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而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为凸显。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是新的社会实践引发的：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现代化建设实际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人民群众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必然会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这是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逻辑。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是实践提出的新课题，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课题已经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作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但要把这一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除了要对社会发展现实加以深入探索外，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加强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方法论的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考察人的发展问题的下述几个维度，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一、从历史观的维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的全面发展
现在人们都在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但究竟什么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解重重。有的强调人的各种能力、技能的发展，有的强调人的体力、智力的发展，有的强调人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各种素质的发展，也有的强调人的知、情、意的发展，还有的强调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发展等等。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注重一些实证的考察也是应该的，但仅停留于此又是不够的。因为衡量这些方面发展的标准是动态的、变化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人的体力、智力、素质的发展以及衣食住行的发展水平和标准是不同的，今天的所谓“发展”到了明天可能就是不发展，今天所谓的“全面”到了明天可能就是不全面，所以很难加以严格的、精确的把握。那么，如何从总体上或一般意义上来看待人的全面发展呢？这就必然涉及到哲学的把握方式。哲学研究人的发展，自然有它的恰当定位，这就是要从更高的或更为本质的层次上加以理论上的把握，提出一些带有规律性、方向性的理论说明，以引导人的全面发展。事实上，马克思正是从历史观的意义上来看待和说明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固然也涉及到人的方方面面的发展，但更主要的是从克服社会关系对人的限制，即从克服旧式分工和外在强制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考虑问题的。在马克思来看，人的自我异化与片面发展，其根源并不在于人自身或人的自然本性，而主要在于旧式的分工。只要分工是自发的而不是自愿的，那么人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而是这种力量强制和控制人。正是由于这样的分工，人的社会活动被固定化，每个人的发展被限制在特殊的活动范围内，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1]]这样的分工显然是与私有制相结合的旧式分工。只要这种分工存在，人的片面发展就不可避免。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才不是被迫，而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意愿、才能从事劳动，而且由于生产时间的缩短，人们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即有时间和精力在任何部门内发展，培养和发挥自己的各种才能，从而实现其全面发展。所以，马克思主要是从如何取消外在强制与束缚来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的标志就看受不受强制性的限制，是否给人以自主发展的社会空间与时间。这样的发展观显然是与历史观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这样看待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轻视以至排斥对人的具体发展的研究，而旨在说明，应当把各种具体发展研究纳入历史观的视野之中，不能离开这种基本的理论把握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各种具体的发展。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这样看待和处理问题的。他不是一般地或抽象地谈论人的各种具体发展，而恰恰是在克服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来谈论人的能力、观念、品质等的发展，进而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人的全面发展。因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一句话，新人的出现与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的确立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从历史观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的全面发展，其意义在于研究人的发展时，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各种具体发展方案的制定上，对各种具体发展蓝图的描绘上，而是应当重点考虑如何顺利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即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如何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交往关系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这些关系的发展只看作是外在于人的发展的东西，或者只看作为人的发展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这些关系的发展本身就属于人的发展的内容，而且是人的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定。离开了这些关系的发展，事实上无从谈及人的全面发展。所以，今天谈论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同体制改革、制度创新联系起来，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来寻求人的全面发展。
二、从过程的维度来看待人的全面发展
谈到人的全面发展，常常会遇到这样两种极端性的思维：一种是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来看待，认为这一目标或信仰是值得追求的，但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什么“全面发展”，而且“全面发展”也是一个说不清的词眼。另一种是把人的全面发展过分理想化，并用这种理想化的模式来对待现实，由此更多看到的是现实生活中人的全面发展的消极方面，因而常常发出的是一种道义上的评判与指责。这两种看法虽然截然相反，但在其方法论是一致的，都是用一种非历史的、非过程性的观点看问题，最后走的是两个极端。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一种理想境界，又是一种发展现实，前者就贯穿于后者之中，并通过后者来实现。人的发展或解放的程度，在历史上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内容，表现为不同的水平。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目标是人在社会中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而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则是一个由社会进步所逐渐积累起来的过程，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历史上每一重大发展、进步，对人来说都具有某种发展、解放的意义，是人走向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必要的阶梯。尽管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种种不幸与灾难，但历史进程如果缺少了这些环节，社会就不能进步，人类就不能得到发展与解放。马克思曾经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立上。没有对抗就没有整体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3]]对于人类整体来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因此，不能割断历史，不能低估以往社会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曾经起过的进步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充满矛盾的。
按照这样的观点，在对待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应当具体地、辩证地看待。首先，必须反对把人的全面发展抽象化和空想化。人的全面发展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是一种发展过程。不能因为这样理想的目标暂时以至将来很长时间内不能实现就视其为“乌托邦”，也不能因为现实状况与理想化模式的疏离而对现实生活一味批判、指责。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人类一方面会不断趋于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会改变、深化对“全面发展”的认识。人的全面发展就存在于这种认识与实践的互动之中。其次，必须注意处理好人的全面发展的总目标与具体目标或阶段目标的关系。不管时代发展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马克思当年所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仍然是合理的，仍然是社会发展总得目标与价值取向。离开了这种总的目标与价值取向，人的发展也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但是，这种总的目标往往是通过一系列阶段性目标实现的。阶段性的目标又是如何确立的？这当然不是从抽象的原则推演处理的，而是根据现实生活中人的实际发展问题提出来的。所谓阶段性目标，实际上就是该阶段人的发展的具体任务与具体内容。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任务与内容，不同的国家、民族在同一阶段自然也会有不同的任务与内容。所以，要顺利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认真面对现实，从中发现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以具体落实阶段性目标，并向新的目标靠近。为此，应当正确对待和处理不同阶段上的不同发展要求，这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既不能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提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的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过高要求，也不能因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轻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放弃对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总的方向、目标的现实追求。在当代中国，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既然要用过程的方式或历史的观点看待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对于人的发展的理论与现实必须加以正确理解，并合理引导现实的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提到：未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里，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一切人）都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和谐一致的，谁也没有绝对优先的地位。不过，应当看到，这只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一种理想，其最终实现还需要许多条件。在没有充分具备这些条件之前，双方的发展很难是和谐一致的，只能是原则上力求协调双方的发展。也就是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方的发展往往要靠另一方受到限制，乃至作出一定的牺牲。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类的发展往往要靠牺牲大量的个人甚至整个阶级为代价。只有当这样的阶级结束时，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才有条件实现。所以，现阶段讲人的全面发展，不能赋予过分浪漫的色彩。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仍然不得不依据具体历史条件而对其中某一方面加以强调。比如，现阶段我们一直坚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协调发展，但在二者发生矛盾、冲突时，从现有的国情出发，还是强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因为只有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才能真正保障个人利益的实现与发展。又如，我们要加快经济发展，推进社会进步，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进步作用也是相对的，它所奉行的价值规律与市场竞争原则，对于那些竞争力较弱的个体来讲是非常残酷的，这些个体就是被竞争机制所淘汰的对象。能否为了照顾这些被淘汰者的利益而放弃市场经济规则？需要慎审对待。
历史的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但是，这种代价的付出应当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这种限度，必然会延缓以至阻碍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实际进程。所以，无视代价或过分惧怕代价都是片面的，应当根据条件的许可程度合理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从全球化的维度来看待人的全面发展
今天谈论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考虑所处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尽管可以有不同的规定，但其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正在走向全球化。要研究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不具有全球化的视野。
马克思虽然没有经历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但他还是用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的。他其许多著述中，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考察人的发展时，总是和“世界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离开了他的“世界历史”思想，就很难深刻认识和把握其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发展有赖于交往的普遍发展，二者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这里所说的交往，固然包括人们的一般日常交往以及国家、民族内部的交往，但更主要地是指世界历史性的交往，即“普遍交往”。
为什么人的发展有赖于普遍交往？从马克思的分析来看，主要的原因在于：
其一，只有普遍交往，才能扩大人的自由度和发展程度。人的自由度和发展程度不仅仅受社会关系制约，同时也受人与自然关系的制约，即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从历史上看，孤立的民族性、地域性的存在往往是和生产力的落后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国家、民族，一般是封闭、孤立的国家、民族。如果一个国家、民族长期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长期没有建立普遍交往，那么，就无从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而“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选1/39，72版）可以想象，在普遍贫困和各种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的情况下，还谈什么人的发展，谈什么新的因素的滋生和萌发。正因如此，马克思讲：“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6]]
其二，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克服“狭隘地域性”个人的局限。狭隘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必然造成狭隘地域性的个人。这样的个人由于失去广泛的交往与联系，因而视野受到限制，发展受到各种传统的束缚，其发展不是与现代文明相融，而是与愚昧、保守相伴，所以，这样的发展“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7]]要克服这样的局限，必须冲破地域性的限制，扩大交往，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8]]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才有可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其三，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利用人类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人的发展往往是通过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来实现的。一方面，特定的文化成果是人们劳动创造的产物，这些产物凝结着前人的智慧和力量，因而对后人来说具有客观的存在形式，并成为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前提与起点；另一方面，文化产品（包括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也会在主体的活动中被消费，其结果是转化为主体的新的本质力量，进而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被加以新的创造，获得新的存在形式，形成新的文化成果。人的发展就是在这种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不断作用过程中进行的。在以往狭隘地域性的存在中，人们对全球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利用是非常有限的，因而所获取的智慧和力量也是有限的，其发展的程度肯定不会是很高的。只有扩大普遍交往，才能广泛参与全球性的文化生产与消费，实现“文明共享”，“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9]]
其四，只有普遍交往，才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全面依存关系，从而达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要全面发展，当然离不了对社会关系的利用和调整。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的全面依存关系主要出现过这样两大类型：一是建立在古代社会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人对人的全面依存关系即依赖关系；二是建立在近代社会以来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各个国家、民族以及个人之间的全面依存关系。尽管这两种关系都是依存性的，但给人所带来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前者将人完全束缚在血缘关系上，因而人的各种能力只有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来发展；后者虽然也是依存关系，但这种依存不是一种自然依存，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的活动之间的依存，这样的依存，不仅使各个主体通过自己的产品满足了对方的需要，而且通过自己的产品丰富了对方的本质。正是近代以来由商品交换建立起来的世界性普遍交往，使人的社会关系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同时也使人的素质、能力、才能得到了全面提高。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10]]
可以说，普遍交往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重视普遍交往。但是，世界历史下的普遍交往对人的发展并不完全是有利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社会联系越广、越复杂，人所受到的制约和支配也就越大。“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11]]如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等，使人的发展越来越片面化、固定化，而且，由于受普遍分工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共同活动是自发形成的，因而由此产生的社会力量对于个人来说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力量。这一切，都对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利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世界历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承不承认这些力量的实际作用，而关键在于如何驾驭和利用这种异己的力量与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要驾驭和利用这些复杂的关系，单独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共产主义革命。“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12]]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把握人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益的。全球化的出现以及相伴而生的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出现，对于人的发展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它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更难得的机遇：全球性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在各方面必须自我革命、自我超越，以适应现代化潮流；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人们在生产、创造、发现以满足需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全面的能力体系；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竞争机制，迫使人们不得不开拓创新以求生存发展。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新人的塑造，有利于人的现代化。当然，全球化也会与人的发展产生重大冲突。资本、技术、金融等的全球快速流动，可能倾刻间使一些企业破产，夺取工人的饭碗；新的国际分工可能使人的职业加以新的固定化、片面化；全球性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会处于更为艰难的境地；伴随经济全球化汹涌而至的西方文化，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影响非常之大，它使人的精神世界、价值追求完全有可能被扭曲……。面对全球化，我们不应该作简单的评判，而应该加以冷静的分析，力求把握好这把双刃剑，趋利避害。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潮流，这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能逆流而动，但是完全的被动顺应也是错误的，它会带来一系列苦果，因而又必须积极参与，有所作为，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合理地参与和利用全球化，这就是今天人的发展所应采取的正确抉择。
四、从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维度来看待人的全面发展
谈到人的全面发展，免不了要涉及评价，这就有一个评价上的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关系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从历史发展总的趋势看，这两种尺度是一致的。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也在向全面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同时意味着人的逐步解放和发展。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观察人的现实发展状态，从历史尺度所的出的结论与从价值尺度所得出的结论又往往呈矛盾状态。这样，两种尺度实际上是包含着内在矛盾的统一，统一就是在不统一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之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类发展所遇到的种种灾难与不幸，均是因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又发展不够引起的，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人类的发展往往以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为代价。
既然矛盾的根源就产生于现实的生产发展过程之中，那就要求我们在评价人的发展时，应当在坚持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注意把历史评价放在突出位置。也就是说，当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发生冲突时，历史评价应当是第一位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要不然，评价就会走向泛道德主义，这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是背道而驰的。
另外，还要看到，即便是价值评价本身，也有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为同样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我们要坚持的东西在历史上究竟是何种内涵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而且，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看，这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究竟反映的是进步力量，还是没落腐朽的力量？这些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因此，在价值评价上，也要坚持历史主义，不可抽象而论。就以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讨论中谈论较多的异化问题来说，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它的消极因素，而很少看到它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其实，马克思也不是抽象地而是历史地看待和评价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的。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3]]在马克思看来，全面发展的个人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异化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异化作为发展个人能力以及个人关系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不可跨越的阶梯，既有其消极作用，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对异化应作出合理的历史评价。
因此，在对待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不能采用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过分强调价值评价或者过分突出历史评价都是片面的。在当代中国，要特别谨防泛道德主义在实际评价中的干扰和影响。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是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这种传统使得人们在评价中自觉不自觉地以道德评价为圭臬，轻视历史评价。如果固守这样的观念，那么任何社会变革与改革都可能被视为倒退，这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为此，在价值评价中，必须坚持与历史进步相一致的先进的价值观念与价值标准。
谈到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还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应当正确处理人的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不容否认，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一方面取得了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弊端，这就是在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造成了人文的失落、人性的压抑与扭曲等，致使人的发展片面化、畸形化。为此，众多学者开始了对现代化的反思。但是，反思也有一个方法论问题。反思的本意和目的是为了引导现代化建设更为健康、顺利地发展，以使其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而不能从反思现代化走向否定现代化。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进程提出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但由此所得出的抵制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结论则是错误的。否定现代化，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人的全面发展，背离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14]]不过，也应当看到，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但不会自然而然带来人的全面发展，正因如此，才要突出价值问题，突出精神文明问题，力求使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 同上。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9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10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