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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天下”比邻:19世纪东西方文明碰撞下俄国的中国形象建构

更新时间:2022-09-27 23:51:10
作者: 刘彦  

   【内容提要】 “天下”作为表征中国传统世界秩序观的术语已得到普遍使用,但像俄罗斯这样在两个多世纪里持续把中国称为“Поднебесная”(天下)的国家却是少见的。俄罗斯的“天下”形象是19世纪东西方文明交融与碰撞的产物。1820年前后,中国自称“天朝”的消息在西欧社会流传开来。帝俄在谋求领土扩张和寻求独特文明身份的历程中,共享了西方基于贸易利益和西方文明观而创造的野蛮傲慢的“天朝”形象,但未全盘接受西方将华夷观作为“天朝”精神内核的时代叙事,而是借助彼时居于世界前列的俄国汉学成果,力求建构出贴近中华文明的“天下”形象。尽管当时俄国对天下观的认知也有局限,但这一形象的复杂性及其联结的意义网络的深刻性,还是赋予了它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旺盛生命力。这构成“Поднебесная”至今仍能作为中国的代称而得到活跃使用的一个先决条件。

   【关键词】 天下,国家形象,俄罗斯,跨文化传播,世界秩序

  

   一、引论

  

   “Поднебесная”(直译为“天下”)是当今俄罗斯人对中国习以为常的一种代称,频繁出现在书报、影视作品、网站及社交媒体上,迥异于“天下”在现代汉语中的主要含义。在汉语文化语境中,“天下”一词几经学者阐释,作为表意中国传统世界秩序观的术语得到价值中性或肯定的学术正统性;而语义相近的“天朝”一词若不是在历史语境中严谨使用,而是用来漫指中国,则作为雄踞一方的宗主大国、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落后傲慢却不自知的末代皇朝、重新崛起的东方强国等多种国家身份的混合体,在大众话语中有着模糊的多元意指。在中国近代史上,“天朝”的崩溃和天下秩序的瓦解,是在屈辱的殖民侵略的冲击下完成的,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及现代性文明的双重扩张下中华文明的一次惨败。在百余年西强东弱的世界政治秩序及文化传播结构中,“天朝”意象不仅融入中国民众对国耻的民族记忆,也渗入了西方18世纪末以来为合理化殖民行径而对中华帝国停滞愚昧、傲慢暴政的霸权想象。①当他国借用类似“天朝”的词语代指当今中国时,不免引起中国读者的疑虑,这其中是否潜藏着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戏谑、嘲讽和鄙夷?

  

   然而,现代俄罗斯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对“天下”称名稀松平常的使用,似乎对18—19世纪西方现代精神烙印在“天朝”之上的负面隐喻失忆般地毫无体察。俄文“Поднебесная”的语义也未像英文“Celestial Empire”(通常被认为是中文“天朝”一词的英译)那样沉淀为对清王朝或古代中国的固定特指,而是在19—20世纪随着动荡不安的世界政治格局不断沉浮和流转,成为现代中国在俄语中的非正式代称。据此我们不禁要问,俄罗斯不同时期公共话语中的“天下”分别意指什么样的中国形象?这一语词为何会流行,又是什么因素造成其象征意义的转变?本文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挖掘、梳理俄罗斯不同时期认知中国形象的文化心理、外交动机及历史条件,还在于借助其反复构建的“天下”意象,思考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现代世界大国的双重国际形象融合统一的路径。中国近现代百年巨变使得上述两种形象存在感知上的割裂,如何弥合这两种形象,关涉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并与现代精神文明融汇的重要时代命题。不同于“哲人之邦”“衰落之邦”“红色圣地”等描述中国形象的词语总是在新时期被新词所取代,“Поднебесная”似乎展现出超越具体历史时期的象征意义的延展性。

  

   对上述问题的完整回答,需要以系统研究作支撑。本文将回到“天下”形象在俄国诞生的初期,考察“天下”一词何时以及如何作为中国的代称出现在俄语中,继而借鉴观念史的研究思路,②分析“天下”形象在俄国最初形成阶段的内涵。研究资料上,本文选取俄国书刊上出现“Поднебесная”一词的语料,并借助全球最大的俄-苏报刊数据库——俄罗斯通用数据库(East View Universal Database),以及苏联汉学家斯卡奇科夫(Петр Скачков)编著的1730年—1930年俄文汉学文献索引《中国书目》广泛搜集文本。当前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不多,仅有的两篇论文都是中国研究者以俄语发表的,主要分析当代俄罗斯媒体对“天下”称名的使用偏向、感情色彩及修辞手法。③这也从侧面证实,俄罗斯人早已将“中国即天下”当作常识,导致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不足。俄国当代知名汉学家米亚斯尼科夫(Владимир Мясников)曾基于“天下”之说出自中国古代典籍,而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Никита Бичурин, 当时也被尊称为雅金福神甫)是俄国直接从汉文而非满文译介中国典籍的第一人,推测是其最早将“天下”称名引入俄国。④尽管米亚斯尼科夫对此未作充分论述,仅在论文尾注中一笔带过,但他的观点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线索。

  

   “天下”形象构成俄国人建构的中国整体形象里一个自带标识的子集,可以借助话语分析法来锚定。笔者将文本视为特定历史时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通过萨义德(Edward Said)所言的“同情地、个人化地进入书面文本的生命中”,⑤阐释“文本与文本群、文本类型在自身内部以及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聚集、凝结和获取现实指涉力的方式”。⑥具体到本文研究,则通过分析“Поднебесная”一词所在文本的主题、修辞等描绘“天下”形象,借助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推断“天下”称名的传播路径,并结合历史社会语境解析其所投射的俄国文化自我意识和国家利益考量。下文将首先基于相关文献搭建起研究国家形象的基本框架,接着论述“天下”形象在俄国的缘起及其早期意象,最后对研究发现作讨论总结。若依据近代俄罗斯历史变革的元事件将中国形象在俄发展历程粗略地划分为三个时期:帝俄时期、苏联时期、俄罗斯时期,那么,本文呈现的正是帝俄时期的“天下”意象。

  

   二、国家形象建构的影响因素和动态机制

  

   国家形象的建构机制,可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个时间维度加以考察。在长时段的视角下,国家所代表的全球文明板块及其独特的文化身份,是国家形象较为稳固的基本组成部分。一国对自身和他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总是伴随着对自我与他者在文明特性上的共性与差异的对比。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成因可用差异性理论来解释,即人们借用特定背景下能将自己区别于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⑦这一现象在族群、国家、区域联盟、地缘文明等诸多层级中广泛存在。因此,构建他国形象,也常被视为作为文明体的国家投射自我意识、形成自我认同的重要路径。然而,国家形象建构并非仅是对自身或他国精神特质、文化经验的真诚再现,还有着对价值观与文化异彩的集体想象成分。尽管认识论上的真假范畴难以区分两种知识生产模式的产物,但批判文化理论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则识别出国家形象建构背后潜藏的自我中心主义动机。这种“他者化”的国家形象建构模式通常反映出文化霸权与政治经济军事强权之间的互构关系,早已偏离平等理性的文明互鉴关系,浮现出文明等级论的意识形态陷阱。

  

   在中时段层面上,对国家形象的差序构建,是一国在国际政治场域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国家形象会引发决策者和公众产生特定的情感倾向和问题意识,继而影响外交决策。霍斯蒂(Ole Holsti)等人将国家形象比作“信息过滤器”,既可用于筛选过量信息,简化外交模型以降低决策成本,也可在情报不充分时补足判断依据。⑧国家形象尽管存在滑向刻板化的危险,但并非一成不变。不仅新变化、新信息会校正既定印象,决策者也会基于特定的决策动机,调整本国社会认知对象国的心理图式。赫尔曼(Richard Herrmann)的国家形象理论还假设,决策者和公众需要将自身及自己国家的行动认知为符合道义规范的,通过构建特定的对象国形象,能够在为了本国利益而违反道义原则的情境中取得心理上的平衡。⑨赫尔曼等人提出,本国与对象国的相对国力差距、威胁潜力/合作机会、文化差异是构建他国形象的三个重要坐标,论证了国家形象能够有效地反映潜在的外交政策动机。⑩这类研究兴起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秩序使得学界对国家形象的分类局限在盟国、敌国、附庸国、帝国、蛮国等类型,11较少论及各国独立自主、平等合作的非结盟关系。但其所强调的国家都需要为了本国生存利益而彼此竞争或合作的现实主义法则,明白地指出了国家利益、威胁或合作期望对国家形象塑造的直接影响。

  

   在短时段层面上,国家形象建构是一个围绕特定事件的信息控制、话语生产与传播的过程,它能促成舆论在短时间内形成有关对象国的特定印象和情感偏向,同时也是文明自我意识及国家利益认知形成或施加影响的微观机制。在这一视角下,国家形象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国际传播议题,其学术脉络发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心理战及冷战以来的第三世界民主化扩散,后又衍生出“公共外交”“国家品牌”等语义更为中性的术语。12传播学视域下的国家形象研究重点关注叙事策略、宣传技巧、传播渠道等因素如何影响本国或他国民众认同某种对国家精神文化、政治理念及行为的阐释,还考察其背后的对外传播基础设施、国际话语权斗争、文化产业霸权等全球传播权力问题。13这种短时期内围绕政治议程、文化仪式、国际冲突等事件构建的国家形象通常是碎片化、流动而易变的,但同一时期的诸多话语、符号、影像将持续在社会记忆领域进行意义的联结、拓展、竞争和再阐释,最终形成如年轮般烙印着历史时代特征的国家形象。

  

   上文借助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种时间尺度,辨析了文明文化、国家利益、话语生产与传播分别作用于国家形象建构的方式、强度及效果。整体而言,文明文化因素构成认知本国和他国形象的基本图式,其所生成的国家形象较为持久稳定。国家利益和外交动机能够推导出周期性调试国家形象的意义生产原则,其所投射的国家印象会随着国家间关系变动而灵活调整。话语生产与传播则指向无数个微小时段里国家形象的主题、表述、符号借助特定传播技术被调动、散播、修正、固化的模式。这三类因素纵横交织,共同决定着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变迁。因此,若要检视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国家形象的生成,就需要回归具体历史语境去考察微观话语过程。本文将俄国“天下”意象的生成置于国际政治的历史背景及全球文明秩序下俄罗斯身份认同的意义生产进程中进行分析。

  

   三、以西观中:“天上帝国”形象在俄国的传播

  

   1832年1月13日,俄国官方报纸《圣彼得堡新闻报》第2版刊登了一则关于“道光不是中国皇帝的名字而是年号”的趣闻,结尾写道:

  

   “天上帝国”这个我们觉得很是可笑的称谓在中文里根本没有。常见的叫法是“tian hia”,但这两个字的含义是“поднебесный”,代指“土地”;所以“iu tian hia”应该译为“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帝国”。14

  

《圣彼得堡新闻报》作为彼得一世1703年下令创办的俄国第一份印刷报纸以及1756年前俄国唯一的报纸,影响力不言而喻,是俄国皇帝、贵族等了解国内外社会政治的重要信息来源。根据这则未署名的短文推断,“天上帝国”这一称谓于19世纪30年代初已在俄国上层社会流传,但俄国人尚不解其意。从引文对其中文出处的好奇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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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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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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