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旭至:司法区块链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路径

更新时间:2022-11-26 23:10:55
作者: 韩旭至  

  

   摘要:司法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在推进诉源治理、提升审判效率、实现司法便民、深化司法公开、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已展现出独特的应用价值。司法区块链作为智慧司法的重要环节,必须秉承传统司法的人文底蕴、坚守司法的本质属性,以实现数字正义为建设目标。以应用价值、建设目标、必要性三个维度,可对司法区块链的具体应用场景进行检验,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与风险。例如,系统安全风险、可能造成新的诉讼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重复建设”“建用脱节”、部分应用场景不利于权利保障、与司法被动中立的属性存在一定冲突、部分应用可为其他信任机制所替代等。唯有坚持去中心、开放式的架构设计,以人的权利保护为中心,规范限制司法区块链的多维应用,形成司法区块链与其他信任机制之间的良性协同,方可最终实现司法区块链的价值目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区块链技术要求》《司法区块链管理规范》,司法区块链是“一种在司法环境下,通过透明和可信规则,构建不可伪造、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块链式数据结构,实现和管理法务事务处理的模式。”2019年三家互联网法院先后上线了司法区块链系统,最高人民法院上线了“人民法院司法区块链统一平台”。《互联网技术司法应用白皮书(2019)》即将区块链技术列为十大典型技术应用之一。2020、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均提及司法区块链建设的重要作用。当今,司法区块链建设与应用进一步深化,从典型的区块链存证向确权、审判管理、电子卷宗、自动立案、智慧查封、智慧执行等多维应用全面推进。由此,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区块链。

   马克思即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司法区块链作为数字社会生产力变革的直接产物之一,使得司法进一步智能化、自动化。问题在于,司法区块链作为智慧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坚守何种价值目标,如何发挥区块链独特的优势?是否意味着应以“互联网思维”“全新的理念”“颠覆性”看待传统司法的价值理念?区块链的技术特性应如何服务于司法的核心价值?唯有从价值目标出发,才能从根本上审视司法区块链,对既有的多维应用进行考察与反思。

   一、司法区块链的价值目标

   司法区块链是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的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当前,司法机关已经注意到司法区块链在推进诉源治理、提升审判效率、实现司法便民、深化司法公开、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司法区块链作为智慧司法的重要环节,亦必须秉承传统司法的人文底蕴、坚守司法的本质属性,以实现数字正义为建设目标。

   (一)信任机制的价值基础

   区块链的实质是一种信任机制,“解决了参与者之间的共识问题”,这一属性也正是司法区块链建设的技术前提。2009年全球第一个区块链被创建,用于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支持。人们对区块链的认识也始于“币圈”,正因如此区块链背上了“原罪”而备受质疑。事实上,“去币存链”后不难发现,区块链的技术特征具有显著优势。从技术层面来看,区块链基于分布式账本、非对称加密、共识机制等技术,并可与智能合约结合,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独立性、安全性、匿名性的特征。简单来说,区块链作为一种多节点共同参与的新型记账方式,如同每位参与者都持有一本账本,交易发生之时同时记账。这就突破了中心化的管制,使得所记载的数据难以被少数人轻易篡改且保证了数据的可追溯性。此外,区块链采用的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公钥与私钥区分机制,实现了交换最小信息的互信,在数据共享的同时确保了数据的保密。

   区块链的这些技术特征与纠纷解决的过程高度契合。数字社会呈现出“双层空间、虚实同构”的特征,而“承载信息的物理介质以及交流场域的变化”,必然会相应地改变纠纷解决的形式。在域外的实际中,区块链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在线纠纷解决(ODR)机制之中,已涌现出Kleros、JUR、Aragon Network、OpenBazaar等一系列平台。这些被称为“去中心法庭”的平台,虽然在激励策略、可执行性、具体程序等方面各具特色,但其均依托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排除中心化的干预和控制。参与者首先在区块链上进行资金托管,然后采用去中心的民主架构以解决纠纷。以Aragon Network为例,系统将在缴纳保证金的用户中随机选取若干“匿名法官”,以多数决的方式进行裁判,并自动对多数意见者给予代币激励,对少数意见者没收保证金。同时,这种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去中介的架构设计亦是符合博弈论原理的。如Kleros的仲裁便是围绕“谢林点”(Schelling point)进行的,致力于推动仲裁结果符合人们在缺乏沟通之时所倾向的选择。JUR白皮书亦指出,“赢得奖励的最佳策略是真诚地预测别人认为什么是公平的。”据此,有学者提出进一步建立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纠纷解决平台。

   必须承认,我国司法区块链作为“公共/正式”的纠纷解决技术,与“私人/非正式”的域外区块链纠纷解决机制有着本质区别。然而,究其实质二者同属于信任机制。有学者即指出,虽然“区块链不生产价值,它只是价值的搬运工”,“但整个司法过程正是一个确定价值/权利归属的过程”。《司法区块链管理规范》《广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标准》《北京互联网法院天平链标准》等文件关于司法区块链的定义均强调了“不可伪造、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技术特征下的“透明和可信规则”。以司法区块链存证应用为例,系统通过提取电子证据信息、生成唯一的哈希值和密钥,实现电子证据的固定,回应了电子证据采信率极低的困境。杭州互联网法院即通过区块链程序、区块链全链路能力层、司法联盟层,实现了“全流程记录、全链路可信、全节点见证”,从而构建新型信任机制。此外,通过与智能合约结合,根据代码自动执行,司法区块链杜绝了“背信弃义”的可能。有学者更是认为,司法区块链所采取的“分布式可信内容协议(DTCP)”是“对WWW协议的升级”,可能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基础架构”。

   司法区块链作为一种信任机制体现了“人的信任—组织信任—制度信任—机器信任”的转变。社会学认为,人类社会的信任可分为基于血缘/身份的信任、基于历史/了解、基于制度的信任。在乡土社会中,对亲属、熟人的信任占据主导地位;功能分化的近现代社会中,人的信任又逐渐被组织信任与制度信任所取代。而区块链则被认为确立了“无信之信”。实际上,区块链的信任是通过技术产生的,即“通过创建一个足够安全的环境,使得信任除了区块链本身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表明基于区块链信任机制完全排除其他信任类型。由于链上信息无可避免需要与链外信息进行交互,在“预言机”(Oracle)机制中,受信第三方也会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司法区块链的建设方、联盟链节点的管理者、司法区块链的制度规则等都共同补强了机器信任。由这一新型信任结构出发,司法区块链被广泛用于信用司法生态建设之中。如广州互联网法院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的“五色信用”评价体系、“网通法链”智慧信用生态系统等。

   (二)效率提升的应用价值

   司法区块链建设的重要动因之一即应对超大量诉讼,把法官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效率提升是司法区块链建设初期最受关注的应用价值。当前,司法区块链在推进诉源治理、提升审判效率、实现司法便民、深化司法公开、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亦集中体现在效率提升之上。

   第一,司法区块链推进了高效的诉源治理。诉源治理的需求即直接来源于“案多人少”的压力。不少国家均有解决超大量诉讼的需求。如巴西所积压的案件便超过1亿件。对此,我国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以司法区块链“打造诉源治理新格局”。具体而言,司法区块链将证据、权利凭证固定在链上,与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实现自动化对接,从而有效化解纠纷。如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的技术特性,司法区块链通过记录数字版权唯一标识(DCI)实现了版权保护。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司法区块链“支持网络著作权人上传作品、保存证据,预防和惩治网络抄袭”。同年,北京互联网法院与北京市版权局即联合发布“版权链-天平链协同治理平台”,作为该院“e版权诉源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广州互联网法院通过“网通法链”平台,“自动完成案件批量智能多元化解、证据自动存储和提取、案件自动流转等环节,有效减少了纠纷进入诉讼环节”。杭州互联网法院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司法应用,将区块链智能合约嫁接到多元调解流程、纳入信用惩奖联合机制,实现了诉源治理的目标。

   第二,司法区块链有利于审判效率的提升。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快构建立体化、多元化、精细化的诉讼程序体系,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作为智慧司法的重要环节,司法区块链具有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降低司法成本、合理化案件分工的作用。在以往的审判活动中,调取证据时间漫长,通常耗费数周甚至数月,而司法区块链存证的运用使得取证时间缩短至一瞬间,切实提升了审判效率。以前述北京互联网法院“版权链”为例,当事人无须提交纸质权利证明,仅需在电子诉讼平台填写相关登记号,法院即可随时调取经验证的可信数据、核查相关材料。同时,当前部分法院已试点将司法区块链与电子证据、电子卷宗相结合,采用了无纸化审理的新方式,由此平均每起案件缩短了14.1%的审理时间。此外,司法区块链在一定程度上亦能助益于案件繁简分流。如在不履行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而引发的简单案件中,已有法院利用司法区块链智能合约,实现了执行案件的“一键立案”。

   第三,司法区块链满足了司法便民的要求,有利于实现接近正义。“一种真正现代的司法裁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有效地为所有人接近”。司法必须可接近、可获得,方可实现司法为民的要求。司法区块链“为当事人降低了举证成本,也增强了当事人的司法获得感”。以微信聊天记录为例,传统即便相关电子数据经过公证,但也无法证明在公证之时未被篡改,往往需要通过司法鉴定或到腾讯总部调取记录方可证明其真实性。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第2款,通过司法区块链有效存证后,法院可直接将相关电子数据视为原件,确认其真实性,从而大大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第四,司法区块链进一步提升了司法公开与监督管理的效率。司法公开与监督管理往往是一体之两面,司法透明“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处藏身”。在“全流程记录、全链路可信、全节点见证”的司法区块链之下,所有操作记录都被不可篡改、可追溯地记录。这种“全要素的数据可视”不仅可大大提升了司法公开的效率和水平,更有利于预防司法腐败。例如,集合大数据分析,即可以较为容易地分析出特定律师所代理案件的胜诉率与特定法官审理是否具有相关性。北京互联网法院即提出,利用司法区块链对“对案件的全流程进行监督管理,从而有效预防司法腐败行为,促进审判规范化”。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亦指出,司法区块链能有效提高执行规范化水平。

   (三)数字正义的建设目标

随着司法区块链建设的深化,效率提升必须回归到实现正义的目标之上。必须意识到,司法区块链的核心建设目标就是实现数字正义。数字正义致力于利用技术来解决和预防数字社会的纠纷。这体现了一种技术治理(technocary)的思路,即强调运用科技手段和数量方法来治理社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意见》即明确将“加快建设人民法院司法区块链统一平台”作为“审判执行工作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环节。周强同志亦指出“人民法院必须抢抓机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842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