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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荣: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新变化

更新时间:2022-08-08 09:43:14
作者: 张向荣  

   内容提要:巴尔干对土耳其具有特殊的意义,曾经深刻影响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的历史进程与发展方向。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开始重新审视巴尔干的历史和地缘价值,将巴尔干作为土耳其外交的重点区域。正发党改变了土耳其在巴尔干以安全为要义、配合西方的传统政策,奉行独立、积极与多维的政策。这一改变缘于地缘政治的变化及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的不断增强。近年来,土耳其已经成为除美国、欧盟、俄罗斯之外,对巴尔干影响力最强的国家。土耳其强调奥斯曼遗产的积极作用,推出对巴尔干的新政策:发展双边关系,增加高层政治往来;建立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巴尔干地区经济一体化,增进彼此相互依赖,以期在巴尔干穆斯林聚集地区塑造特殊影响力。其具体内容包括:改善与塞尔维亚等国的关系,践行“零问题外交”和“积极进取”外交政策;通过多边机制和调解外交促进地区局势的缓和;推行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扩大土耳其的软实力;推进经济一体化,密切与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合作。受主客观因素制约,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仍有其局限性。2016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后,其政治和社会的变化给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新变数。但无论如何,未来土耳其仍将是塑造巴尔干格局的重要力量。

  

   关 键 词:土耳其外交  巴尔干  正义与发展党  奥斯曼遗产  “三轨”政策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周边地缘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高加索和巴尔干出现了一系列新独立的主权国家,中东则呈现出域内大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态势。基于这一新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土耳其对周边的重视程度日渐上升,逐渐形成以中东、巴尔干和高加索3个区域为主的周边外交新格局。①对于土耳其的周边外交,学术界大多关注土耳其在中东的政策以及土耳其与其他中东国家的关系,对于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和动向研究较少。究其原因,首先,长期以来土耳其对外政策的重心一直放在美国和欧洲,在巴尔干的政策基本以配合西方的战略为主,并无明显独立的政策立场,对巴尔干地区格局的影响力偏弱。其次,研究土耳其的学者主要聚焦中东问题,对巴尔干地区关注较少;而研究巴尔干问题的学者大多聚集欧洲问题,尤其关注美国、欧盟对巴尔干地区秩序的塑造和巴尔干问题的治理,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和行为。

  

   然而,21世纪初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则显现出转变的迹象。埃杰维特政府②提出要实行“积极的外交”,改善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2000年土耳其和希腊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延续1999年土耳其和希腊“地震外交”③所带来的契机,两国关系开始从敌对走向缓和。但总体而言,土耳其在巴尔干政策的真正转向发生在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执政后④,正发党逐渐改变了对巴尔干地区过度偏重西方、配合西方的战略取向,实行独立、积极、多维的外交政策。通过综合运用政治对话、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军事援助等多重手段,土耳其成为巴尔干地区具有特殊影响的重要力量。2008年欧债危机之后,欧盟减少了对巴尔干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土耳其则趁势填补真空,向巴尔干国家提供援助和信贷,深化与巴尔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近年来,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不断增强,已经成为除美国、欧盟、俄罗斯之外,对巴尔干地区影响最强的国家。

  

   土耳其在巴尔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引起了巴尔干国家以及利益攸关大国越来越多的关注。分析土耳其在巴尔干政策的特殊性,是探索中等强国崛起的重要案例,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土耳其地区政策的整体认识。总体看,国内学界对于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有两篇文献讨论了这一问题。王泽胜分析了2010年之前土耳其对西巴尔干政策及影响,认为“土耳其在该地区只能起到敲边鼓和主要配合美欧战略的作用”⑤;马细谱则重点分析了新奥斯曼主义影响下土耳其外交战略的变化,并对土耳其重返巴尔干的政策进行了扼要的论述。⑥而相比之下,国外学界的研究更为丰富。对于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动机,国外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和分析路径,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杰顿认为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经济活动最为活跃,进入巴尔干主要是受经济动机驱动⑦;扎尔科认为土耳其在巴尔干经济影响有限,“重返巴尔干”主要出于政治动机,是为了扩大土耳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⑧;埃尔汗强调土耳其的国内政治因素,即土耳其国内存在为数不少与巴尔干存在血缘和社会联系的移民及其后代,他们的游说活动使得土耳其政府不得不关注巴尔干地区⑨;塞尔维强调土耳其的宗教文化动机,认为土耳其通过伊斯兰教认同及其与巴尔干穆斯林社区的特殊关系,试图充当穆斯林的保护者角色。⑩对于土耳其近年来在巴尔干的政策效果和影响的评价,国外学者观点迥异。西方和巴尔干国家的多数学者持负面、警惕而审慎的看法(11),认为土耳其在巴尔干越来越成为欧盟的战略竞争对手,实际上破坏了欧盟的既定议程。(12)多数土耳其学者、部分欧美和巴尔干国家的学者,认为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是成功的,更多是出于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考虑,主要为了自身的现实利益。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的研究均存在不足。首先,在分析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动向时,通常集中在西巴尔干国家,而忽视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等传统的巴尔干国家,且缺乏从地区整体性的角度来审视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13)其次,缺乏细致分析近来土耳其重返巴尔干深层原因的研究。鉴此,本文拟从巴尔干在土耳其外交布局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土耳其在巴尔干大国竞争中的特殊角色,来审视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政策。具体来说,本文主要探讨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变化,考察历史和地缘影响下土耳其对巴尔干的认知与调整,分析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工具、特殊影响和政策限度,并探讨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前景。

  

   一 土耳其视野中的巴尔干:历史与地缘视角

  

   土耳其正发党调整巴尔干政策,有其深远的历史和现实因素考量。帝国遗产、历史记忆和地缘政治始终是影响土耳其人对巴尔干情感与认知的核心因素,加之土耳其自身实力和周边环境的变化,使正发党当政者对巴尔干政策出现新变化。

  

   (一)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持久影响

  

   土耳其对巴尔干的认识深受历史和地缘因素的影响。历史上,奥斯曼帝国曾经统治巴尔干长达500年,给巴尔干地区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帝国的遗产仍然在影响着巴尔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也同样影响着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对彼此的看法。从土耳其角度看,尽管凯末尔等世俗主义精英试图割裂现代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联系,但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土耳其不可避免地在民族心理和文化意识方面受到奥斯曼遗产的持久影响。

  

   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巴尔干具有特殊意义。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尔干被称为“鲁米利亚”。在土耳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看来,鲁米利亚与中东、高加索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具有族裔和文化学意义,是土耳其人的精神故乡。尽管土耳其官方史将土耳其人的起源与遥远的内亚草原联系起来,但这种对古代突厥人祖地的想象终究带有虚幻的民族神话色彩。即使在土耳其国内民众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土耳其学者麦赫迈特·科勒奇拜(Mehmet )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在阐述土耳其对波黑内战的立场时写道:“相比中亚来说,土耳其更多是巴尔干的产物……这是土耳其欧洲认同无法否认的重要支柱。巴尔干在土耳其的民族、文化和社会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们来自巴尔干,我们是欧洲人。”(14)直到今天,土耳其人心中仍然深怀巴尔干情结,土耳其人与巴尔干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也是当代土耳其与欧洲认同的重要依据。

  

   巴尔干在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后期的现代化改革中均起到了独特作用。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帝国,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土耳其一般被划入中东的地理范围,因而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奥斯曼帝国先征服了中东,中东是奥斯曼帝国的核心。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在征服巴尔干以后,才逐步将安纳托利亚东部以及阿拉伯地区纳入版图。换言之,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建立起稳定的统治之后,才开始进入中东。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重心在巴尔干,而非中东。从14世纪到20世纪,巴尔干始终是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奥斯曼帝国的主要税赋来源于巴尔干,帝国历史上的大维奇(Great Vezir)多出自巴尔干。奥斯曼帝国晚期,推动西方化改革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行省。此外,土耳其共和国创建者的故乡也大多在巴尔干,如国父凯末尔就出生在奥斯曼帝国的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今希腊塞萨洛尼基)。

  

   巴尔干是横亘在土耳其人心灵深处的一道伤痕。失去巴尔干以后,土耳其人不得不将视线转向贫瘠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并以此来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时至今日,土耳其人与巴尔干人仍然存在很深的心理隔阂。1912年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深深刺痛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他们看来,巴尔干的基督徒在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下享受了数百年的和平和自治,不仅不用承担兵役和征战沙场,而且通过经商致富掌握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命脉,却在西方民族主义的蛊惑下忘恩负义,向土耳其人举起屠刀。土耳其人这种对巴尔干人的看法和情感一直延续至今。巴尔干基督徒的“起义”以及同为穆斯林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背叛”使奥斯曼帝国的精英彻底放弃了原来所鼓吹的种族和宗教多元化的“奥斯曼主义”,转而寻求构建“土耳其族”的单一民族国家。可以说,巴尔干的丧失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最为猛烈的催化剂,加速了现代土耳其的形成。

  

   巴尔干国家的土耳其裔少数民族和穆斯林成为影响土耳其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奥斯曼帝国将伊斯兰教带到巴尔干,使巴尔干成为欧洲穆斯林最为集中的地区。基于历史和地缘的影响,巴尔干同时也是海外土耳其人分布数量较多的地区。奥斯曼帝国晚期,特别是在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数百万居住在巴尔干的穆斯林(主要为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迁往安纳托利亚。(15)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多次接纳来自巴尔干国家的土耳其裔移民和穆斯林难民。土耳其国内有1500万-2000万人带有巴尔干血统,同时有100万土耳其人作为少数民族居住在巴尔干各国。(16)来自巴尔干的移民及他们的后裔与留在巴尔干的亲属存在广泛的社会联系。(17)因此,巴尔干地区局势的动荡总会传导至土耳其的国内政治领域,土耳其政府往往会承受公众要求保护巴尔干的穆斯林和“流散的土耳其同胞”的压力。土耳其国内精英对巴尔干问题存在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以凯末尔为代表的世俗主义精英将巴尔干的穆斯林视为对土耳其世俗体制的威胁,而来自巴尔干的几次难民潮的冲击使土耳其传统的政治家更多地将巴尔干视为麻烦制造地。随着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一批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政治家崛起,他们则把保护巴尔干的穆斯林视为土耳其的责任,甚至将巴尔干的穆斯林视为土耳其介入巴尔干事务的重要资产。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长期生活在世俗体制下,对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的看法更为温和。在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通过对穆斯林群体的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增强了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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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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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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