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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两难困境与突围之路

更新时间:2022-10-19 17:41:38
作者: 左玉河 (进入专栏)  

  

   20世纪初,随着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等文化论争的展开,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起步并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史研究遽然冷却,思想史、文艺史研究取代了文化史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迅速恢复。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沿着传统文化史范式快速推进并取得显著成绩,但因研究视域及方法备受诟病,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随之勃然兴起。社会文化史与西方引入的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及研究理念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均将研究重点集中于社会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并重视采用其他各专门学科的新方法,推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但同样带来了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的困扰: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存在着重学科属性而忽视方法属性的局限;新文化史范式观照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存在重方法属性而否认学科属性的偏向。如何破解两难困境而创建中国特色的近代文化史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重学科轻方法:传统文化史范式的局限及学术困境

   一门独立学科必须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文化史学科必须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方能成为独立学科。改革开放后复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事项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学问,将研究对象定位为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以外的“文化”,属于狭义文化史。因此,它是与近代经济史、近代政治史并列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学科属性并长期被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加以建设。

   首先,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是按照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展开的。传统文化史以历史学的研究理念为主,坚持历史学的求真宗旨,着力弄清文化发展的基本历程,揭示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探求文化发展的规律。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既然将“文化”视为与政治、经济并列的客观实体,并定位为关于“文化”的历史且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那么,就要按照历史学的规范和方法进行研究。故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沿着历史学的实证主义研究理路推进,以发掘和证实历史事实并追求历史真相为学术目标。其主旨是揭示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文化事实之间的关系,并探究这种关系得以展开的各种因素。

   其次,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主要采用历史学方法,重视历史考证法及分析方法,关注历史上文化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探求历史事实基础上揭示事实之间联系和真相,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不重视“解释性研究”。它将“文化”置于社会历史环境和发展脉络中加以审视,进而揭示文化发展进程及其规律,避免了就文化论文化的“文化决定论”倾向,而是着力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审视文化现象并解释文化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着力从社会经济方面探寻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将社会经济变动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体现了唯物史观指导下传统文化史研究的优点和特长。

   所以,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属于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的范畴,将文化史视为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独立学科,采取历史学的实证性方法,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及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着力于通过考察历史现象,发现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及主流路径。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因有较大局限而受到诟病。

   首先,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将“文化”视作客观实体,以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重视事实描述而忽视理论分析,可以基本弄清“是什么”问题,但无法深入说明“为什么”问题,因而研究流于表层化和肤浅化。正因它重视对文化起源及发展过程的梳理和叙述,故忽视“文化”本身的特性,忽视对文化史自身内在理路及理论方法的建构,缺乏深度的文化意义发掘及文化解释,因而流于表层的事实描述而短于深度的文化分析。

   其次,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偏重于对文化现象进行历时性考察及外部因素的社会分析,偏重于从外部看文化,从外部描述文化演变历程,而短于从内部解释文化内涵。它对文化本身的内在义理及其意义关注不够,缺乏对文化本身义理的深切体悟和深度解释。换言之,重视对文化“外史”的研究而短于文化“内史”解释,重视外在解释而短于内在分析,缺乏必要的文化解释力度,忽视了文化的独立性和传衍性。这是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的短板和局限。在这种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便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肤浅化、表层化局限。

   所以,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因研究方法局限于史学方法,忽视借鉴其他各专门学科的理论方法,未能自觉地运用文化分析方法,故长期处于对文化现象进行实证性的叙述层面,仅仅停留于表层的文化现象描述和浅层的表象研究,缺乏研究深度和文化解释力。正因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忽视“解释性研究”,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缺乏阐释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本土性创新理论,在理论方法上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学术研究体系因而陷入方法论困境之中。

   二、重方法轻学科:新文化史范式的挑战及引发的学科危机

   为了克服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局限,中国学界在探索社会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同时,积极引入西方新文化史研究范式。新文化史对传统文化史范式所采用的实证主义理念及方法提出质疑,对因果关系及宏大叙事进行反思,主张文化史研究应由实证性研究转向文化解释,由因果分析转向意义阐释。它注重从文化内部审视文化现象,重视探究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尝试从文化的视角解释文化的历史,发掘其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因此,新文化史之“新”,是治史视角、观念及方法的革新,是用新视角、新理念及新方法重新审视文化史研究。

   首先,研究视角上,新文化史范式将文化史视为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赞同将文化史作为独立的实体。因任何事物都包含有文化特性,故一切事物都可以进行文化分析,以发现其文化意义。一切历史中都包含有文化因素,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在审视中发掘并解释其文化意义。既然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均可从文化史角度加以阐释,那么一切历史皆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既然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皆可作为“文本”加以探究,那么文化史研究范围就得到空前扩大,并开辟出许多过去忽视的新领域,如概念史、图像史、阅读史、观念史、情感史、性别史、身体史及记忆史等。这样,因视角转换导致文化史研究对象无限扩大,几乎涵盖社会历史的所有领域。

   其次,研究理念上,新文化史范式不满足于传统文化史研究所强调的“求真”理念,更注重“求解”,着力探求历史表象背后的文化意义。它主张由社会的分析转向文化的解释,强调发掘历史事项蕴含的文化意义并阐释历史活动背后的文化内涵,注重对历史事项进行解释和说明,而不是描述和呈现。它旨在发掘意义,必然采用阐释和理解的方法,故说明和解释成为新文化史的突出特点。它强调和彰显文化象征及其意义、文化主体性和能动性、文化主义和人文主义等,带有鲜明的文化建构主义色彩。

   最后,研究方法上,新文化史强调根据“文化”的特性研究文化史,从文化内在理路进行文化史研究,从文化内部结构研究文化事项,故格外重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分析方法,特别是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意义、话语、叙述、表象、文本、语境等概念,成为解读文化及文化史的分析工具。故新文化史实际上是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看待。正因为它将文化史作为视角方法而非独立学科,故注意从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及符号学等)引入新概念新方法进行文化分析。

   可见,新文化史范式与传统文化史范式的最大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大或下移,而且体现在研究视角、理念和方法的根本转变。强调文化视角和文化分析方法的独特性,用文化观察一切历史现象,从文化建构角度解释历史现象,发掘历史现象的文化意义并进行文化解释,是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突出特点。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不仅仅是研究领域和研究空间的扩大,更是研究视角、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更新,是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和研究内容的深化。

   新文化史范式翻转了传统文化史范式对文化史的认知,不再将近代文化史视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新文化史范式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都可以进行文化分析,弥补了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研究方法陈旧及分析深度不足的局限,对突破传统文化史范式下的方法论困境是有益的。但新文化史倡导“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将研究领域无限广泛,研究内容无所不包,则根本动摇了文化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基础。研究领域的无限广阔,意味着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就取消了文化史作为学科存在的必要前提,意味着不再将“文化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也就根本否定了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属性。由于文化史研究没有确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那么作为学科意义的文化史就不复存在。如果文化史不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那就意味着文化史丧失了生存的机会而从学科体系中抹去,也就更谈不上文化史学科建设问题。这是新文化史引入后所造成的严重的学科困境。

   新文化史对传统文化史研究过分强调因果关系、历史的客观性等历史原则进行严厉批评,放弃了实证主义的学术理念及方法,过分强调解释主体性和主观性因素,过分强调研究者的解释作用和主观建构作用,过分强调文化分析和文化解释,导致“过度诠释”,带有明显的文化建构主义和文化阐释主义倾向。它放弃了从社会经济角度解释文化发展的思路,转变了传统文化史将文化变迁归因于社会结构及经济因素的认识,根本翻转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认定不是社会存在决定了文化,而是文化形塑了社会的真实。当文化被提升到决定历史变迁的首要因素后,自然会偏向“文化决定论”,从而使文化史研究存在陷入文化主义的危险。这同样是新文化史引入后所造成的严重理论偏向。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后复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先后采用了传统文化史和新文化史两种研究范式。两种范式主导下的近代文化史出现了因学科属性及方法论属性差异而导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传统文化史视域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坚持文化史的学科属性,但相对忽视了文化史的方法论属性,导致了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方法陈旧、研究表层化和肤浅化的学术困境;另一方面,新文化史观照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强调文化史的方法论属性而否认文化史的学科属性,不仅存在解释过度和“文化决定论”偏向,而且因研究范围无限扩大而取消了文化史的学科前提,导致了严重的学科生存危机。传统文化史范式与新文化史范式在文化史学科属性和方法论属性上的根本分歧,严重困扰和制约着当前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三、超越与突破之路:构建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范式

   传统文化史范式将文化史作为研究对象而注重其学科属性,但因忽视理论方法创新而陷入研究表层化肤浅化的学术困境。新文化史范式在研究视角及方法上有所创新,深化了文化史研究内容,但因无限扩张研究范围而取消了作为学科前提的文化史研究对象,导致了严重的学科生存危机。为了破解传统文化史范式和新文化史范式存在的偏向及由此带来的两难困境,进而确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方向,必须超越这两种研究范式,开辟一条新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新路径。

实际上,早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复兴不久,学界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化史范式的局限并开始加以变革,提倡并尝试进行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文化史作为新范式兴起后,学界围绕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及方法论属性产生较大分歧,形成了两种不同认识:一是仍将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确定为特定的文化现象,并将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加以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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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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