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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费尔德曼:权力、劳动力和生产力

——福柯对《资本论》的解读

更新时间:2022-09-26 00:31:29
作者: 亚历克斯·费尔德曼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来理解其在《规训与惩罚》中对《资本论》的解读。福柯从马克思对“协作”的描述中找到了自己阐述权力问题的源起,而我们则通过福柯来重新思考马克思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概念。福柯特别关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和第四篇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资本对劳动的吸纳”。在《规训与惩罚》和《惩罚的社会》中,福柯提供了劳动力和生产力的谱系。他致力于考察劳动力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的,以及在转化之前如何形成能够承担和支配其劳动力的生产主体。福柯对《资本论》的解读与我们今天对马克思的解读形成了共鸣,这些解读试图将生产力的概念重新政治化,并为主体的形成提供唯物主义的解释。

   关 键 词:《资本论》  《规训与惩罚》  《惩罚的社会》  福柯  马克思  劳动力  生产力

  

  

   从让-保罗·萨特开始,米歇尔·福柯经常被塑造成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这导致人们普遍忽视了福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性研究的了解。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非此即彼的错误对立:将对剥削的批判与对权力的批判对立起来;将社会问题与身份认同问题对立起来。虽然福柯曾对法国共产党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严厉批评,但再次审视福柯在1970年代的主要作品《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就可以发现他是《资本论》的细心读者。福柯尤为关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治理的劳动过程的相关论述,他在其中找到了自己开展权力研究的源起。同时,福柯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力的商品化和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的论述。

  

   接下来,我将借鉴仍在不断丰富的讨论福柯与马克思关系的文献。过去的20年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的集结出版,以及他的《言论与写作集》(Dits et )中的短篇作品的整理和再版,使我们对他的思想和政治观点发展的看法越发复杂化。我们应当从整体上重新评估福柯对马克思的看法,但这项任务以本文的篇幅不可能完成。不过,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70年至1975年期间,福柯显然研究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论述。《规训与惩罚》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包含了与《资本论》的深层对话。借助福柯的法兰西学院系列讲座,我希望能够再现这些对话。尽管作为系列讲座之一的《惩罚的社会》(The Punitive Society,1973)与《规训与惩罚》(1975)在内容和概念上有着重要区别,但我同意达里奥·梅洛西(Dario Melossi)的观点:这一时期福柯并没有离开马克思,而是加强了与他的对话。

  

   福柯经常说,他更偏爱马克思的历史和政治著作,而不是经济学或哲学著作,不过《资本论》第一卷是一个重要的例外。1976年,福柯在巴西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论文《权力的网络》,文中指出,他之所以以技术而非司法的进路来理解权力,源于他对《资本论》的阅读。当然,福柯也要感谢路易·阿尔都塞:他似乎支持阿尔都塞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的观点。阿尔都塞在拒绝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也试图避免另一个极端,即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重新开启了对生产力概念的更具批判性的和非决定论的研究,这是他的主要贡献之一。而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是最早全面衡量这一研究所产生的影响的人之一。他认为,生产力不应被视为可以枚举的事物或“因素”,每一种事物或“因素”都有其内在的发展原则。事实上,生产力概念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将人的能力与技术因素和自然因素结合起来,并以这样一种方式——即自然与人、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区分不再是首要的,而是植根于一种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式之中——使它们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

  

   因此,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对生产力概念的研究所产生的持久影响是将生产力的增长问题重新政治化。福柯对劳动力(Arbeitskraft)和生产力(Produktivkraft)的系谱学研究同样试图穿透技术的表层,或者用福柯的话来说,试图表明它们依赖于权力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power)。通过发掘隐藏在我们的范畴背后的“出身”(Herkunft)的多重线索和“出现”(Entstehung)的冲突空间,福柯的系谱学研究方法取代了19世纪关于增长或发展的历史哲学概念。这种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回到斗争和胜利中去,打破目前我们的主导体系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佐证。

  

   一、资本主义对劳动过程的治理

  

   探讨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一种方式是关注福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核心概念所持的矛盾立场,例如意识形态、霸权和国家机器。本文采取另一种方式。阿尔都塞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为我们创造了以全新的眼光重读《资本论》并挖掘其被忽视的主题的可能性。沿着理查德·马斯登(Richard Marsden)的思路,我认为在这些被忽视的主题中,福柯最感兴趣的是将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即使他并未使用这个明确的术语),以及资本接管和组织劳动过程的方式。正如马斯顿所说,马克思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种转化需要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而福柯则告诉我们这种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寻找生产力的谱系。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时并未考虑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形态,而是首先勾勒出其概貌。这里的劳动指的是人与自然之间、人类力量与自然力量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它包括为了制造有用之物或使用价值而从事的有目的的活动。这种劳动过程的图景是从治理与服从的历史模式中抽象出来的,却具有现存劳动过程的特征。现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过程呈现出三个新特点。第一,资本开始控制劳动过程。第二,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成为资本家而非工人的财产。而这两种变化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三个显著特征:生产的真正目的不再是确定的使用价值,而是剩余价值——创造无尽的利润螺旋。生产任何确定的商品只是永无止境的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手段。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更具体地说,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当然,这种商品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要素之一,但它有一个独有特征,即在使这种商品发挥作用时产生的潜在价值可能超过购买该商品时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剩余价值的秘密在于对劳动力的普遍剥削。现在,劳动力与劳动被区分开来,劳动是劳动力的有效实现或现实化。劳动力(labour power)中的“权力”(power)并非指人类和其他动物从事劳动的自然能力(faculty),也不同于这种能力在劳动中的现实化。劳动力若要成为商品,必须与其现实化相分离,并且能够以确定的数量在市场上定期提供,这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现。它以劳动者在双重意义上的“自由”为前提:劳动者从奴隶制或农奴制中获得自由;并且他们还从生产资料或除雇佣关系之外其他维持生计的方式中“解放”出来。工人只能通过出售他们的工作能力,即他们的劳动力,来确保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质再生产。

  

   工人出售的不是特定的劳动产品,而是在一定期限内支配其劳动力的权利(right)。然而,出售能力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很容易理解如何把一个确定的物品转让(交换)给别人,但能力的转让则更为复杂。现代哲学对鸦片的催眠能力的争论理所当然地使我们怀疑能力或力量(force)等概念的解释力。

  

   此外,对能力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当合理的,正如巴里巴尔已经指出的,能力似乎只能源于社会关系的整体背景。因此,将诸如工作能力或劳动力之类的东西赋予特定的个人显得有些抽象了。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之组成部分的特定社会关系在劳动力与其现实化(劳动)之间、在这种特殊力量与其行动之间进行了社会意义上的有效分离。某种恒定而有规律的力量出现了,它是如何做到的——这种抽象是如何“产生”的——是本文所关注的两个主要问题之一。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考虑在劳动力出现之后会发生什么。资本家要租借劳动力,或者说要获得劳动力的使用权。然而,拥有一种力量或一种权力的权利,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定义不清的权利。事实上,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付出的酬劳或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维持劳动力“占有者”(即劳动者)的生存并使其能够拥有与昨天一样的能力——与他们在购买劳动力时所期望得到的东西之间是有区别的:使用劳动力的权利所获得的收益远远超出了其成本。这个区别若要得到实现,就必须要求劳动者首先作为一种可被监视的对象出现。在此基础上,资本家就有进一步的动机去干预和改变劳动过程本身,以便对他们所支配的力量进行“生产性”使用。针对福柯的解读,我所关注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生产力本身是如何作为一个监视、研究和干预社会关系的范畴产生的,这些社会关系已经围绕着劳动力的商品化被有意义地组织起来。

  

   在资本主义治理的劳动过程发展史上有三个独特的时刻。这三个时刻不是线性连续的,而是复杂而清晰的三个不同的时间性维度。第一个时刻是“所谓的原始积累”,它创造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前提条件:通过圈地运动或其他某种机制,大量工人被剥夺了生存手段,并且脱离了与特定土地或特定工作的正式(法律)联系。第二个时刻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资本占有了劳动产品,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过程(工艺制造传统)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形式吸纳的主要控制手段是雇佣劳动合同。在形式吸纳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主要手段是延长工作日。资本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时间要长于产生再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要的价值的时间。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资本主义治理下的劳动过程的第三个时刻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此时,剩余价值的提取不是通过增加工作日的绝对长度,而是通过减少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那部分时间(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商品变得更加廉价,而工作愈发紧张。更重要的是,此时资本通过引入新的协作模式、新的分工形式、新的机器和技术以及科学成果的应用,直接干预劳动过程本身。泰勒制和福特制虽然声名在外,却很难说是最早用来管理人类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技术。在福柯看来,规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资本在规训中的地位

  

   正如斯蒂芬·勒格朗(Stéphane Legrand)所指出的,通常对《规训与惩罚》的解读是“全景敞视的”。一般认为该书有三个主要目标:一是指出监禁在18世纪末突然被作为主要的惩罚形式;二是表明监狱不仅仅意味着失去自由,而是发展出一整套惩罚技术的工具;三是为了证明这些技术在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监狱群岛”的存在)。全景敞视监狱集知识与权力、监视与惩罚于一身,堪称这些规训技术的精髓。但是,到底是什么将全景敞视监狱的两个不同方面结合在一起,为什么规训技术在我们的社会中变得无处不在?人们经常担心福柯将权力技术视为独立的、自我运行的社会力量会导致对现代社会基本趋势的偏执看法。

  

福柯强调权力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这是他受到普遍称赞的核心理论。实际上,福柯并没有将这两个维度分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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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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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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