以及号称哲学家的数量超过所有历史时期的总和，但是，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现代西方哲学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哲学派别。一个个哲学派别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的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哲学舞台上，斑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致罗蒂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形容哲学场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 〔4〕

从历时性的观点看，现代哲学的危机有与前几次危机相同的两个特征：哲学在实践上失去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理论上步入相对主义的误区。哲学在失去了“第一科学”和“科学之科学”的地位之后，只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普通的专业。哲学家过去的公众形象是智者和贤人，现在却是这样一类专业人员：他们使用专业术语，乐而不疲地争论只有本派别才感兴趣的问题，局外人却不知所云。卡尔纳普曾揶揄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他们现在更接近于不赚钱的律师。哲学家确有律师那种互相攻讦之能事，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以邻为壑。相对主义于是蔓延于一切领域：真理观、意义观、价值观、伦理学、科学观、方法论，等等。相对主义的结果不是百家争鸣的繁荣，而是各行其是的芜杂；不是彼此对话的宽容，而是画地为牢的狭隘。

从共时性的观点看，世纪之交的时候，物理学、数学和哲学这三门主要理论学科都发生了危机。所不同的是，物理学和数学不同程度地克服了危机，而20世纪的西方哲学却一直没能摆脱危机的阴影。究其原因，哲学危机的性质比物理学和数学的危机更为严重，它所面临的是失去自身研究对象的危机。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上的危机，尚可通过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来解决，但如果一门学科失去了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独特的研究对象，那么，它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存在下去了。西方哲学在失去了三大传统主题——上帝、心灵和世界之后，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困境。正如本书力图展现的那样，现代西方哲学都可以看做为摆脱哲学危机而做出的努力，而努力的方向即是寻求新的研究对象，开辟新的哲学领域。

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阶段性大致与哲学对象和领域的更新是一致的。具体地说，“二战”之前的“哲学革命”阶段在逻辑、语言、数学和科学的相互关系之中开辟新的哲学领域，“二战”之后的哲学把社会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交流作为哲学关注的焦点，70年代以来的哲学在文化领域开拓新的哲学对象和跨学科的新领域。

但是，上述努力都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因此都未能使西方哲学摆脱危机的困境。不过，这些努力的方向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