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在智力、物质条件、社会组织、文化机制等方面达到一定高度以后的阶段被称为文明时期。文明不仅标志着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取得的进步，也指社会的差异化结构，意味着其成员价值取向及衡量标准的形成。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掌握统治权的精英阶层，他们借助文字和艺术运作权力把自己的政治意识系统化，其外部表现形式为宫殿、神庙、管理机构。
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伦福儒认为，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他把文字、祭祀中心和一定规模的城市(人口不少于5000人)视为最基本的元素。在他看来，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促成的多重影响力会催生文明。相比之下，贝恩斯和约菲则更强调精英阶层在文明生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他们借助象征手法创造崭新的文化。在他们看来，文明是高级文化的结晶，是特定人群积累了一定数量象征性资源的结果，尤其是其中的精英阶层为使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合法化而掌控政治和经济，成为保证社会和自然秩序的主体。按照贝恩斯和约菲的理解，所谓高级文化就是精英阶层演绎出来的一整套交流和传播体系，他们以此确定、彰显和传递自身的意志。知识和风格是高级文化的两个根本因素，精英阶层运用前者控制文化资源，依靠后者与他者划清界限，不仅把既定的社会秩序视为典范，而且将其与宇宙秩序等同起来，从而赋予其神圣性。象征性资源主要指人造环境，包括王宫、管理机构、宗教和祭祀建筑；王冠、权杖、服饰、武器、首饰，甚至器皿；神话、传说、节日，以及以王表为核心的历史书写和叙事。
古埃及文明的起源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许多埃及学家认为，建立古埃及最早王朝的人群是从西亚迁徙到埃及的。不少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中心论倾向的学者无法相信，埃及文明的创造者是尼罗河流域的居民，他们甚至认为象形文字也是舶来品。最近一段时期，在埃及与西亚交界地区的考古发掘结果说明，尽管西奈半岛的地表以沙漠为主，但它并未阻碍古埃及人与西亚居民的交往和交流。最新的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从非洲经由西奈半岛通往黎凡特的线路，而且也比较清晰地勾勒了古埃及人与西亚居民在物质和观念交换中建立的密切关系。公元前5千纪后半期，驯化的谷物和驯养的牲畜已输入埃及。
在古埃及人与黎凡特地区的居民进行交往的前期，主动方似乎是后者，只是到了公元前4千纪后半期，埃及人才由参与者转变为组织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诸如天青石、印章、青铜等实物和泥砖建筑技术、艺术主题等传入埃及，它们被用作区分阶层的标记，或者被用来标志神圣力量。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近些年在埃及以西的撒哈拉沙漠边缘发现并发掘了许多史前遗址。此地游牧民的基本生存方式是驯养牛。公元前5300年前后，尼罗河河谷以西的草地沙漠化，原来的游牧民在进入尼罗河谷地之后开始农耕生活。从游牧到半游牧，再到定居生活，埃及不同区域的居民根据当地的气候变化，经历了不同的适应过程，采取的生存方式也不尽相同，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思维模式也各有特色，对后来的文明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研究者过去一般认为，上埃及居民偏重于非洲的游牧生存模式，下埃及居民很早就采纳了西亚的农耕，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化。现在看来，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谷地和尼罗河三角洲不同地区的居民在适应新的环境，并接受和运用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的过程中共同创造的。
按照古埃及史家马涅托的记述，把埃及南北两个独立的王国合二为一的国王是美尼斯，他把孟菲斯确立为首都，使古埃及成为统一的王权国家。因此，多数学者将王权国家的诞生视为其文明的起点。比马涅托早大约两个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做了相同的描述，称美尼斯在上埃及与下埃及交界的地方建造都城，把普塔神奉为孟菲斯的主神，并开启了为神祭祀的传统。古罗马作家普林尼把发明文字的功劳也加在了美尼斯的头上。
最近一些年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和理解古埃及文明的诞生及其特征。许多证据把古埃及文明的发源地指向希拉孔波利斯。这个城市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位于尼罗河的东岸和西岸；前者在象形文字中被称为“埃尔卡布”，后者被称为“奈亨”。它们起初是隔河相望，并且是相对独立的聚落；但是早在史前时期，拥有更多肥沃土地的奈亨占据了上风。这个城市的精英阶层把隼奉为其保护神，他们不仅充分利用尼罗河谷地发展农业，而且他们生产的陶器和啤酒已经超出其需求范围；因为质量优异和品种多样，这些商品逐渐被推销到上埃及各地，不久之后甚至远至尼罗河三角洲和阿斯旺以南的努比亚。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奈亨的势力逐渐壮大，处在尼罗河谷通往东部干河谷要道的埃尔卡布逐渐被纳入奈亨的麾下。基于这个原因，古典作家把这座历史悠久的双城叫作“隼城”。迄今为止，希拉孔波利斯是在埃及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市遗址。考古学家们在此处发现了年代为公元前3500年至前3200年的众多墓葬和文物。在其中一座坟墓的壁画上，可以看到具有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船只，标志着埃及此时已经与西亚有着贸易往来。专业化的工艺生产和长途贸易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使得管理阶层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为精英阶层强化自身地位和运作权力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因素共同为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希拉孔波利斯由很小的聚落演变为规模可观的小型城市，与此同时，上埃及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于希拉孔波利斯的中心，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涅伽达和阿比多斯。根据涅伽达出土的器物，学者们把上埃及统一国家形成之前的一段时间称为“涅伽达文化”时期，并将其分为三个连续阶段。从史前向历史时期过渡期，包括希拉孔波利斯在内的上埃及中心城市墓地都出现了一个突出的变化，精英阶层坟墓与其他群体的坟墓被置于两个不同的区域。另外，在上埃及的希拉孔波利斯、涅伽达、阿比多斯等位于尼罗河岸边的城市借助农业和手工业逐渐扩大其势力范围和强化自身辐射力的时候，在下埃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史前时期在今开罗周围和尼罗河三角洲起到主导作用的文化被称为“马阿迪文化”，其在开罗周围的重要遗址为马阿迪、塔尔汉、赫勒万和萨卡拉。塔尔汉原来是上埃及众多城市与西亚和黎凡特地区进行长途贸易的必经之地，随着第一王朝的统治者把孟菲斯确立为都城，塔尔汉沦为孟菲斯的附属小镇。
在尼罗河三角洲，重要的史前遗址有布托、泰尔易卜拉欣-阿瓦德、泰尔法卡等。在这些遗址的早期考古层中，只发现了属于马阿迪文化的陶器；处在之上的考古层中，渐次发现了属于上埃及涅伽达文化的陶器和其他器物，而且具有涅伽达文化特色的器物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学者们从前通常把属于上埃及涅伽达文化的器物出现在下埃及遗址的情况解读为上埃及统治者用武力征服下埃及并统一埃及全境的标志，而多数学者现在倾向于认为，古埃及统一的王权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属于0王朝的阿比多斯墓地，一座被标注为U-j的墓被学者们视为其中一位国王的陵墓。它的年代大概为公元前3150年，墓室的面积约为66平方米，分为12个隔间。尽管这座墓之前已经被盗挖，考古学家们仍然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骨质、象牙器物和陶器，陶器当中包括大约400件从今巴勒斯坦地区进口的葡萄酒罐。此外，出土的约150个标签上刻写了最早的象形符号。根据发掘人员的解读，从棺材室出土的木质神龛的痕迹和一件象牙权杖模型显示了这位墓主人与神灵之间的特殊关系和他生前行使的王权。在权标头和调色板上，经常出现狩猎或战争场面，其中一位首领模样的人徒手制服猛兽，或者用武器击打敌人。这种表现勇士或英雄形象的主题被纳入王权理念之中，表达了国王统一埃及领土并把敌人抵挡在埃及境外的意念和能力。古埃及人使用文字的最早证据来自位于阿比多斯的统治阶层的坟墓。这些象形符号被刻写在标注和标记物品的标签上，记录这些物品的来源、名称和数量。从物品来自埃及各地以及埃及以外的情况判断，此时掌握阿比多斯统治权的墓主人不仅对埃及全境行使有效控制，而且还与埃及以外地区保持着贸易关系。
在第一王朝即统一的王权国家诞生的前夜，以阿比多斯作为权力中心的统治阶层首先把希拉孔波利斯和涅伽达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把控制权扩展到下埃及。为了更好地掌控上下埃及，并便于与西亚的贸易，该王朝的君主把权力中心从阿比多斯迁到孟菲斯。从第一王朝开始，埃及与黎凡特地区的往来主要借助海路。建造船只所需的松木和制作木乃伊需要的松香，古埃及人必须从今黎巴嫩地区进口。这些需求促进了航海技术的进步，而海上运输反过来又加速了造船业的发展。上埃及的城市之间、下埃及的城市之间以及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城市之间相互竞争，通过征服、吞并、联姻等形式壮大各自的力量。这段持续了大约100-150年的时间被学者们定义为“0王朝”。由原来诸多小型城市并存和竞争，演变为首都的一城独大，它不仅在政治上处于主宰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导致虹吸效应。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此后埃及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而且对之后近三千年法老社会的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一块出土于阿比多斯的饰板上，第一王朝前五位国王的名字依次在列，他们分别是那尔迈、奥哈、哲尔、哲特和登。此外，考古人员在从上埃及的阿比多斯至尼罗河三角洲的广大区域发现了那尔迈前任的名字：卡。至关重要的是，在孟菲斯墓地的所在地赫勒万出土的两个陶罐上，这位国王的名字被置于表现王宫的图标当中。这个图标在那尔迈调色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不仅突出了作为权力中心的王宫，图文的有机结合还形象地表达了国王对宫殿这个公共空间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这进一步说明，在美尼斯把孟菲斯正式确定为都城之前，这个城市已经存在，甚至可能已经是都城。卡的名字还出现在其他器物上，学者们从中辨认了与国库、税收、税务官等概念相关的象形文字符号，这意味着，在第一王朝建立之前，几乎覆盖埃及全境的税收体系基本形成。
在希拉孔波利斯的荷鲁斯神庙，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超大的调色板，它是那尔迈圆满完成神交付的统治埃及的使命的凭证，从而为统一的领土国家的诞生赋予了神圣的意义。调色板两面的顶部都雕刻了两个母牛头，中间夹着那尔迈的名字，而且被置于象征王宫的图标内，既象征国王受神的保护，也宣示了王宫这个重要空间的归属。在调色板的一面，那尔迈戴白色王冠；而在另一面，那尔迈戴红色王冠和白色王冠结合在一起的双王冠。在历史时期，白冠代表上埃及，红冠代表下埃及。学者们曾经以为，调色板的一面反映了来自上埃及的那尔迈征服下埃及的开始，另一面强调了那尔迈军事行动的结果，即上下埃及获得统一。近些年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那尔迈行使王权之前，红冠就已经是位于上埃及的涅伽达一带的政权标志。说明红冠起初与下埃及没有关系，只是后来王权概念得到系统化的时候，红冠才被视为下埃及的象征物，白冠和红冠从而分别代表上下埃及。以那尔迈为代表的早期君主开创的政治模式为之后近三千年确立了框架和模式，并定下了政治话语的基调。
根据以色列考古人员的发掘结果，在史前时期，有一定数量的埃及人居住在今巴勒斯坦南部和西奈半岛北部，他们从事埃及与西亚之间的贸易活动。随着第一王朝的建立和埃及边界的确立，埃及人的据点和居住点逐渐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从尼罗河三角洲向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地区派遣的定期和不定期具有掠夺性质的远征军。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与西奈半岛的交界被历史时期的埃及人视为自然边界，中王国时期的君主甚至沿着这条线路修建了一连串防御工事。
与埃及涅伽达文化大致同时，在阿斯旺以南的努比亚地区，生活着被称为A群落的族群。他们定居在名为库斯图尔的地方，此地出土了许多属于涅伽达文化的器物，最让人惊讶的是，在其中一件器物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埃及王冠的图标。有的学者曾经因此提出，古埃及文明的火种是从库斯图尔点燃的。按照多数学者的观点，包括希拉孔波利斯在内的埃及史前时期的精英阶层从非洲内陆通过贸易获得象牙、乌木、香料、兽皮等异域珍稀物品，处在这条贸易通道上的努比亚人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了埃及涅伽达文化的影响。尽管在库斯图尔发现了属于涅伽达文化的器物，考古人员并没有找到此地居民在社会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达到了埃及人那种水平的任何痕迹。
学者们认为，努比亚的尼罗河河谷比在埃及境内狭窄许多，无法为一定规模的居民提供耕地，因而也不可能出现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和管理阶层。另外，埃及史前时期的墓葬中偶尔出现具有努比亚风格的物品，及至埃及统一国家诞生以后，以上物品完全消失了踪迹，这一点也说明，古埃及文明的源头确实是在涅伽达文化当中。第一王朝诞生以后，埃及的东北部边界被确定在尼罗河三角洲东端与西奈半岛交界处，南部边境则设在尼罗河第一瀑布。尤其是在第一瀑布附近的阿斯旺，埃及统治者建造了类似堡垒的居住区，目的是方便埃及与非洲内陆的贸易，同时有效控制努比亚人。从此以后，阿斯旺以北的埃及与阿斯旺以南的努比亚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古埃及文明的特征
古埃及的地理范围和环境与现在的埃及大致相当；不过，古埃及人把阿斯旺附近的尼罗河第一瀑布视为国土的南部边界。尼罗河由南向北穿过埃及，狭长的尼罗河河谷的东面和西面分别是阿拉伯沙漠和利比亚沙漠，北面濒临地中海，东北面虽然与西亚毗连，但是主要为沙漠的西奈半岛形成了自然屏障。埃及地形的最大特征是南北狭长。古埃及国土由南部的尼罗河谷和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构成，二者分别被称为上埃及和下埃及。尼罗河河谷和由尼罗河冲积平原形成的三角洲地区是古埃及人赖以休养生息的主要地域，被古埃及人称为“黑土地”；而尼罗河水达不到，并且几乎无降水的沙漠则被叫作“红土地”。
从史前时期过渡到历史时期以后，统一的欲望和分而治之的趋向构成古埃及人政治思维中始终处在张力的两个因素。埃及祭司马涅托于公元前4世纪为托勒密统治者撰写法老时期的历史，他把这个持续近三千年的文明分为三十个王朝。纵观这些跌宕起伏的朝代，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试图把统治权扩展到领土的各个角落；地方势力则无时不在企图脱离由上而下强加的王权。统一的王权没落，其结果不外乎两种，一是使整个国家陷入群雄争霸的无序状态，二是为外族入侵并建立异族政权提供条件。埃及学界把马涅托的三十个王朝进一步划分为若干较长的时期，它们分别为：早王朝时期(第一至第二王朝)、古王国(第三至第八王朝)、第一中间期(第九至第十一王朝)、中王国(第十一至第十四王朝)、第二中间期(第十五至第十七王朝)、新王国(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第三中间期(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王朝)、王朝后期(第二十六至第三十王朝)。尽管近来不少学者对这个有些过于粗线条和武断的划分方式提出批评，但它却清晰地勾勒出古埃及政局的主线，凸显了统一与国家兴旺之间的必然联系。在所谓的三个中间期，虽然情况并非完全一样，但国势有所衰落是不争的事实。
古埃及聚落的空间分布明显有别于同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比较复杂。两个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水文特征构成了重要因素，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尼罗河每年都定期泛滥，尼罗河河谷的耕地不存在盐碱化问题，这是其他所谓灌溉文明都不具备的优越条件。尼罗河在最炎热的七月和八月泛滥，等到泛滥水在九月底退去，恰逢播种期，谷物在来年春季成熟，不至于在夏季炎热的气候中枯死，而且对人工灌溉的需求也并不大。除此之外，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不同的政治模式对聚落的分布和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贝恩斯认为，古埃及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王权自始至终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少学者对王权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表示惊讶和不解。最近，另一位埃及学家从古埃及历史中一个持续了上千年的宗教节日入手，解读了王权与尼罗河水文特征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古埃及人每年期待尼罗河水泛滥，但同时，他们也惧怕泛滥季节出现的各种疾病。古埃及人在尼罗河开始泛滥的月份举行隆重的祭祀尼罗河的仪式，君主把添加染料的啤酒献给哈托女神，这种啤酒的颜色类似夹带埃塞俄比亚高原泥土的青尼罗河的水色。古埃及人把尼罗河水一年一度泛滥的自然现象拟人化，以为这是神作用的结果，因此意在借助这个敬献啤酒的节日祈求哈托女神的恩惠，一方面期待这位河神带来丰足的泛滥水，另一方面希望她免除泛滥水带来的灾难。根据研究结果，埃及在公元前4千纪中期遭遇了严重干旱，尼罗河水位和泛滥水位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如果把以上因素与考古人员在希拉孔波利斯发现的古埃及最早的酿酒厂和最早的王权萌芽联系在一起，詹森的观点显得非常有说服力。如果把尼罗河洪水泛滥与哈托女神之间的特殊关系考虑在内，那么那尔迈调色板两面顶端上的哈托女神的牛头像就很容易理解了。国王借助这一旨在安抚哈托女神的节日获得了对尼罗河水泛滥这个自然现象的管理权，王权通过这个节日拥有了神圣的维度。
王权和国家性宗教构成了古埃及文明的骨架，从而生成了诸如金字塔、方尖碑、卡纳克神庙这样的宏大纪念碑。古埃及文明始终强调三个主题：国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传统的连续性、以及王权的稳定性与国王的合法性(王表排列了历代国王的名字，但是外族统治者喜克索斯人、女性君主哈特舍普特、发动宗教改革的阿肯那顿等君主因为缺乏合法性而被排除在外)。以王宫和神庙为核心的公共建筑和空间，与宗教节日和国王登基等密切相连的时间观念，以死后复活为最终目标的宗教信仰，以制作木乃伊和厚葬为特征的来世观念，这些都构成了古埃及文明的要素，成为支撑每一个埃及人日常生活的基石，并催生了相应的神话和文学。这些文明要素发源于埃及特殊的地理和水文环境，同时为古埃及人造就了异常复杂的文化环境。文明既是内部动因的产物，也是借鉴并优化和升华外来因素的结晶。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不过几百千米，表面上看，二者均为大河文明，而且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巨大区别却让人感到惊讶。考古学家柴尔德和东方学家法兰克福先后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两个文明形成的路径明显不同，而且之后的发展过程也大相径庭。按照人类学家特里格的理解，两种文明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近与它们在结构上的异同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甚至认为，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差别，大于印加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差别。特里格的表述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但却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与地理环境和其他自然条件息息相关，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人。
作者金寿福，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原文刊载于《世界历史》2023年第1期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