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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从辛亥革命到独立参选

——辛亥革命百年祭

更新时间:2011-05-30 10:11:58
作者: 刘彦  

  

  从去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关于辛亥革命,关于辛亥革命在中国100年后为什么不可能的问题。但有些判断一直停留在直觉和感觉层面,不能有更坚硬的支撑。直到2011年5月26日,伴随着抚州爆炸案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蘑菇云出现。但足以能够佐证我的判断的,不是这团爆炸的蘑菇云,而是比这蘑菇云更加壮观和宏伟的另一种政治权利蘑菇云,在微博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壮丽展开--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窃以为,对这一巨变的性质以及其未来对于中国的意义,公众虽然有所感知,但却可能还未在学理层面得以更严密的论证和厘清,我以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来理解这一次公民参选的意义,以及,解释这种改变为何在社会基础层面是不可逆的,也是必将使得未来中国注定能够走出历史三峡的原因机理之所在。

  

  公民参选并不突然,而是自由演进中的自发秩序,是人之行动而非计划的结果

  

  相信很多人心头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何公民参选一夜之间在中国大地上生发?为何之前在无数次的被拆迁、自焚和公共事件中,虽然也看到过许许多多公民社会的萌芽,却不能展现出这次公民参选的突变?为何在黑暗中、在绝望悲沉中,在无数学者绝望的判断中,自焚者的鲜血淋漓所积蓄的愤怒,会化为这样一种光明、健康、有理性、有勇气、有担当的公民实践?为何对于权力的重重怨恨,会化为这样一种妥协的、在既有框架内的修正和改良?

  其实,如果用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去理解,这样一种转变并不突然。就在抚州爆炸案发生前的半个月,我曾经去北京某茶城买茶叶,在那里认识了一位滕州的山东老乡。这位老乡芳龄40,是一位从没有上过大学的家庭妇女,其丈夫是一位有心出家的国画家,目前在杭州学习书法。她在茶城有一家装裱国画的小店,店中常常无人光顾,她就一个人学习练工笔画。我见过的两幅,就在她店中的一个角落,一株绿色参差的藤萝,一株深浅不同的海棠,皆工巧而娇媚,尤其配色,其精致繁复的程度,让我这个对工笔画从不懂得欣赏的人也惊叹不已。沉静寡居的这位同龄女性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精巧,让我惊叹之余也不禁令我思索,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本来养猪养鸭的家庭妇女,对抗丈夫的决绝离去、对抗生活的庸常无意义、对抗自己的知识贫乏,而展现出这样一种惊人的扩展能力?

  思来想去,除了不断扩展着的深化的自由,自由的市场扩展带来的更多选择机会和能力扩展,别无其他可能解释的路径。而这一工笔画的出现,和今日公民参选人大代表的出现,皆属于这一中国自生自发秩序“涌现”现象的无数个别,其性质并无不同。

  自1978年改革开放于33年来,许多人一直以为(包括我自己在去年第六届哈耶克年会上的《论正义之为市场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一文也这样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后期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尤以89之后为最),并由此推出政治改革可能会进入锁定的绝望结论(诺斯在《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一文中也有类似的判断)。但其实仔细察之,则中国的情况颇不相同。进入改革锁定的一个必要条件和衡量指标,是一个社会自由扩展的深度和广度,在那些没有自由生长、扩展之深度和广度的社会,由于权力本身的强力控制,锁定是可能的。但在中国,由于33年来的自由扩展秩序已经达到相当复杂化的程度,其政治过程必然走向解锁,而不是锁定。

  首先,自由是一个整体。不能说,人们在增进了经济选择机会的自由同时,没有政治权利的增进。实际上,当一个民营企业家冲破市场的阻挠去寻求任何一个创业机会的时候,当一个在城管的驱赶下四处躲藏的小贩去售卖他的产品与服务的时候,一个在强拆的挖掘机下搭起窝棚的抗拆者,他们本身拓展和增进着的,既是经济自由,也有政治自由。自由不是可以清晰分割的一种东西(正如耶林所说,权利抗争中蕴含着尊严),人们其实很难分辨,那些貌似是为经济争自由的活动,有多少是经济理性的成分,又有多少是对权利尊严的捍卫。

  自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但有利于打破“政治改革进入僵化锁定,暴力和混乱将是可能的结果”悲观结论,也会带来人们对自由扩展能力的信心。民营企业家打破国企垄断的过程虽然几经周折,但即便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的那一年,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统计,其增长和对税收的贡献,仍然优于全国企业的平均增长,更大大优于国营企业的增长。这个结论是我从中小企业协会秘书长陈永杰先生那里听到的,要知道,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当年的出口出现了大量下滑,但尽管有如此之大的冲击,尽管有国营企业的垄断挤压和税收制度的不停抽血,在民营企业无数艰辛的突破和增进当中,成绩依然让人叹服。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上述成绩的不可能性,如同我们能够理解一个农村妇女在面临被丈夫抛弃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如被命运的石块压住的小草一样倔强生长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一个民营企业家即使面对杀头的危险也要创业和壮大事业的话(如戴国芳);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理解,面对政治的僵局和牢笼,面对死气沉沉的政府权力嚣张荒诞的秩序,公民们就一定能够想到办法,在自焚、抗争性政治的屡屡试错之后,找到一条解决政治僵局的出口。自由的本能如此顽强,人们从未在绝望中放弃寻找和拓展自由的机会;自由的扩展如此广泛,以至于当自由的扩展进入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出现一种“涌现”现象,也就是说,这一结果是在无数的社会分工、无数的自由扩展和合作中突然出现的一种极其巨大的繁荣。这繁荣所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秩序不仅是经济数字的惊人,还有公民在既有的宪政框架之内勇于承担公共成本的种种表现。就像一座花园虽然经过冬天的严酷,但一旦在春天的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必然会绽放出满园春色一样,这种自由的涌现效应也会随着自由的生发而必将到来(看看竞选宣传画和无数涌现出来帮忙的公民们就知道,这一惊人的繁荣和合作目前还只是刚刚展露其一角)。

  自由的扩展不依赖于任何组织和计划者。这种公共领域的繁荣和欣欣向荣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是因为导源于这种自发秩序。也就是说,导源于真实世界的公民参选人大代表事件,并不是某一个计划者、某一部委有意识计划的结果,而完全是“人之行动而非计划的结果”,是社会中的自由生发到一定程度的自然涌现,是自由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喷涌,远非人为设计所能及。

  如果我们接受自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去审视33年改革开放就会发现,尽管在个别的年份和个别孤立的事件中出现了自由的约束加强的现象,但就基本方向而言,仍然是一个自由拓展的过程。中国的政府在一步步加大财政收入的同时,权力是在一步步收缩的。尽管许多部委的实质权力之手伸向了市场中的细微部分,但遭遇到的微观抵抗也前所未有。

  仅以土地制度为例。土地国有理论、土地批租、征用制度为今日政府大规模的侵占农民土地和城市市民土地提供了天然理由,但是,无论是对于农村土地征用的反抗还是对于城市拆迁的反抗都已经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正在修改中的《土地管理法》和已经修改过的《城市房屋征收补偿条例》虽然在保障和落实公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方面收效甚微,但不可否认,政府至少在法规层面已经做了权力让步。这本身就是政治博弈的过程及其结果。相信如果问题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社会自身就会提供像今日公民参选一样的工具和图景--毕竟,捍卫一己之私有权利,在今日之中国已成全体公民之共识,概与百年前辛亥革命时之风,大不相类。

  再以言论空间为例。今日之言论空间虽然压缩至极限,但推特和微博提供了自生自发秩序中另一可贵的自由扩展工具--毋宁是说,微博本身就是自生自发秩序的一部分。在微博中,言论往往多而散漫,看似复杂无序,但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就会发现,这一治理秩序目前相当良好,甚至催生和诱发了今日公民参选--李承鹏今年终于宣布参选,有多少是出于网友们的鼓励和激将,不好衡量--微博这一治理秩序的功能恰如在蜂群中的蜂蜜,这一甜蜜的果实既是结果,又是诱因。

  如微博一样的自生自发治理秩序在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领域也已经广泛存在。农村妇女的工笔画导源于市场的需求刺激,政治产品的生产同样导源于人们的需求刺激。这一需求的刺激为何传导到某一人耳中、心中并化为行动,人们并不知晓这一知识。但人们所能看到的现象和结果却是,正是蕴涵于市场中、自生自发秩序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用将无数的人们自觉自愿地组织到一起,分工合作,并呈现出一种可欲的治理秩序结果。而对那些正走在半途中的治理过程实践如公民参选等,其未来呈现的方式和结果,人们也并未完全知晓,只知“要这样干”。

  只知“要这样干”,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动机和个别性的需求,继而通过市场的分工合作来完成不同人们的不同个别目的之间的协调,正是自生自发秩序的核心要义。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在背后指挥。没有哪一位神人是今日现象之导师。即便在之前几年有过一些个别化的探索,但是那些既有的经验虽然可以参照,但仍然不足为凭。人们凭着市场中的需求和偏好就可以完成这一秩序的达成。没有竞选纲领,没有关系;没有法律知识,没有关系;没有竞选班底,缺乏社群基础,也没有关系。正如那个农村妇女没有任何关于工笔画的知识储备,仍然能够通过自我学习和模仿、探索也能画出杰出的画作一样,市场中的丰富供应主体将为人们的实践和学习提供丰富的供应和参照。而关于谁将是舞台上光芒灿烂的胜出者,或者经过曝光成为具有污点的竞选者,或者这些竞选者将要经历怎样的成本考验,人们对此也茫然无知。然而不要紧,因为人们经过33年的自由扩展,已经本能地知道“要这样干”。

  

  自发秩序依赖于合作和多中心治理,革命论可以休矣

  

  自发秩序的另一个标志是分工合作。无数的人经由市场看不见的手之调节而自发组合,同时进行合作。而合作的概念,有利于我们廓清革命的消极作用,以及看清把未来指望在革命之上的不可能性。

  合作在这里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就某一具体现象而言,比如公民参选的具体过程中,广泛的合作是清晰可见的。无数有公共意识的公民在进行自觉地分工合作。有人要参选,有人愿意提供法律支持,有人愿意提供经验参考,有人将所有人的资料进行整合与分析。人们自觉自愿地为此事努力和效劳,并无半点不甘或怨言。

  在单一思维的经济学家眼中,市场合作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基于“自利”。斯密正是用这一理论完美地解释了分工合作的巧妙设计。但其实,如果不能把“自利”的“利”之概念扩大化,成为百无一用的“效用”,这个假设就不能完全解释市场中的分工合作。公民参选的那些助选者很多是贴钱贴时间在帮助另一些公民。公民行动的动机,可能是利益,也可能不是利益,而出于一种构建自发秩序中的个体感知和主动选择。人人都知道构建好的未来有利于每个人的利益,人们对此心知肚明,不用废话。这些可以默会的“共同情感”或“共同感知能力”,构成了人们行动的动力之一。为了许一个更加明确的民主未来,人们的不同利益可以得到真正的表达和博弈,人们愿意为此奉献。

  这一解释,可以有助于人们理解为那些将来可能背负巨大个人成本的参选者和助选者的复杂行为。猜测一个具体的行动者的动机是徒劳无功的,可能观察的只有行动。行动体现意义,在未来的无数行动者中,有好有坏,有高尚有卑鄙,但各自不同的动机并不能带给人们否定行动意义的理由。能够否定的只能是个人行动,这也提示那些参选者,行动中的每一步都要彰显宪法的尊严,都要符合程序正义,也必然要经受公众的检验。

  但合作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在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原理中,有另外一个作为对立面的秩序,就是人造秩序。自生自发的秩序对应的实施主体是某一社会群体中的无数个体,人造秩序对应的实施主体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计划行动者,后者常常被用来指称那些充满计划冲动的政府。如果说自生自发秩序是由无数公民在拓展自由的过程中构建完成的话,那么那些计划者,由于其粗暴的干预,足以对自生自发秩序造成毁坏。比如货币超发对经济秩序的干扰,比如计划的国企价格垄断对于市场的干扰,以及在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的行政暴政和干扰等等。当这些计划者足够有权威的时候,这种干扰就达到了几乎完全颠覆自生自发秩序的地步--比如中国历史上的文革时期,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但是,任何一个、或某些以为无所不能的计划者所造就的人造秩序必然失败,而被自生自发秩序的恢复和重构所驱赶--这也就是文革行至1978年必然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原因。从具体的经济层面解释,是这一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物品匮乏已经不足以维持整个社会的基本需求和生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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