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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荣:一九四三年陈寅恪的中山大学之行

更新时间:2022-03-22 00:30:57
作者: 李欣荣  

   抗战军兴以后,沿海高校纷纷内迁,开始流徙不定的非常态办学。广州中山大学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播迁,先经粤西罗定,复迁云南澄江。一九四0年八月,在代理校长许崇清主持下,中大启程回迁粤北乐昌县的坪石镇。至十二月,全体师生经过滇、黔、桂、湘数省安抵坪石,并于次年一月正式开课。

  

   坪石地处乐昌县的西北角,北邻湖南宜章县,南通广东乳源县。粤汉铁路在镇圩西南四公里处经过,设坪石站,附近兼有武水航运,与战时省会韶关城水陆相通,交通甚为便利。当地宗祠、会馆、民宅被校方租作教室、宿舍,因师生人数众多而不敷使用,各院系只能在以镇圩为中心的方圆百里内分散办学。

  

   中大之后,岭南大学农学院、培正中学、培道中学(联合设立培联中学)等广州学校也相继迁来,中大教授吴康又在此创立中华文法学院,使得坪石弦歌不辍,成为粤北著名的文化中心,与同处南岭的文化城桂林交相辉映。引人瞩目的是,抗战时期南岭的崇山峻岭之间,各地学校的学术交流密切,田野考察频繁进行,呈现出和平时期难得一见的“山中”文教兴旺的历史场景。一九四三年夏天陈寅恪从桂林坐火车穿行于南岭,冒险赴坪石讲学,生动诠释了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与丰富性。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已执教广西大学一年的著名史家陈寅恪,在学生李坚的陪同下抵达坪石中山大学。陈氏此行以文科研究所特约教授的身份讲学一周。历史系刊物《 现代史学》 报道当天盛况,“全所同学郊迎十里,亲赴车站迎接”。次日,研究所主任杨成志开会致欢迎词,其中有誉陈氏为“友机照明弹”句,感谢其长途跋涉,冒险来坪讲学。

  

   其时研究院设在坪石镇圩。下属的文科研究所分为中国语言文学部和历史学部,共有专任教员七人,兼任两人。文学院在镇圩旁之铁岭,包括中文、外文、哲学、历史诸系,共有专任教师三十五人,助教十人。相较文学院,研究所的师资显得尤为薄弱。

  

   一九四二年六月陈寅恪从香港抵达桂林,中大闻讯即聘其为研究院教授。七月一日,郑师许教授受杨成志委托,由研究所先行垫支四百元旅费,前往桂林邀请陈氏来坪任教。校方以“敦促新聘教授来校,尽可用函电商议,且事前未向校方报告”,并未发还垫支旅费。九日,院长崔载阳提出陈氏乃“国内著名学者,聘请不易”,特别为其申请旅费一千五百元,但校方以“经费奇绌,似难照办,且以前亦无付过是项费用”为由否决此议。杨成志、崔载阳等人深知陈寅恪来校任教的学术价值,尽力邀请,但校方恪守程序未能通融。其时陈氏患病,此次邀请终未成功。

  

   九月,校方改聘陈氏为特约教授。主任杨成志以陈氏“学长文史,名蜚中外,为我国文史学家之威权者”,提出颇优厚的聘任条件,令其最终受聘。中山大学档案显示,聘期从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七月,校方每月致送讲学礼金四百八十元,陈氏每学期来所讲学一次,由积存礼金一次性致送讲学旅费两千四百元,余款四百八十元作为招待之用。陈寅恪本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下旬前来而未果,此次来坪将两次讲学并作一次。虽然不符当初的聘任条件,中大仍以两次经费的总和五千七百六十元接待陈氏,并将旅费先行汇至桂林。杨成志申请经费时强调:“此关系本大学延揽著名学者及尊师重道之举!”

  

   七月一日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这样介绍陈寅恪:“氏以专门研究南北朝史、隋唐史与以梵文比对汉译佛经,及精通十余种语言文学,蜚声中外,其专门著作因欲矫今日轻易刊书之弊,甚少刊行,仅出版《唐史概要》一书。其重要论文散见《清华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篇报道的认识相当到位。特别是提到《唐史概要》一书(初名《唐代政治史略稿》,出版时改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九四一年底大体方告完成,自序作于一九四二年七夕,初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刊于一九四三年五月,显示文科研究所方面对于陈氏研究动态相当了解。

  

   其时文科研究所以杨成志为首,与钟敬文、容肇祖、岑麒祥等教授皆是偏向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或下层民俗、思想等方面,创办的《民俗》季刊颇有影响;朱谦之的“现代史学”派(包括陈啸江、陈安仁、董家遵等),注重现代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皆与陈寅恪的研究方向相距较远。

  

   文科教师中,与陈氏有旧、渊源最深者,当数罗香林。罗氏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论文《客家源流考》得到陈的指导与肯定。随后升读清华研究院,兼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毕业后长期任教中山大学,随迁澄江,再返坪石。一九四二年一月以留职停薪的方式离开中大,至重庆讲学,与傅斯年、顾颉刚等发起“中国史学会”。中大对陈寅恪动向之了解,似与罗香林有关。关于陈氏此次长途讲学,罗香林后来回忆:“陈师以迁在粤北的中山大学,坚约他前往演讲,乃由桂林搭火车,经衡阳至坪石,住了几日。”事后,中大的旧同事还告知罗氏:陈寅恪在演讲中提及推荐罗撰写《唐太宗传》之事,末说:“我料罗先生于开始撰作时,对李唐皇室的姓氏问题,也必极难下笔:到底依照老师的说法好呢?还是依照岳丈的说法呢?”说完便哈哈大笑。因为罗香林岳丈朱希祖坚信旧史官书所言,认为李唐皇室父系出自陇西李氏,而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论证李唐皇室或是北魏李初古拔之后裔,或出自赵郡李氏“破落户”。两说相左而学界意见倾向于陈,如王育伊在《燕京学报》的书评指出,“此千余载史家未发之覆”。陈寅恪对于前辈朱氏的诘难心知肚明,却私交仍笃,罗香林身处其间并不为难。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陈流求笔记:“父亲曾冒轰炸的危险,到粤边坪石当时的中山大学临时校址短期讲课。”其时右眼失明、行动不便的陈寅恪接受中大研究院的礼聘,冒险行此次讲学之旅,原因耐人寻味,此须追溯其在广西大学的教研状况才能明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陈寅恪携妻女历尽艰险,从香港经广州湾抵达桂林。其本拟继续入川,至李庄史语所与傅斯年会合。然其抵桂以后两月卧病在床,困居旅社。尝作诗赋此境遇:“不生不死欲如何,二月昏昏醉梦过。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遂决定暫留广西大学一年,任教法商学院政治系,并请中英庚款会出资设一讲座,每周三小时,以补贴个人收入。

  

   一直力劝陈氏迅速入川的傅斯年对此甚为不满,认为这是囿于出身广西名门的陈夫人唐筼之故。傅在信中有言:“兄今之留桂,自有不得已处,恐嫂夫人在彼比较方便,但从远想去,恐仍以寒假或明年春(至迟)来川为宜。”同时因陈氏未到李庄,傅斯年坚决反对核发其专任研究员薪水,不惜以去就相争,力主沿用自一九二九年以来的办法:以专任研究员名义支取兼任研究员薪水。

  

   其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张颐去信傅氏,请其允许陈氏离职史语所,让其过来主持研究所工作。傅氏特将致张颐回信抄与陈氏一观,其中有数言颇形突兀:“寅恪历年住港,本非其自愿,乃以其夫人不便入内地,而寅恪伦常甚笃,故去年几遭危险。今寅恪又安家在桂林矣。”又谓:“为贵校办研究所计,寅恪先生并非最适当者,因寅恪绝不肯麻烦,除教几点钟书以外,未可请其指导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创办一研究部,寅恪决不肯‘主持’也。”

  

   傅与陈既是姻亲,又是同学兼同事,此事处置在人情上稍欠斟酌,不但向外人点破其猜测的夫人因素,而且有断绝陈氏去往高校之意。傅斯年稍后致信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说明此事经过,亦意识到此言不妥,“弟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也”。

  

   陈氏回信虽然赞同傅之决定(此前已速将专任聘书寄还),对于不肯指导研究事亦未反驳;但却“声明”滞留桂林乃是出于己意而非唐筼,“内人前在港,极愿内渡;现在桂林,极欲入川。而弟却与之相反,取拖延主义,时时因此争辩”。

  

   陈寅恪在信中强调拖延入川乃为生活所迫:“现弟在桂林西大,月薪不过八九百元之间,而弟月费仍在两千以上,并躬任薪水之劳,亲屑琐之务,扫地焚(蚊)香,尤工作之至轻者,诚不可奢泰。若复到物价更高之地,则生活标准必愈降低,卧床不起乃意中之事。”仅以住所为例,陈氏任教广西大学一年,前半年居良丰山中的“雁山别墅”(陈氏命名)。陈美延后来回忆所谓“别墅”之简陋,有一次风雨来袭,竟将厨房的墙体吹倒,幸未伤人。后半岁迁入校内条件较好之“半山小筑”。多年以后,唐筼写下诗作《忆故乡二首》。第一首《忆良丰山居》:“日暖桂香穿涧树,夜深枫影上帘栊。山居乐事今成梦,欲再还山只梦中。”第二首《忆半山小筑》:“群鸡啄食竹篱下,稚女读书木榻前。此是雁山幽胜景,名园回首已风烟。”可见其时物质生活甚为艰苦,但唐筼身在故乡,精神上颇为放松,有益其心脏病之疗养。

  

   对于陈寅恪而言,居住桂林最大的不便在于无书可读。桂林虽有战时文化城的美誉,但是广西大学缺少中古史研究可用之书。其致傅信有云:“弟在此无书可看,但翻阅四库珍本中宋(集部)耳,所以思入蜀。”其时四川岳池陈树棠的“朴园书藏”向大学师生和外来学者开放,林森、于右任、郭沫若、张澜等名流赋诗品题。陈氏亦有诗寄题:“沧海横流无处安,藏书世守事尤难。朴园万卷闻名久,应作神州国宝看。”透露出战时陈氏对于研究书籍的渴望之情。

  

   正因为战时无书可读及自身藏书的散失,陈氏无法撰写窄而精的专题论文,而开始着手通论性的著作,先后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名著。陈氏经历了抗战五年的乱离岁月之后,对于指导与提携后学变得不遗余力。抗战前,陈氏闭门著书,不理外事,亦如傅斯年所言甚少指导后学。但是到达桂林以后,情况大不相同。罗尔纲其时作为中研院社科所的助理研究员,因工作关系在桂林旅馆暂住。陈氏看到住客牌便主动过访。陈氏逐篇评论其考证文章,从晚上七点半一直谈到十一点旅馆关门。罗尔纲事后“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陈美延亦注意到其父在山上散步时,如果遇到研究所的同事,“则会站着谈个不休”。这在战前的清华园,恐怕难以想象。若细心梳理陈氏的酬应文字,不难发现,为后学陈述、朱延丰、邓广铭、姚薇元、张荫麟写序跋或挽诗,均在桂林时期。失明、无书和战争,明显改变了陈寅恪待人接物的方式。

  

陈氏在广西大学一年合约期满之时前往坪石,除了履行特约教授的职责,恐怕还有考察中大环境,考虑能否安身之意。如果合适,则可免长途跋涉入川之苦。就书籍而言,文学院所藏中西图书、杂志数量达一万五千多册,虽不如史语所的十三万余册,但似优于广西大学“无书可看”。不过,中大教师在坪石的生活极为艰苦。容肇祖的教授工资每月三百六十元(一九四三年七月升至四百二十元),战后向乃师胡适诉苦,在粤北中大“敝衣鹑结,风雨敝庐,这样的又经历三年”。陈氏来坪固然可得优待,恐怕也是改善有限。更关键的是,坪石地处粤汉铁路入粤之要冲,日军若要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坪石肯定不能幸免。一九四四冬的豫湘桂战役导致中大再次迁徙四散,也印证了这一点。作为行动不便、挈家带口的长者,陈氏为安全考虑,入川可能才是长久之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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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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