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 ica ） 的主编魏思齐（ZbigniewWesolowski）邀请我为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 tmut Wal ravens）的新著《儒莲与谢林·冯·坎施达特、克拉普罗特、恩德利歇尔、加贝伦茨及亚历山大·冯·洪堡有关中国的学术通信》（Stanislas Jul ien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über China mit Schilling von Canstadt， Klaproth，Endlicher， Gabelentz， und A. von Humboldt， Norderstedt： Books on Demand， 2021.P.110，以下引用仅注明页码）写一篇书评。这本书只有一百多页，但由于所有的书信都是用法文写的，尽管有魏汉茂的德文翻译，但对于不精通法文的我来说，读起来依然有些费劲。我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来翻译、做笔记。在着手写书评之前，不知不觉已经做了十多万字的札记。这些书信大部分是儒莲写的，其中也有一些是其他学者寄给他的，所讨论的内容大都是东方学和汉学的问题，展现了一个生动、立体的儒莲形象。在阅读这本书的同时，我也一再查阅其他的文献，试图对这位备受争议的汉学家予以更恰当的评价。
一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汉学界乃至东方学界，儒莲都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他有关中国文学、汉语语法、中—印佛教乃至中国工艺的翻译和研究，在当时的法国及整个欧洲，都可谓超群绝伦。尽管其他汉学家也在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地进行研究、翻译与著述，但在儒莲看来，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做重复且极其平庸的工作。他对这些“成就”丝毫没有发自内心的尊重，有的只是鄙夷，这些从他对包括自己的老师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的谴责和批评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儒莲留给我们的大量译文和研究著作，借此很难对儒莲本人做客观的评价。不论是在法兰西学院还是在东方语言学院，儒莲都担任过汉学教授，有关他的教学工作，他在书信中自我标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但当时的“圈内人”—同行们—对他的评价并非如此！
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在一八九四年的《通报》上撰文，对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四年的欧洲汉学研究做了一个综述，在回溯到儒莲时，他写道：
儒莲不大容易为年轻人所接受，并且对于他杰出的导师，也没有留下任何深情厚谊的回忆。他当然是一位大学者，但他性格上的缺陷—我甚至认为他身上有某种天生的嫉妒心—对汉学造成了伤害，即便他曾在中国研究上投下过巨大光辉也很难予以弥补。此外，他忘恩负义，这并非是因为他重译了雷慕沙已经出版的书籍，而是因为他指责自己恩师的所谓不当行为，比如剽窃了马若瑟（Prémare）《中国语言札记》的部分内容。鲍狄埃（Pauthier）是一个比儒莲差得远的汉学家，但鲍狄埃却比他的对手儒莲更有骑士风度，他为他们共同的老师报了仇。儒莲，这位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在从事了四十年的教学工作之后，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根本没有做好准备的学生，他们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人数上，都无法与那些在中国本土接受教育的新生代法国汉学家抗衡。作为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甚至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份委托给他保管的这些宝藏的目录：他制作的一份平庸的中文书籍清单似乎只是为了防止其他人承担同样的任务。……儒莲的著作是伟大的，却只属于他个人：可以说，其代表作主要是他的《汉文指南》（Syntaxenouvelle ）和《慈恩传》（Pélerinsbouddhistes ）译本；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然而，尽管这些著作为作者本人以及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但儒莲绝不是一个好老师：他不把自己的学生看成接班人，反而把他们视作对手，而一个好老师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在儒蓮那里永远不会培养出大学者来。（Henri Cordier， Les ?tudesChinoises （1801—1894）， in： ToungPao ， Vol. VI. （1895）， pp. 116-118）
在这里，考狄尽管承认儒莲的汉学成就，但基本上否定了他的为人。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副馆长和汉学教授，儒莲根本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这些方面他是完全不称职的。除了考狄外，历史学家瓦隆（Henr i Wal lon）、巴黎外方来华传教士童文献（Paul Huber tPerny）、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 l le）都曾对儒莲那狂妄、霸道、固执己见、好强争胜，并且极有攻击性等性格特点予以批判。
二
曾协助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的改良派著名思想家、报人王韬与儒莲有过交往，他对这位法国汉学家的翻译、研究以及人品也有过评价。王韬论儒莲的文献目前能见到的有两种：其一是一八六八年他写给儒莲的一封长信；其二是在一八七三年二月十四日儒莲去世后，他特别为这位“通中西之学”的“硕儒名彦”撰写的《法国儒莲传》。王韬于一八六七年底前往欧洲游历，帮助理雅各进行翻译工作，他在一八七0年初回国途中，在巴黎拜访了儒莲。王韬在儒莲去世后写的《法国儒莲传》中，对这位法国汉学家有一番完全不同于法国学者的评价：
先生诱掖奖劝，亹亹不倦，其训诲有序，指授有方，因材授学，各有专科，从不躐等而进。凡经先生诲示者，率成名而去。先生既造就人材，乐育后进，为国家储才待用，而又谦得自持，虚怀能受，人有一材一技之长者，必为揄扬恐后，誉之弗容口，爱贤下士，有可知已。（见《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二00二年版）
王韬与儒莲仅有一面之交，并且只是礼节性的拜访，由于他本人并不懂得西方语言，对儒莲学术和为人的了解都极为有限。另一个方面，中国人认为“死者为大”，一个人无论生前对与错，死了之后就应当受到尊重，后人不应当再议论死者的是非曲直。因此，王韬在《法国儒莲传》中对儒莲极尽溢美之词，与事实不一定相符。
三
一般说来，书信和日记等一手文献的好处在于可以避免在二手文献中为了保持某种形象而加入的修饰、隐语，从而可以直接窥探作者的内心世界。儒莲与远离他生活、工作圈子的德国学者的书信往来，能展现较为真实的自我。这些书信所展现的儒莲，是一位视学问为生命的学者，同时也热衷于臧否学界人物，在头衔、职位以及荣誉面前，他不遗余力地拉关系，为自己和“自己人”创造条件。儒莲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他无可争议地成为汉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人：有强烈的嫉妒心，暴躁、易怒，很长一段时间在法国汉学研究的官方机构中独揽大权，并且排斥一切竞争对手。在他的书信中，他指责其他一切汉学家：湛约翰（John Chalmers）的《老子》英译是从他的《老子》法译本剽窃而来（p. 84）；巴伐利亚的诺依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是一个平庸的汉学学者（p. 84）；英国的一位汉学家将“金瓶梅”翻译成了“李子装在了金罐子里”（p. 84）；儒莲根据德庇时（Si r JohnFrancis Davis）《好逑传》的英文译本书名The fortunate Union 推断出，这位译者根本不知道“好逑”一语出自《诗经·国风》中的一首诗（p.55），等等。儒莲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不仅对他的论敌如此，对他的老师雷慕沙也不例外。在评论雷慕沙的《玉娇梨》法文译本时，他提醒读者要格外小心阅读，因为其中有三千至四千个翻译错误（p. 55）。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Humboldt）在给儒莲的信中，恳求他在对诺依曼做出评价时务必手下留情，因为诺依曼是他哥哥威廉·冯·洪堡（Wi lhelm von Humboldt）一家的朋友（p. 93）。
德国的语言学家加贝兰茨（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著名汉学家贾柏连孜［Hans Georg Conowvon der Gabelentz］的父亲）写信告诉儒莲：西班牙人卡斯塔涅达（Benjamín Casta eda，此人实际上是秘鲁人）有关广东话语法的著作《广东土音》（Gramaticaelemental de la lenguachina，dialectocantones ， por B. Casta eda. Hong-kong， 1869）抄袭了雷慕沙的《汉文启蒙》（p. 82）。儒莲在其后的回信中却说：“雷慕沙在出版《汉文启蒙》时，只是对马若瑟的书进行了删减而已，但他在序言中却胆大妄为地宣称自己对作者使用的例子进行了复核，并称这些修订工作是他自己做的。……当雷慕沙出版他的语法书时，他几乎没有读过任何中文，而直到他去世时（一八三二年六月四日），他甚至还没读过‘四书。”（p. 84）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汉学家考狄在论及儒莲时说“对于他杰出的导师，他也没有留下任何深情厚谊的回忆”的缘故。
从书信中还可以看出，儒莲特别热衷于传播一些其他汉学家的“轶事”。他在给奥地利植物学家恩德利歇尔（Stephan Ladi s lausEndlicher）的信中，提到了曾经作为俄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大汉学家克拉普罗特（Jul ius Klaproth）“偷书”的一个细节，据他推断：两出中国戏曲的印刷本是克拉普罗特从阿瑟纳尔图书馆（Bibl iothèque delAr senal）里偷走的，并撕掉了扉页。他还说，克拉普罗特也曾以同样的方式从圣彼得堡国家科学院偷走了一些汉语、满语的珍贵版本（p. 56）。在给加贝兰茨的信中，儒莲更为详细地叙述了克拉普罗特的“偷书”行径：“在克拉普罗特的藏书被出售的前一年，我把目录寄给了科学院，并告诉他们说，其中大部分汉语、满语、蒙古语、吐蕃语和日语的书籍都是这位无耻的学者从他们那里偷走的……克拉普罗特偷书的行径真可以写一部书了。”（p. 80）这显然是夸大其词。根據魏汉茂的研究，克拉普罗特的藏书中其实只有大概十五部是从科学院借来而没有归还的。其他儒莲贬低克拉普罗特的叙述也跟实际情况多有出入（pp. 80-81， Note 210）。
四
关于儒莲性格的形成，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分析了，但从他的人生经历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儒莲出生于法国中部城市奥尔良，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机械师，一八0三年过早去世了。按照母亲的愿望，这个聪明的男孩应该接受好的教育，但他的继父——一个老军人——却不同意出钱培养他。直到十三岁时，这位少年才偷偷地接受了拉丁文的培训。继父去世后，他才得以进入奥尔良学院。在那里他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学完了四门课程，令老师和同学们瞠目结舌。之后他的监护人把他送到神学院，希望将他培养成为神职人员，他又用了四年时间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并且自学了希腊语（神学院不教授这门语言）、英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德语。之后，他计划前往美国，因为大他两岁的哥哥斯坦尼斯拉斯·艾格南已经移民美国，在那里成功经营着一家武器工厂。然而，极为不幸的是，哥哥却突然死于黄热病。年轻人于是决定改去巴黎，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个在教育部门工作的机会。儒莲的本名跟他父亲一样叫诺埃尔，但为了表达怀念而改用了死去哥哥的名字“斯坦尼斯拉斯”（p. 8）。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儒莲的童年。不论是少年丧父，跟继父的紧张关系，还是他哥哥在美国染病身亡，都给儒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害。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儒莲的独女十六岁便夭折，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王韬在《漫游随录》中描写了他去巴黎拜访儒莲时的情境：
儒莲原籍犹太，年垂六十，而惟生一女，近以疾陨，年仅十六。其像即悬书室，碧眼修眉，花妍月媚。余不知而指问之，儒莲泪犹涔涔下，盖过时而犹悲也。〔王韬《漫游随录》，收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VI）”，岳麓书社二00八年版〕按照王韬的说法，当时儒莲的女儿已经去世一段时间了，但他依然没有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走出来。当王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询问他女儿的照片时，“儒莲泪犹涔涔下，盖过时而犹悲也”，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位不幸的父亲那种肝肠寸断，失去女儿的苦楚与伤感。
五
一八六八年，在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译经”的王韬致信儒莲，在谈到这位法国大汉学家所译的《大唐西域记》时，王韬写道：
曩知阁下以《西域记》前后序文请艾君西席丽农山人细加诠释，其人固尝祝发为僧者，颇工诗词，特序文奥衍，详核为难，或恐不免空疏之诮。（王韬著，陈玉兰辑校《弢园尺牍新编》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0二0年版）也就是说，儒莲在翻译《大唐西域记》的序文时遇到困难，向当时在中国传教的伦敦会的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求助——当时他任职于上海制造局，“艾君”（艾约瑟）又将其“西席”——“丽农山人”介绍给了儒莲，帮他解释《大唐西域记》的序文。“丽农山人”是蒋敦复的号，他当时与王韬、李善兰有名于沪淞，被称为“三狂士”。遗憾的是，查遍儒莲所译的《大唐西域记》法文版，没有任何地方提到马若瑟或蒋敦复的名字。
儒莲在他的《西域记》（卷一）法译本的前言中提到了这个译本是应他“杰出的朋友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的紧急请求”而翻译的（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 Par M. Stanislas Julien， TomePremier， Paris： A LImprimerie Imperiale， 1857， p. VI），并提到他在书中插入了一幅由维维恩·德·圣马丁（Vivien de Saint-Martin）绘制的大比例尺的中亚和印度地图，以帮助读者理解玄奘的取经线路（同上，p. IX）；儒莲认为中国书的“序”不容易理解，因此他特别感谢在北京生活了十年之久的俄国东正教使团的汉学家孔琪庭（Cons tant inSkatschkoff）的帮助（同上，p. XXX）——孔琪庭实际上在北京生活了七年的时间，他搜集的汉籍善本在当时的俄国是首屈一指的；同时儒莲也感谢孔琪庭将当时俄国驻日本的领事戈什科维奇介绍给了自己，儒莲希望这位外交官能帮他在日本找到在中国已经失传的敬播所撰的六十卷本《西域图志》（Mémoires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 ParM. Stanislas Julien， Tome Second， Paris： A LImprimerie Imperiale， 1858， p. XVXVI）。儒莲并非没有提到任何帮助过他的人，只是没有提到中国人而已。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强调他的研究和翻译是独立完成的，是有别于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汉学家们的。《西域记》（卷一）法译本前言的一个注释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那些长期居住在印度的东方学家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在解释梵文文本时常常会得到梵文学家或婆罗门的帮助（我想这是他们值得赞许和称羡的地方）；但让人常常忽视的是，想要在中国立足的欧洲或美国的汉学家，为了他们的研究和工作，通常雇用一个或多个中国学者，他们被称为“先生”。……正是在这些本地学者的帮助下，马礼逊牧师（Morrisonpère）和他的继任者才得以编写了他们出色的字典及所有的文学作品。……我可以举出另外一部部头更大的作品，根据译者的说法，他的“先生”向他一字一句地解释了整部作品，几年来日积月累的页数才让他完成了自己的事业。……这些可敬的东方学家们在享受着他们优越地位的同时，也有着高尚的情操，他们从不谴责那些被剥夺了这种优势的欧洲同事们——只能在没有任何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完成他们的著作。此外，他们不断为这些欧洲汉学家们主持公道，并经常以最恭维和最热烈的方式赞扬和鼓励他们的成就。
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中也提到过他本人曾经为儒莲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儒莲，法之文学巨擘也，余旅英土，与通笔札，所著书经，余点定者多署余名。余归时，取道法京，与之相见，极为契合。”（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尽管王韬写道“所著书经，余点定者多署余名”，但我在儒莲的法文著作中尚未发现过。
六
王韬在致儒莲的信中对其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做了评述，他写道：
始见阁下所译有腊顶字《孟子》，想作于少时，造诣未至。其后又有《灰阑记》《赵氏孤儿记》《白蛇精记》，则皆曲院小说，罔足深究。嗣复见所译《太上感应篇》、《桑蚕辑要》、老子《道德经》、《景德镇陶录》，钩疑抉要，襞绩条分，骎骎乎登大雅之堂、述作之林矣。癸甲以来，知阁下潜心内典、考索禅宗，所译如《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精深详博，殆罕比伦，于书中所载诸地，咸能细参梵语，证以近今地名，明其沿革，凡此盛业，岂今之缁流衲子所能道其万一哉！（王韬：《弢园尺牍新编》［上］，陈玉兰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二0二0年版）
王韬对儒莲的《孟子》拉丁文译文的评判，很可能是出自理雅各的看法。但一个人在无法读懂拉丁文的情况下，用“造诣未至”来评价一部自己根本看不懂的译本，无论如何都是欠妥的。在王韬看来，西方对中国的研究理应是“经史子集”在域外的延伸，凡是不符合中国正统学术观念的内容，都是不入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儒莲的《灰阑记》《赵氏孤儿记》《白蛇精记》等“曲院小说”的翻译，是不足挂齿的。因为就“四部”来看，作为“集部”的戏曲总集一般来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属于“末流”的东西，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实际上，对于儒莲来讲，这些通俗小说、戏曲的翻译既是他“官话”语法研究的材料，同时也是其翻译著作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不论是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还是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以及布莱希特的《灰阑记》，都是由于阅读这些在王韬看来“罔足深究”的粗俗作品后取得的成就。一旦超越了中国文化影响的范围，王韬等所认为的在经典中所具有的超历史的、不因时空变化而变化的永恒本质，其实就不复存在了。
王韬等早期为数极少的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从欧洲回国后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文人到维新鼓吹者的转变，但其思想深处的儒家正统思想并未根本改变。他以四库的方式“格义”儒莲的翻译和研究，本身没有太多的意义。西方汉学其实是对本质主义认识的最好解构，因为任何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都不适应这一跨文化的学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