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基于陈来先生《仁学本体论》和《儒学美德论》两部著作，对陈先生哲学体系的研究。陈先生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关注现代性语境下的道德问题，他两部著作中呈现出的成熟哲学体系牢牢坚持对此一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形成其仁学哲学思想。陈先生坚持，仁之本义为利他主义，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陈先生哲学是熊十力的体用不二和李泽厚的万物一体思想的综合与提升，既关心天地总体作为仁体的整体性，也特别关心利他主义的道德色彩，而其间的张力也是比较明显的。自陈先生哲学体系形成以来，其后的哲学思考也围绕相关问题展开，在陈先生所讲的哲学张力之下继续探索，往往从陈先生哲学的一方面出发，予以进一步的阐发，这也是陈先生哲学体系对未来中国哲学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陈来    道德    仁学   本体论   体用论

　　 陈来先生近年的两部大著，《仁学本体论》与《儒学美德论》，相辅相成，其儒学哲学的基本形态已初具规模。学界或谓其为“本世纪第一部纯粹哲学著作”【1】，或称其为“新道学开山之作”【2】，或以其“为中国哲学新时代奠基”【3】，笔者则认为，这是当代中国第一个面对现代性问题的哲学思考。

　　 一、仁学与主体

　　 陈先生明确谈到，其哲学写作方式是“即哲学史而为哲学”【4】，“仁学本体论的建构必须在回溯、展现这一2500年历史的不断建构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仁学本体论》，第25页）对此，论者已多，不赘述。但每个时代的哲学家，都不止自觉继承其哲学先辈，还要有对时代问题的精准诊断与深入回答，才能为哲学思考注入新鲜的血液，形成生生不息的思想传统。孔子面对的是五霸迭兴、礼坏乐崩；孟子面对的是列国纷争、处士横议；汉儒面对的是经学定位、礼法架构；宋儒面对的是社会解纽、佛老兴起；民国学者面对的是文明危机、融入世界。反观历史，这些问题似不难概括，但处在历史进程中的人，能否准确把握自己时代的问题，并予以有力的哲学回应，却非易事。今日中国的时代问题究竟为何，言人人殊。有人认为依然是西化不够、现代化不够的问题；有人认为是争取自由平等的问题；有人认为是将中国文化充分宗教化的问题。

　　 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内培养的第一批博士，陈先生学术生涯的开端，伴随着整个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他一方面自觉地接续了梁漱溟、冯友兰等老先生的传统文化研究，另一方面也接触了许多西方思想，而且与同年龄各个学科的优秀学者深入交流。这构成了陈来思想非常重要的两个向度。他很早就接触过韦伯的理论命题，了解了海外新儒家的思考方式，深入思考亚洲工业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但他并未只停留在儒学是否能像新教那样推进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命题上，而是已然看出更深层次的隐忧。早在1989年3月发表的《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及其定位》中，他就谈到了当时的文化讨论与五四时期的不同：

　　 “中国社会的现实并不是什么儒家伦理化原则作为精神枷锁束缚人和社会的现代化。相反，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投机主义以及无掩饰的贪欲在社会弥散，近年已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青年一代在价值虚无的气氛中无所措手足。价值断裂的恶性表现不仅已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合理化生活，而且对整个走向形式合理性的改革也造成阻碍，因为利欲的嚣张非但不是社会主义的体现，也不是‘资本主义精神’，面对道德理性亟待重新建立的社会现实，再要高喊彻底打破儒家奄奄一息的价值理性，不是有点无的放矢吗？”【5】

　　 三十多年来，对时代问题的这一判断出现在陈先生谈论现实问题与现代性的各篇文章中，思考也越来越深入，直到《仁学本体论》中的表述：

　　 “世界问题的根源是这个世界与道德的分离，以现代性为名否认了几千年来人的道德经验和道德诫令，道德文化的崇高感几乎荡然无存，人只相信科学和技术，却无法对科学技术的成果予以把握，以核子武器为代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冲动下根本无法被遏止。个人主义与物质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成为青年人信奉的主导原则和生活方式。人对事物的道德感受、道德立场、道德意识渐渐失去，儒家所强调的正是道德立场、道德感受、道德视角。” （《仁学本体论》，第85页）

　　 在八十年代末，陈先生看到的还只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后的道德滑坡和虚无主义；三十年后，他已经认识到，当代中国的现象与现代性的理论主张和人类处境密切相关。对儒学的研究和提倡，既是为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更是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现代性的纠偏之学。三十多年坚持这一洞见并不断深入思考，从而将自己积年累月的学问熔铸成一把理论钥匙，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做到，这使陈先生与现代世界中一流思想家在同一层面上思考。由此我们也可理解，无论《仁学本体论》还是《儒学美德论》，绝非仅仅是其哲学史研究的自然延伸，更非空洞的书生之见，而是以儒学哲学针对人类现代性普遍处境的深入思考。

　　 找到了问题所在，还要给它一个哲学理解。在《儒学美德论》的第一章，他详细梳理了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边沁、密尔、涂尔干等西方哲学家关于自我与社会的讨论，最后对照日本的公民道德与公共道德说以及现代伦理学家斯洛特关于自我德性与他人德性的解说，引入中国传统中的相关讨论，认为重公德轻私德是近代以来中国道德观的主要流弊。书中最主要的对话对象是美德伦理学，以阐释儒学与之既同又异的思想特质。在两本书中，陈先生最关心的都是道德问题。因而，仁体论首先是仁者之学。

　　 陈先生深知，伦理学需要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他在《仁学本体论》中努力确立了仁体论的形而上学，其最后一章《仁统四德》所谈伦理学问题，已经预示了《儒学美德论》的主题。而《儒学美德论》第十章“儒学的人论与仁论”更与《仁学本体论》有相当实质的呼应。

　　 那么，陈先生所说的仁学究竟是什么，何以能成为本体？在《儒学美德论》中，陈先生首先认可了《孟子》和《礼记》中“仁者人也”的解释，但又不赞同宋明理学的“人之所以为人”说，反而更愿意接受汉儒从人我关系角度的解说，尤其欣赏董仲舒以“人”为他人的解释，因而，仁不是为己之学，而有强烈的利他主义倾向，要以他人为重。【6】在《仁学本体论》中，他一方面接受了宋儒以生生讲仁的哲学性诠释，另一方面也同样强调仁的利他性伦理含义。笔者同意“仁”的利他主义色彩，但这并不与“为己之学”相冲突。“为己”并不是自私，而是成就完善的自我，其主要意义就是通过正心修身完成自我塑造，尤其包括利他之仁的德行养成，是《儒学美德论》中非常强调的儒家美德伦理观，而非以义务为中心的康德式伦理学。【7】仁学的利他主义和修身的为己之学，其实可以统一。所以，宋儒“人之所以为人”说并非不可接受，因为人正是在对人伦网络中诸多他人的仁爱当中，完成其自我修养，成就其人之为人。在儒学传统中，“以他人为重”并不是舍己为人或丧失自我，而是对自我的成就，恰恰应该是仁学主体性的完成。

　　 不论如何，陈先生的“仁”概念中包含着宋明儒学所没有的强烈的利他主义伦理色彩。以一个伦理学色彩如此之重的概念来讲宇宙论，深刻体现了陈来哲学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陈先生说：“西方哲学往往喜欢在一些自明的前提上反复去证明、论证。其实，与自我存在一样，他者存在不需要证明。重要的是我与他的关系。” （《仁学本体论》，第88页）其道德隐忧，来自现代哲学中的主体性传统，此处虽表现为“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方式，仁体论在战术上其实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甚至其所有努力都可以看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现代西方主体性哲学起源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的一个必然后果是，如果我因我思而在，那么他人是否也在？笛卡尔由我在出发论证了上帝和外物的存在，但他人并非上帝那样的无限者，也非如自我一般能让我感受其思想的存在者，只能被视为与他物一样的存在。其后，主体性哲学不断发展，到康德则彻底放弃了对上帝与他物认知，那怎么可能证明和我一样的他人存在呢？在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中，这些看似“自明的前提”成为主要哲学家都无法绕过的巨大障碍。谢林、黑格尔重新引入斯宾诺莎的实体哲学，以克服主体性哲学的困难，重新统一主体与外部世界。黑格尔哲学中本来并非核心内容的“承认理论”，之所以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备受重视，就是因为一些不肯接受黑格尔整体哲学的哲学家，试图在康德的自由主义架构内接纳他人。黑格尔之所以能够最终克服主体性哲学的诸种问题，是因为“绝对精神”的概念既是主体与世界相统一的，更有着上帝的“绝对”特征；谢林的同一哲学和启示哲学无不需要上帝存在的前提。康德之后的哲学已经不可能像斯宾诺莎或莱布尼茨那样，将上帝当做一个给定的前提，而只能从主体出发认识他人与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虽不再以创世为前提，上帝仍是不可或缺的决定性环节。因此，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各种哲学派别也仍然要面对主体性的问题，而不能轻易回避它。海德格尔的共在之所以“只是把自我和他人同时显现出来的存在方式”（《仁学本体论》，第61页），是因为现象学与主体性哲学的斗争相当惨烈，以致于一不小心就会重蹈主体性哲学的覆辙8，而海德格尔对主体性哲学的批评也必须在正视主体性哲学的意义的前提下才能推进。马丁·布伯和列维纳斯的他者概念，之所以在根本上还是宗教性的上帝（《仁学本体论》，第86页），也是因为这两位犹太学者有和谢林、黑格尔类似的考虑，要靠上帝来摆脱主体性存在哲学的困境。当代天主教哲学家马里翁对上帝更加重视，更是同一思路的延伸。【11】

　　 困扰西方现代哲学数百年的主体性问题，正是“这个世界与道德分离”的哲学根源。它的问题不在于主体性本身，而在于主体性与他人和世界的相互隔绝。陈先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也许不在主（自我）客（他者）之分，而在于以何种态度对待他者（自然、他人），在于过分高扬了主体自我而使之膨胀为自我中心主义，故对他者只当作利用的对象。” （《仁学本体论》，第85页）虽然“现代哲学对主体性早已提出许多反省和批评，主体和主体性的观念遭遇了严重的挑战” （《仁学本体论》，第3页），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性哲学已经失败，反而证明它力量强大。陈先生的这句话是为了拒斥熊十力的心学本体论，心学在现代中国之所以被广泛接受，正是因为它与主体性哲学明显的亲和性，也说明了主体性哲学在现代中国同样有巨大力量。对阳明心学最有发言权的陈来先生，是否提供了解决主体性问题的中国思路？将他人存在当做不需要论证的前提，并非对这个问题的回避，而是已经构成一个哲学判断：面对西方现代传统始终难以克服的主体性危机，儒家哲学能够四两拨千斤般将它化解于无形。要对陈来哲学有更深入的认识，就要看在其哲学架构之内，这一判断能否成立，并有效化解主体性问题。而笔者认为，仁体论的哲学关切，为此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可能性，虽然陈先生并没有将它完全展开。

　　 二、并非存在论的本体论

　　 “本体论”和“存在论”，皆被用来对译西方哲学的ontology。但在仁体论中，本体论并非存在论。在《仁学本体论》的“绪言”中，陈先生说：

　　 “Being本来是西方语言和西方哲学特有的问题，而今天中国的中西马哲学都要事事从存在Being开始，这是根本不合理的。Being作为系动词应译为是，此种系动词的用法是汉语中本来没有的。把是系动词带来的西方特殊问题当做哲学最基本的问题，这至少对中国哲学来说，是迷失了方向。” （《仁学本体论》，第3-4页）

不能围绕Being来讨论哲学问题，陈先生在书中再三重申此一基本立场。因而，“中国没有onto即being，故中国没有ontology，但中国哲学自身有本体、实体的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