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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平:明代监察类基本法律《宪纲》考论

更新时间:2022-12-02 19:12:09
作者: 陈国平  

  

   摘要:明朝的法律体系由基本法律和条例构成。基本法律即“祖宗成法”,不容后世更改。《宪纲》属于基本法律,具有不可更改的特性。宣宗、英宗考定《宪纲》意在维护其权威,经考定后洪武四年《宪纲》的内容基本上都被保留下来,所增加的内容是以编例的形式附于其后,强化了洪武《宪纲》作为基本法律的地位与性质。正统四年后《宪纲》的名称一直相沿未改。学界对《宪纲》长期存在一些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说法,系误传或对史料的误读所致。在《宪纲》之外不存在其他监察类单行基本法律,这一点对从总体上认识明代法制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明朝;监察立法;宪纲;法律体系

  

   引 言

   明朝统治者非常重视监察制度建设,先后出台了大量的监察方面的法律。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了监察方面的专门法律《宪纲》。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将《宪纲》与《律令》一起重新刊印发布。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命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颁各处提刑按察司。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制定《诸司职掌》以明确中央各机构的职责,在其中“都察院”部分专设“十二道监察御史职掌”一节,并将《巡按事宜》中的内容纳入其中。正统四年(1439年),对《宪纲》进行考定后刊印。万历十五年(1587年),编定综合性的法典《大明会典》,在其中“都察院”部分,以《诸司职掌》中“都察院”部分内容为基础,将《宪纲》及历年颁布而又正在实施的监察方面的条例纳入其中并分类编列。此后,《宪纲》依然作为单行法律与《大明会典》并行于世。通观有明一代,《宪纲》制定于洪武四年(1371年),考定刊印于正统四年(1439年),贯彻实施于整个朝代,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也是唯一的始终实施的监察类单行法律,在监察类法律体系乃至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因《宪纲》的官方刻本早已失传,使学界在版本的研究上出现了一定的困难,以致出现了种种不准确、不一致甚至矛盾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将正统四年《宪纲》与洪武四年《宪纲》割裂看待,认为明朝的监察法规是正统四年(1439年)所制定的《宪纲条例》。如彭勃、龚飞在《中国监察制度史》一书中说:“明承元制,对监察机关的建置、职权范围、运行事例等,都制定了法规。元代监察机关法规称《宪台格例》,明代称《宪纲条例》。《宪纲条例》是明代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所制定的。”

   二是不能从明代法律体系的特点出发认识《宪纲》作为基本法律的地位,认为《宪纲》在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后特别是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考定刊印后,又经历了多次修改。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嘉靖发表的《从〈宪纲〉修订看明代监察制度的兴衰》一文,其认为“在《宪纲》事类监察法规体系中,《宪纲》乃是总则,其条文的修订贯穿明代监察体制变迁始终”。

   三是将《宪纲》称为《风宪总例》或《宪纲事例》或《宪纲事类》,甚至将它们不加区别地混用。这种事例比较多,如关文发、于波在其主编的《中国监察制度研究》一书中就称:“明代的监察立法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风宪总例》的颁布,这是朱元璋创立的明代根本性的监察法典。这部法典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年)......正统四年(1439年),经修改重颁的《风宪总例》仍体现了这一精神。”再如刘双舟在其所著《明代监察法制研究》一书中称:“明代监察立法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风宪总例》的颁布,这是朱元璋创立的明代根本性监察法典......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对《宪纲》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宪纲条例》共十条,主要规定了监察官员的职权和责任。”这段话先说朱元璋时期颁布的是《风宪总例》,后面又说正统四年对《宪纲》进行了修改,显然将《宪纲》等同于《风宪总例》;同时,说英宗正统四年对《宪纲》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宪纲条例》,将正统四年《宪纲》等同于《宪纲条例》,名称显得有些混乱。

   四是将《宪纲》与《宪体》或《出巡相见礼仪》《巡历事例》等并提,并将之认定为并行的监察类法规。如陶道强提出:“明代制定了《宪纲》和《宪体》,以之为准绳来约束巡按御史行使职权。”焦利认为:“洪武二十六年前后,朱元璋制定了《宪纲》《出巡相见礼仪》《奏请点差》和《巡历事例》等条例。”强鹏程在《明〈宪纲〉初探》一文中运用版本分析等方法对与《宪纲》有关的说法进行了初步考证,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认为:“正统四年颁布的《宪纲》实际上包括五部单行法律,即《宪纲》《宪体》《岀巡相见礼仪》《巡历事例》《刷卷条格》,将这五部单行法律统称为《宪纲事类》是可以的。”

   以上各种不同说法归结起来,核心的问题是:《宪纲》是否还有其他的名称,以及是否还有与之并存的监察类基本法律。对这些问题辨别不清,不仅会影响到对《宪纲》本身的认识,也会影响到对明代整个监察制度的研究。由于各作者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大都没有引用历史文献加以说明,查有关的历史文献也少有直接明确的记载,这样就给辨明各种观点带来了较大的困难。本文试图将《宪纲》置于明代整个法律体系之中,运用版本分析、实例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对与《宪纲》一书有关的说法作较为全面系统的考查,以期澄浊以清,为深入研究《宪纲》乃至有明一代的监察法制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参考。

   一、洪武四年《宪纲》乃“祖宗成法”不许后世更改

   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存在着整体与局部两个方面,整体由局部组成,局部也不能脱离整体而独立存在,双方相互依赖,互受影响。因此,研究事物局部的功能与特点,须将其放到整体中去考察。正如毛泽东在谈到战略问题时指出:“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据此,对《宪纲》的考察也不能局限于《宪纲》本身,而应将其放到明代整个法律体系中去考察,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避免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

   (一)明代的法律体系及基本法律“祖宗成法”的特点

   在中国帝制时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一般由两类法律构成,一类是基本法律,通常表现为法典;一类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如唐朝的基本法律有《唐律》《唐六典》等,皇帝临时颁布的法律文件有诏、令、格、式;宋朝的基本法律有《宋刑统》,皇帝临时颁布的法律文件有敕和例。

   明朝的法律体系构成同往朝一样,既有基本法律,如《大明律》等;也有皇帝临时发布的法律文件,如例、条例等。朱元璋对“律”与“例”所下的定义为:“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意思是说“律”是各代通行的基本法律,“例”是皇帝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的决定。《明会典》对“例”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事例出朝廷所降,则书曰‘诏’、曰‘敕’;臣下所奏,则书曰‘奏准’、曰‘议准’、曰‘奏定’、曰‘议定’。或总书曰‘令’。”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一月,朱元璋在与刑部大臣谈话时进一步阐明了律与例的关系:“刑部臣奏,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朕御天下将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朱元璋的意思是,法令是治理的工具,其中律是不宜变更的“常经”,条例是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的临时性的措施;例可随时变更,律则不用更定。尽管朱元璋所谈的是刑律与条例的相互关系,但也适用于其他基本法律与条例的关系。

   明代的基本法律有两个特点:一是基本法律的范围比较宽泛,既包括《大明律》《诸司职掌》一类的综合性法典,也包括《宪纲》这种关乎某一方面的重要法规,还包括《皇明祖训》《大诰》等训示性的法律文件;二是基本法律都由朱元璋亲自组织制定,不容后世更改。据《明史·刑法志》载:“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后屡诏厘正,至三十年,始申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朱元璋在留给后世子孙的《皇明祖训》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盖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著《律令》,损益更改,不计遍数。经今十年,始得成就。颁而行之,民渐知禁。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今令翰林编辑成书,礼部刊印,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

   这里,朱元璋不仅强调了他所定法律的绝对权威性——“一字不可改易”,也阐明了这种权威性的正当理由,包括历史根据、现实经验乃至天地与祖宗的背书。

   朱元璋要求后世子孙谨守“祖宗成法”的遗训对有明一代的政治和法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洪武以后,凡是朱元璋制定的基本法律都没有更改过。凡是新的一代皇帝登基,都会表示要遵守“祖宗成法”。皇帝和大臣们遇到重要的或疑难的事情要处理,也都会首先援引“祖制”作为依据。如果有人想更改朱元璋时期制定的基本法律,就会受到“变乱祖制”的攻击。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基本法律与实际生活脱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应当加以修改,但碍于谨守“袓宗成法”的约束,这些法律却从来没有被修改过。当然,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朝廷不得不颁行大量的例和编纂例的汇编来补“祖宗成法”的不足,这些例和例的汇编与“祖宗成法”并行于世。

   (二)洪武四年《宪纲》具有与《大明律》一样的基本法律属性

   朱元璋是中国帝制时代历朝开国皇帝中极为重视监察制度建设的皇帝。早在明朝建立的前一年即吴元年(1367年)冬十月,朱元璋就设立御史台及各道按察司,命其履行监察职责。在朱元璋心目中,御史台是与中书省、都督府并列的三大国家机关之一。他对新履职的御史台的官员汤和、邓愈、刘基等人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实为清要。”朱元璋在这里强调了监察机构御史台在维系朝廷纪纲方面的特殊重要地位。

   相应地,朱元璋极为重视监察方面的立法。在明朝建立前的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正月,尚未称“吴王”的朱元璋就命按察司佥事周浈等定议“按察事宜”,“条其‘宪纲’所当务者以进”。他对周浈等人说:“风宪,纪纲之司,惟在得人,则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为妖祸’,尔等若能兴利除害、辅国裕民,此即神明;若阴私诡诈、蠹国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当存大体,有可言者勿缄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卖直。苟察察以为明,苛刻以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风宪矣。”朱元璋对监察官员的寄望之重和对监察立法的盼望之切溢于言表。

   在朱元璋的督促下,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御史台进拟《宪纲》四十条,由朱元璋亲自审定后颁行。据《明实录》记载:

   御史台进拟《宪纲》四十条。上览之,亲加删定,诏刊行颁给。因谓台臣曰:“元时任官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风宪,岂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无问南北,风宪作朕耳目,任得其人,则自无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铎对曰:“臣闻元时遣使宣抚百姓,初出之日,四方惊动,及至,略无所为。而去,百姓为之语曰:‘奉使宣抚问民疾苦,来若雷霆,去若败鼓’,至今传以为笑。今陛下一视同仁,任官惟贤,尤重风宪,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兴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钦承圣意!”

从朱元璋与台臣的这段对话看,《宪纲》的内容当是关于御史的选任和御史出巡规则方面的一些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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