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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文:日用儒学与国民精神

更新时间:2022-12-07 16:20:39
作者: 张立文  

  

   演讲人:张立文,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长、孔子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

   演讲地点:北戴河国学论坛 演讲时间:2015年8月

  

   儒学不仅是形而上之学,而且是形而下之学,两者融突和合,相得益彰,但儒学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是其形而下日用之学,儒学的生命是在于日用,儒学的发展在于日用,它的生命也在于日用。儒学为什么能存在那么久?从古以来就有人反孔,到了近代反孔就更激烈,但是孔子为什么一直打不倒?儒学为什么一直批不臭?原因就在于它是走向人们的生活,走向社会,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儒学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什么叫日用儒学?是指儒学这只无形的手无时无刻指导、支配人的为人处事、日常生活、行为活动、所思所想等,它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参与的。儒学在多年日用实践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养育了国民道德情操,造就了高尚的善良人性,形成以和为贵的国格,而挺立于世界学术舞台。正因为这样,所以它具有持续性、生命性、不衰性和传承性。从古到今,如果我们离开了日用儒学,我们的手足都不知道放哪里,因此可以说它同每个人与事都须臾不离。

  

   儒学寓于家教、家训、家风中

  

   儒学寓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家教、家训、家风中。我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就教导,走路的时候碰到老师要行礼,碰到老人应该先让老人先走,你应站在旁边等一等。但当时因小学的学堂在明朝初年张阁老的祠堂里,每次上学都要走一段路,老人走得慢,我们上学又比较急,实在没办法也得等,这是小孩对老人的尊敬。再比如吃饭,小孩应该让老人先夹菜,当然现在可能完全相反了。

   我虚岁六岁上小学,很高兴,添了新衣服,家里父母就说,你上学了,不是光在家玩儿时那个淘气的小孩了,上学站要站直,坐要坐正,不能东歪西倒,这是对老师的尊敬。只有这样子,做人才能端正,做个端端正正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小时候,儒学就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站,怎么样坐,手往哪里放,手足都要有一定的位置,从小就应该得到培养。

   当时父母和爷爷教导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小孩子要爱惜时间,一个人一天24小时,每个人都一样,不管你当最大的官,也是24小时,光阴消失,过去了就收不回来了,所以要爱惜时间。在中小学寒暑假的时候,祖父母不让我在家里调皮胡闹,要我念私塾,当时我们那里还有年纪大的秀才,他们寒暑假的时候就开馆教学生念《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论语》《孟子》《老子》《古文观止》,这些对人的思想有很大帮助。当时我记忆最深的,老师教我,你写字要写端正,做人要端正,不要写得歪歪扭扭的,写不好就再写。还有写完字的纸,不能丢在地上,千万不能踩,当时私塾里头有个“敬字篓”,篓是温州那边用竹篾编的。我们如果字写不好,就要重写,写过字的纸要放在敬字篓里面。体现出一种对字的敬畏,我想这一点很重要。现在很多小学生、有些大学生,字写得歪歪扭扭,东倒西歪,不成样子。字,不能以不尊敬的态度来对待,字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对字的尊敬,是在对一种文化的尊敬。

   我们追溯到儒学的创始人孔子那里,《论语》当中实际上很多都是讲我们百姓日用的。比如说,孔子到了太庙,每事问。学问学问,学问是问来的。我们的学术,我们的学问,都是问来的。从这点讲,要向别人请教。孔子讲:出门如见大宾。对人应该尊敬。尤其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本来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事。还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把儒学看成是一种非常高深的、好像离我们生活很远的一种抽象的东西,其实这是对儒学的误解。中国今天要发扬儒学,要回到日常,回到我们生活的日用当中,这样才能真正地发扬儒学,真正能使我们的国民精神得到培育和提升。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问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过讨论,梁实秋说是人性论也好,鲁迅讲阿Q精神也好,孔乙己也好,都是讲国民性问题,怎么样改造国民性,怎么样来发扬中华国民精神,要回到礼义之邦的日用生活当中去,造就自强不息的国民精神。

  

   日用儒学的“四融合”

  

   形上和形下的融合

   儒家哲学的道和天理具有形上性,但也具有形下性。比如说讲天人关系,“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在孔子那里,一方面认为天道是可畏的,“畏天命”,也是可知的,“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形上的层面,另一方面也讲形下的层面,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刑”“政”“礼”“德”这四个方面是从形而下的层面讲的,也可以说从日用层面来说的。中国把形上和形下结合起来,一方面把儒学构筑在百姓日用的各个层面,同时它里面包含了对最高精神的追求。比如说朱熹,“理”是他哲学的最高形上范畴,他讲一物有一物之理,又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事物里都包含着一个太极,每个事物都有它的理。中国儒学不离日用,其指导思想是形上的哲学理论指导,这是体如天道。这就是说在百姓日用背后有一种精神的支撑,这便是形而上的天道、天理等精神。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又说:“存其心,兼其性,所以事天也。”天为形而上。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试图把天从形而上的宝座上拉下来,转化为百姓日用的东西。

   百姓日用和宗教信仰的融合

   哲学的终极信仰和宗教的终极信仰,都是对某一种价值理想的信仰和敬畏。宗教信仰说到底是对一种价值理想的敬畏、崇拜。信仰是人的特殊价值的需要,是一种终极的关切,换言之就是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的问题。过去老一辈的同志死了到哪里去,会说:“去见马克思”。现在人死了到哪里去?人的精神需要寄托,灵魂需要安顿。怎样把儒学中的精神提炼出来,同我们日用相结合,这非常重要。

   儒家本身具有宗教性,从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名正言顺地都叫“教”,这个教,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有过争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儒家和西方制度化的基督教比较,儒教是比较松散的,它没有形成固定制度化,但它有教主,孔子,它也有经典《论语》,基督教星期天做礼拜啊,其实,我在念私塾的时候,上课也要向孔子三鞠躬,这也是一种礼拜的形式,中华民族的崇拜,一个是敬天,另一个是祭祖,敬天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不可缺少的。祭天北京有天坛,祭祖是慎终追远,即对祖宗、对天的崇拜和敬畏。中华民族历来有祭祀的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说,给去世的人开追悼会,乡下还有祭祖的活动,各个地方在修家谱,讲家风,讲家训。祭祖的活动是通过每个宗祠来进行的,并一直延续下来,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的源泉所在。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儒家的道德精髓当中,找到灵魂、精神的归宿,我们追随的是一个天乐、地乐、人乐,天和、地和、人和,这样一个和乐的世界,我们到哪儿去,到天和地和人和、天乐地乐人乐的和乐世界去,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

   仁爱和礼法的结合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又说“泛爱众而亲人”。孟子讲“仁者爱人”,《论语》中樊迟问仁,孔子讲,爱人。爱人这句话,我们不要简单地看,爱人包括了很多深刻的内涵,第一表示对人的尊敬,第二表示对一个人的人格魅力的一种赞扬,第三是我对这个人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对孩子、老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表示对老人孩子的责任和义务,爱人是同礼法相结合的。

   讲仁爱,这对现在还是很有价值的。人当然是要讲爱的,“仁”就是两个人,它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人应该存有一份爱心。违礼就是对仁爱的违背,所以孔子对违反“礼”,非常气愤,比如季氏“八佾舞于庭”。八佾是天子的礼,诸侯的礼是六佾,大夫是四佾。季氏作为大夫应该是四佾,却潜用八佾之礼是可忍孰不可忍。古代礼具有法的功能,礼是一种秩序,它讲“别”,乐讲“和”。社会有等级、有分别,穿衣服坐轿子都有分别。看二十四史,衣服的等级都有规定,在不同的场合也要穿不同的衣服,比如清朝,官员上朝见皇帝穿朝服,在家里可随便穿。中国人在正式的场合应该穿国服,在中国古代如果违反礼的话,是可以治罪的,比如说,如果一个普通的官员,家里做了黄马褂,如果查出来问题就大了,会有杀头之罪,中华民族的仁爱和礼法是相结合的。儒家是讲爱民、讲人本,国家以人民作为它的根本,以人为本,“本固邦宁”。主张对人民要爱护,同时礼法中也包含着仁爱、人本的思想。中国古代判死刑,不会在夏天杀头,一般是秋天,因为夏天杀头尸体就臭了,不好收尸,秋天就好一点;在判刑的时候,也讲一种情理,如坦白从宽、戴罪立功等。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同时他主张宽猛相济,他既讲爱人,尊重人的价值,人为贵,又必须遵守礼法,规范人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荀子讲:“礼者,法之大分也,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宋代李觏在《礼论》里讲:“礼者,虚称也,法制之总名也者。”他又讲”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礼之本也。曰乐、曰政、曰刑,礼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属矣。曰仁、曰义、曰智、曰信,礼之别名也。是士者,盖皆礼矣。”这是说作为法的礼中,体现了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记·曲礼》)的意思,这就是说道德仁义体现了礼的内在价值,中国的思想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不是非此即彼,比如形上和形下、仁爱和礼法、日用和宗教信仰,看上去好像是对立的,但它实际上是互相融合和渗透的。为什么同时讲德治和法制,德治就是仁治,法制就是法,德治和法制是不可以完全脱离的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这个问题孔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说用“政”和“刑”的话,老百姓可以不犯罪,但是没有羞耻之心,如果用“德”和“礼”的话就会有羞耻之心,也不会犯罪。一个是自律,一个是他律。我们也可以思考中国为什么重视德?西方为什么重视法?其中的基本点就是人性。中国儒家基本上认为人性是善的,它可以通过教化而自觉地遵守法律,所以孟子讲“求放心”。西方认为人性是恶的,所以需要外在的法律来制约他。中国之所以重德,西方重法,它的出发点和基础就在这里。

   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融合

现在和古代的文明确实有很多差别,20世纪80年代讨论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当时提出了好多文化整合的方法,关于中西体用问题就有四种主张,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中西为用,说来说去,基本上还是没有逃出体用的范畴,以及综合创新,创造性的转化,儒学第三期,还有抽象继承,具体继承等等。我在《和合学概论》里都将其作了分析。不管你是批判继承也好,综合创新也好,你继承什么?你批判什么?你综合什么东西?创什么新?其背后有只无形的手,这就是价值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价值观。过去批判孔子,现在又要继承,你怎么批?批什么?继承什么?拿什么东西来综合?首先得有一个选择,你在选择的时候是受何种价值观的支配?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如何综合,提出文化整合的方法,即兼容并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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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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