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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狂人和狂言

更新时间:2022-11-03 00:49:02
作者: 王博 (进入专栏)  

  

   对于一个追求中庸和适度的民族来说,狂的魅力有时是无法言说的。囿于生存的环境,人们往往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掩饰自己对于狂的追求和渴望,但有时这种追求和渴望总是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譬如通过他的更喜欢李白而不是杜甫,或者他的偶尔的放歌纵酒,或者只是他的对庄子的欣赏。“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似乎不仅是李白个人的自白。放歌纵酒,也不只是魏晋名士风流的影子。而他们都可以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人,那就是庄子。

   其实庄子的日常生活是很难用“狂”这个字来形容的。虽然由于他生活的年代距我们现在有两千三百多年,因此我们几乎不能描述他的具体生活。但是透过他的著作表现出来的他的处世方式,我们仍然可以做出上述的推断。他是一个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人,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他是一个销声匿迹自埋于民的人,像这样的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他又如何能狂呢?但也许他只是出于某些理由在刻意地掩饰着什么,可是总有纸包不住火的时候。在某些关键的时刻,庄子总能表现出特殊的姿态,让我们领略些“狂”的意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作为最早给庄子立传的人,司马迁只用了几百个字来描写这位伟大的哲人,而上述的记载几乎就占据了一半的篇幅。他一定是觉得庄子的生活态度是非常地与众不同,因此刻意记录于此。确实,对于热衷于追逐权力和财富的一般人来说,庄子的做法是难以理解的。当千金之利和卿相之位摆在面前的时候,他拒绝了。司马迁的叙述与《庄子·秋水》的一段记载是类似的: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如果我们把《秋水》和《老庄申韩传》做一个比较的话,后者无疑包含着更多的意味。那里不仅有对卿相之位的拒绝,而且在拒绝的理由中特意提到了“自快”和“以快吾志焉”。这让我们看到庄子其实是一个很任性的人,不喜欢被束缚,即便那束缚来自于有国者。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了狂呢?当然,对卿相之位的拒绝就已经够狂的了,而拒绝的理由是“自快”,则更是狂上加狂。

   也许,《秋水》中记载的另外一个故事把这种“狂意”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这里的爽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一个比较。被惠施那么看重的相位,在庄子看来不过像一只腐烂的老鼠,只有鸱才会喜欢的东西。庄子是以鹓来自况的,此鸟“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对于腐鼠是避之惟恐不及,又怎么会谈得上去追求呢?

   生活中的庄子是没有梧桐、练实和醴泉的,因此对政治权力的拒绝意味着要延续他困顿的生活。庄子曾经做过漆园吏,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学者间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也许漆园是一个基层的行政单位,也许只是漆树的园子。但无论如何是很卑微的,而且庄子似乎也没有做很久。他的家境是贫困的,“处穷闾隘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注:《庄子·列御寇》。),这有似于颜回。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喜欢依托颜回的一个理由?但颜回是一个谦谦君子,生活在仁和礼的世界,庄子不是,也不想是。当颜回和儒生们为了仕而学的时候,“其学无所不窥”的庄子却自觉地和政治权力拉开了距离。在一个把“学而优则仕”看做是生活正途的社会中,庄子“学而优而不仕”的态度自然显得非常的另类。

   庄子确实是另类的,这使他喜欢“畸人”之名。(注:《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作为畸形的人,他有着和正常人不同的想法,也过着和正常人不同的生活。这不仅表现在对权力的拒绝,还表现在其他的方面,譬如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上面。在世俗的眼中,出生和死亡是生活中重要的事件,因此有一系列的仪式迎接生命的到来,礼送生命的结束。可是庄子不同,基于自己对于生死的理解,他对于这些仪式给予了足够的蔑视。《至乐》记载: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忽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世俗的丧礼显然是没有遵守,不仅如此,还有鼓盆而歌的举动。庄子似乎刻意地想向世俗宣示着什么。这当然有他的理由,但问题不在于这种理由,而在于他对于这理由的坚持,并付诸行动。很多人或许有和庄子同样的想法,但是他们会把这想法隐藏起来,妥协于人群和世俗,循规蹈矩地行事。但庄子不,他想尽可能地做一个真实的人,也就是真人。虽然处在人间世中,人不得不“吾行却曲”,也就是被扭曲,如庄子的“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但是对真的追求永远不会消失,并一定会在生活中表现出来。

   这种坚持也表现在庄子对待自己的死亡的态度上。而且与“庄子妻死”的一段相比,万物一体生死一条的意识表达得更加明确。《列御寇》记载: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它是向天地的回归,与日月、星辰、万物等合为一体。在这样的理解之下,人间的所谓陪葬的厚薄又算得了什么呢?而既然是一体,当然也就没有乌鸢或者蝼蚁的区别。这是真正的达观,达代表着通,自己和天地万物的通为一体。达观不免显得有些冷酷,儒家精心营造的温情脉脉的东西在这里被打得粉碎。但这却是世界的真实和真实的世界。庄子像是那个说出了国王什么也没有穿的小孩,他以自己的童心追求着真实,实践着真实。

   真实就是狂。在一个虚伪的扭曲的社会中,真人往往被视为狂人,就像是惠施批评庄子鼓盆而歌的行为太过分。也许关于狂,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它总是对某种世俗标准的偏离。孔子在中庸的标准下,曾经有关于狂和狷的说法:“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注:《论语·子路》。)但这里的狂和狷,都仍然是在中庸所规范的仁和礼的领域中。也许有些人做的过一点,有些人不及一点,总是离礼不会太远,总是在儒家的尺度之内。庄子式的狂则完全是在尺度之外的。庄子是要颠覆世俗的价值,世俗的规矩以及世俗的生活。也许《大宗师》说得对,一般人是游于方之内的,而庄子则游于方之外。外内不相及,自内视外,在外的人自然就是狂的。

   事实上,庄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狂人自居的。他并不想做一个世俗眼中的谦谦君子,那种生活太累,而且太没有意义。在《人间世》中,庄子借助于安排人物出场的先后顺序来表现自己的选择。先是孔子和颜回,然后是叶公子高,然后是颜阖,最后是楚狂接舆。他自觉地选择做一个像楚狂一样的人物,并给出自己的理由。这理由就是他对于世界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理解。世界是不可逃避的,父子之亲,不可解于心;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但世界又是无奈的,“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而“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虽然无法逃离,但庄子不想进入这个他不喜欢的无道的世界。于是他像司马迁说的一样“游戏”。“游戏”是因为“严肃”的生活的不可能,像《人间世》中展现的颜回救世的不可能。

   游戏就是狂。狂人似乎对这个世界采取了不认真或者无所谓的态度,他们不关心这个世界,不关心是非,不关心治乱,他们甚至不关心自己。但其实他们是最认真的人。因为认真,才狂。他们不想浑浑噩噩地生活,那种生活更像是梦游。我们可以想想最早的狂人箕子,虽然他只是佯狂,但也足以表现狂人生活的某一面。箕子是认真的,他不愿意和纣王同流合污,所以才佯狂。他也不愿意像比干一样失去生命,那样有些无谓。于是,佯狂具有了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是抗议世界的污浊;另一方面是保全自己的生命。

   庄子当然不是佯狂。但在抗议和保全的方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他和箕子之间的共同点。正因为如此,在很多时候,狂并不表现为孔子所说的进取,恰恰相反,是和狷者类似的有所不为。当孔子还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时候,狂接舆不是在歌唱着“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注:《论语·微子》。)吗?世道的既衰又殆,退隐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夫子不也曾经有过退隐之志吗,所以有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注:《论语·微子》。)的说法。那也许只是失意之后一时的感伤,但对庄子来说,却成为一贯的生存方式。当然,庄子不会浮于海,他不会退隐到人群之外,他要隐居于人群之中。这就是所谓的“陆沉”:

   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注:《庄子·则阳》。)

   “陆沉”其实可以让我们想起《人间世》中提到过的“坐驰”。两者描写的都是心和形分离的状态,坐驰是形坐而心驰,陆沉则是形陆而心沉。他的身体虽然是人群中——这是不可逃避的命运,他的心早已经如死灰了,于是就沉了下去。有了心的沉,才可以有形的狂。这种狂一方面表现为“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不在意或者无所谓,另一方面表现为“鼓盆而歌”的标新立异。

   有狂人,于是有了狂言。最有名的庄子注释者郭象在评价庄子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庄子的文字确实是狂的,这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形式上的,即庄子说话和写作的方式;其二是内容上的,也就是庄子透过文字要表达的意义。后一层的狂是我们整本书都会讨论的问题,所以这里的狂言,主要地也就集中在其形式的一面了。

   郭象“狂言”的说法,其实该是本于庄子自己。《逍遥游》曾经记载了和狂人接舆有关的一段话: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开始是言,结尾是狂,这应该就是“狂言”说法的出处。不过这里所谓的狂言主要还是就内容来说的,所以有“狂而不信”的说法。但为了配合内容上的狂,形式也就不得不做些改变。其实,我们是很难区分内容和形式的狂的,因为它们原本就是一体。虽然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暂时可以把内容放在一边。

狂言的具体表现,当然就是庄子特殊的说话方式。如果我们把《庄子》和先秦诸子的文字进行一番比较的话,其间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老子》更多地带有格言的色彩,《论语》主要是语录汇编,《墨子》是或述或论,《孟子》是或论或辩,《荀子》是或论或议,但无论如何,都是属于“正论”的。而庄子的文字总是带有“参差”和“诡”的特点。《天下篇》说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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