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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浦江:正视陈寅恪

更新时间:2007-04-25 23:43:03
作者: 刘浦江  

    

  中国人向来迷信,没文化的人笃信神祇,有文化的人敬畏权威。毛泽东时代,人们普遍陷溺于对政治权威的迷信,经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之后的中国知识界,今天的迷信对象是学术权威。

  一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曾连续数月稳居北大风入松书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如今北大文科学生没有读过这部书的怕是不多。毫无疑问,在九十年代的国学热中,得分最高的就要算是陈寅恪了。

  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无可否认。二十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堪称第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陈寅恪何以会卓尔不群,出其类而拔其萃?周一良先生总结了四条:非凡的天资;深厚的学养;良好的训练;充分的投入。成功=1%的天赋+99%的汗水,这个公式对陈寅恪来说肯定是不适用的。人们普遍认为,天赋是成就陈寅恪的极重要的因素,单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就让你不得不服。在他中年失明之后,仅仅靠着助手的帮助,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这里不只是一个毅力的问题,记忆力的顽强至关重要。除了天赋超凡,陈寅恪学问的渊博尤其可观。当年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出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一九一九年,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寅恪,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大昕)”的话。钱晓徵何许人也?满清一代三百年,学问家之渊博,当首推钱氏。而汉学之外,陈寅恪更有丰厚的西学素养。过去人们盛传陈寅恪懂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中外文字,看来并非夸张之辞,从他留学德国期间留下的部分笔记本来看,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东土耳其文等十六种文字,难怪季羡林先生用了“泛滥无涯”四个字来形容他的治学范围。勿庸怀疑的是,陈寅恪的学问远比我们从他留下来的著作中所看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吾辈其生也晚,无缘亲聆其教诲,自然难以窥其堂奥。陈寅恪的弟子们就不同了,他们的感受要深切得多。据周一良先生回忆说,三十年代,他在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听过好些名家的课,当时的想法是,别的先生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或许也能达到他们那种境界,而陈寅恪的学问则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简直让人不可企及。这种感受应该是很真实的。说到陈寅恪的学问之大,有一个故事素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个故事出自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蓝文徵之口。据说蓝氏一九三三年在东洋文库邂逅日本东洋学泰斗白鸟库吉,白鸟一听说他是陈寅恪的学生,马上趋前与他握手,原来白鸟研究中亚历史时遇到某个难题,写信请教奥地利、德国学者,都不得其解,后来托人请教陈寅恪,问题才总算得到解决。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日本学者大都表示怀疑,因为在《白鸟库吉全集》中从未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当时在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也说不知有此事。如此看来,关于陈寅恪的学问,恐怕也难免有一些神话的成份。

  陈寅恪一生的数百万字论著,如今大都被奉为中国史学的经典著作。二十世纪前八十年总共出版了一万二千余种历史学著作,今天还有阅读价值的,连一书架都装不满,而陈寅恪的某些著作,可能会被人们读上几百年。前些年,北大历史系的一位班主任曾向学生许愿:谁要是把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抄上一遍,就把这本书送给他。结果真有几位学生那样做了,害得这个班主任跑遍了全市的书店。陈寅恪的论著对今天的历史研究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他用力最多的隋唐史领域尤其如此。一位历史学家感慨说,作为一个隋唐史研究者,我没有办法不对陈先生又敬又畏,“研读陈先生著作时所抱的心情,虽然有如到西方取经求法的唐僧,但拿起笔来希望发挥点私见的时候,却往往发现自己变了孙悟空,不容易跳出陈先生论学的五指山”。他说他私下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只有一个而不是五个或十个陈寅恪。

  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如此崇高,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一九八八年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就陈寅恪是否可以超越的问题有过一番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陈寅恪是无法超越的,季羡林先生致闭幕词时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以为陈寅恪又可以超越,又不可以超越;在他研究过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超越,但他的总体学术高度不可以超越;作为一个学术巨人,“在他的范围之内无法超越,原因就是我们今后不可能再有他那样的条件”。陈寅恪果真是中国史学界一座无法逾越的顶峰么?陈门弟子不能把话说得这么绝。我们尽可以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怎么能断定将来不会发生什么呢?必须承认,陈寅恪是一位资质过人的天才,但肯定不是世上最后一个天才。天知道二十一世纪会发生什么事!

  季羡林和邓广铭先生在为《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一书题辞时,都写的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类的话,作为陈门弟子表达对先生的敬仰,固无不可,但如果要对陈寅恪的学术作一个公道的评判,那就应该取一个正确的视角,既不能斜视,也不能仰视。汪荣祖教授的《陈寅恪评传》一书,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作了全面的评述,颇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的所有不妥帖之处,都让汪荣祖教授弥缝得毫无破绽。比如陈寅恪将牛李党争解释为科举与门第之争,即所谓“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可是很多人并不赞成这种看法,根据日本学者砺波护的统计,牛李两党中出自科举和门荫的几乎都各占一半;汪荣祖教授对此的说法是,陈寅恪的观点被简单化和绝对化了,这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仰视的结果吧。

  处于今日的陈寅恪迷信之中,王季思先生的评价是难得的冷静和公允,他的评语有三条:考核精严,论证周密,而不免有些繁琐;识解超卓,迥异时流,而不免偏于保守;缅怀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于感伤。所谓“保守”,大概是指陈寅恪的遗民情调而言,也有人称陈寅恪为广义的文化遗民。不管怎么说,他一生以遗民自居,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胡适就说他颇有“遗少”的气味,他之所以与王国维交谊极笃,情感上的共鸣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有“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的诗句。晚清时代,人们一般称咸、同为中兴之世,至于光、宣的衰败,是连清人也不否认的,而陈寅恪居然把光、宣比作开元盛世。在他看来,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在开历史倒车,故谓“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再者,陈寅恪对门第、家世的过分看重,也与他思想意识的保守倾向有关,这种早已不合时宜的社会观念,给他的历史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的隋唐史研究,主要就是以门第、婚姻、地域集团作为坐标的。问题在于,唐代已经处在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时期,身份制社会的逻辑是否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明一切问题?

  繁琐考证是实证史学的一大痼疾。陈寅恪一生的著作大都是考证文章,繁琐也就在所难免。譬如韦庄《秦妇吟》“一斗黄金一升粟”句,有的本子作“一斗黄金一斗粟”,为了计较这一字的是非,陈寅恪在《韦庄〈秦妇吟〉校笺》中,一口气列举出十六条史料,以证明“斗粟”、“斗米”是唐人习称,而后又引宋人记载,说明“斗”、“升”二字隶书相似,因此很容易误“斗”为“升”,可末了却以巴黎图书馆馆藏敦煌卷子为据,肯定这句诗还是应该作“一升粟”才对,因为“一斗黄金一斗粟”是唐人习语,不足为奇,韦庄用“升”字,乃是“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看了这段考证,你不觉得他绕的弯子太大了么?果真有必要浪费那么多笔墨吗?

  一九五八年,中山大学的学生给陈寅恪贴过这样一份大字报,说他在讲授“元白诗证史”一课时,考证内容非常无聊,他曾考证白居易《琵琶行》诗中的那个妓女有多少岁,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甚至考证出白居易那天晚上到底上没上她的船云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作者认定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杜撰,他找到一份当年的课堂笔记残页,证明陈寅恪在讲授《琵琶行》时,是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方面来论述此诗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的。然而我倒以为,那张大字报里的故事不像是编排出来的,因为在陈寅恪以诗证史的史学名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就有过类似的考证。问题是由洪迈《容斋随笔》的一条文字引起的。洪迈对白居易半夜三更不避嫌忌地登上那个妇人的船感到诧异,——这是宋人的道学心肠,本不值得与他理论,不料陈寅恪竟认真计较起这事来。他认为洪迈对诗的理解有问题,所谓“移船相近邀相见”的“船”,乃是“主人下马客在船”之“船”,而非“去来江口守空船”之“船”;也就是说,是白居易邀请那妇人上了他送客的船,而不是白登上那位妇人的船。史家解诗,在研究文学的人看来,一定会觉得很可笑。人们常说,陈寅恪以诗证史,为历史研究另辟一蹊径;作为一种创意来说,固然值得肯定。但我总觉得,陈寅恪说诗,心眼未免太实在了一些。好比文人一说“风和日丽”,气象学家就非要寻根究底问清楚究竟气温几度,风力几级。这种路子并不值得提倡。

  如果有谁想要认真见识一下陈寅恪的考证繁琐到什么程度,那他真应该去读读《柳如是别传》才是。这部耗费作者十几年心血的八十余万字的巨著,是他晚年聊以自娱的创作。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这部书究竟有多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陈寅恪这样一位史学大师来说,把偌大的精力消磨在这部书上,实在是太不值当。这让我们想起为了一桩《水经注》的笔墨官司而耗去十几年学术生命的胡适,不禁令人叹惋不已。在陈寅恪的所有著作中,《柳如是别传》恐怕是问题最多的一种,其中包括一些史实错误。这一方面与作者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不十分熟悉有关,但更重要的,我们不能忘了,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说到这部书的冗长繁琐,主要是失之散漫,许多考证都游离于本书主题之外,让人看了不得要领。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在书中不止一次自称其考证“支蔓”、“烦琐”。读《柳如是别传》,就象是听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絮絮叨叨地扯家常,写到开心处,还不时来上一句“呵呵”,——看得出来,确实是信笔所之。要想读完这部书,可是需要足够的耐心。

  陈寅恪的文章有他独特的风格,他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更象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胡适在他的日记里曾经这样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这不止是胡适一个人的印象,很多人大概都有同感。陈寅恪写文章习惯用文言,不过他的文言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据说钱钟书先生也说过陈寅恪文章不甚高明之类的话,主要就是着眼于文言的标准。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一种共同的尴尬,白话对他们来说还不习惯,文言又写得不够典雅。当然,表达只是一种形式,但形式的完美与否决不是枝末小节。

  评骘陈寅恪,不能不涉及他的为人。大师有两种,一种是学问和人格都可以为人模范的;另一种呢,作为学者是巨人,作为人是侏儒。陈寅恪属于前一类。尽管他的思想不免保守,观念不免陈腐,然而他的人格却近乎完美。人们最看重的,当然首先是他的特立独行的精神。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曾经这样推许王国维:“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表彰陈寅恪。陈寅恪的一生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相标榜,经历了百年来的世事纷扰,这种操守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陈寅恪的人格魅力显然更甚于知识魅力,这也可以部分解释陈寅恪迷信产生的社会背景。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人们对陈寅恪的尽力揄扬,实际上包含着对某些学者的谴责意味,在大陆学界更是如此。

  陈寅恪一生始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九五三年,当郭沫若请他出任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他甚至公然提出历史二所不学马列,并要求毛公或刘公给一亲笔批示。由于这种原因,对陈寅恪的评价自然就比较棘手了。在一九八八年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许多学者都表达了一个类似的意思,说陈寅恪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治学之道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因此“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这种评价充满了学者的睿智,不过它反映的完全是一种政治思维定式,就像把知识分子算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似乎是替读书人正了名分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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