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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忠 涂斌: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

更新时间:2019-07-19 07:06:40
作者: 李秉忠   涂斌  

   内容提要:以2002年、2011年和2015年为界,土耳其外交上演了拾级而上式转型,力度很大,影响深远。当下的土耳其将中东视为战略资产而非负担,加速了外交向中东回归的步伐。与此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尤其是土美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已进入质变期,即由先前土耳其对美国的依从关系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外交,土美关系由此遭遇的挫折短期内难以修复。国内军政关系和阶级基础的变化、经济境况的改善、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益的直接冲撞,以及中东变局引致的持续地区动荡,共同促成了土耳其的外交转型。当下,土耳其外交转型的机遇与风险同在。土耳其国内政局的两极分化及土耳其传统外交的惯性,决定了其转型的有限性和长期性。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和不断反复的过程,而2017-2018年则成为土耳其外交转型史上的关键性时间段。

   关 键 词:土耳其外交  埃尔多安  回归中东  土美关系  Turkey's Foreign Policy  Erdogan  Back to the Middle Ea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rkey and America

  

   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外交经历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由于中东变局的发生而得以提速,其力度之大和影响之深在土耳其外交史上甚为罕见,由于突破了其固有的外交模式,故可将其称为土耳其外交拾级而上式的转型。土耳其外交在21世纪初期谨慎地维持着西向外交和东向外交的平衡,中东变局之后转向强化在中东地区的大国角色,并损害到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一些学者认为,2017年会被历史记载为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分水岭性质的一年。①2017年的确是土耳其外交史上重要的界标性节点,但其外交的转型则是一个长期过程。

   学术界对于土耳其外交的基本判断是,土耳其长期以来奉行亲西方外交,自身并无独立的外交,因而不为学术界所关注。土耳其共和国立国成立90多年来,一直呈现亲西方的外交取向。作为一个以逊尼派穆斯林民众为主体的世俗国家,土耳其致力于成为现代、自由和世俗国家中的一员。根据凯末尔主义的历史学家观点,中东地区冲突不断、难以管理。他们认为,中东其他国家和民众是摧垮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力量,因而土耳其应尽力避免卷入区域冲突。作为这一政策取向的延续,土耳其与以色列发展了较为密切的关系。②但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埃尔多安当政的十几年来,学界开始聚焦土耳其外交的发展变化。

   正义与发展党(下文简称“正发党”)时代土耳其外交最大的特征就是转型,这一判断大体上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乌富克·乌鲁塔什(Ufuk )强调,21世纪的土耳其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根本性转型。③马克·帕里斯(Mark R.Parris)就美国与土耳其关系有这样的评论:“未来历史学家将会发现:1997-2002年间现代土耳其与美国双边亲密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这段时间内双方合作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绝后的。④这间接表露出,土耳其在国际政治中寻求新的主体性可能会对土美关系产生伤害。福尔克尔·佩尔特斯(Volker Perthes)特别指出,2003年以来土耳其在中东的政策和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⑤齐亚·奥尼斯(Ziya )和叙赫纳兹·伊尔曼兹( Yilmaz)认为,后冷战时期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为3个不同发展阶段:冷战结束初期的外交波动是其外交变化的第一个阶段;正发党当政初期对欧洲化的强调可以视为其外交变化的第二波;第三波就是最近日益凸显的欧洲化与欧-亚取向之间的紧张。正发党当政时期在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积极性和多样性方面保持了相当的延续性,然而从该党执政中期开始,断裂和非延续性的征兆已经出现。⑥关于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原因,学者更多强调宗教的因素。如吉拉伊·萨迪克(Giray Sadik)指出,2002年以来土耳其外交经历了明显的转型,宗教是这一转型重要的驱动力。⑦埃里克·埃德曼(Eric S.Edelman)等强调,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固然有多重原因,但正发党的宗教意识形态是其根本性的因素,这一宗教因素也决定了土耳其与美国共同的利益实际上是稀有物品。⑧关于外交转型的性质,一些学者从土耳其新民族主义和新土耳其的高度来加以分析,认为正发党治下十多年的土耳其外交实践,是土耳其新民族主义思潮的现实表现;正发党重构了民族、民族史、国家和民族利益等概念,并展示了外交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的作用。⑨但学术界尚未对2002-2017年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开展整体性的考察。

   本文认为,以2002年、2011年和2015年为界,土耳其外交上演了拾级而上式转型,典型表现就是向中东的回归和与西方关系的正常化。土耳其外交向中东回归的节奏在加快,积极且大胆地介入中东事务,其中不乏鲁莽之举。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尤其是土美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已进入质变期,即由先前土耳其对美国的依从关系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外交,土耳其外交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国内阶级基础的变化和经济境况的改善,国际上与美国及西方利益的直接冲撞以及中东局势的风云动荡,土耳其政治家以此为基础所做的战略选择,共同促成了土耳其外交的转型。

  

   土耳其外交转型的方向

  

   土耳其外交专家牛津大学教授菲利普·罗宾斯在2003年左右对土耳其的外交有这样的判断:后冷战时代土耳其外交的基本形象仍然是谨慎、持续和维持现状,土耳其仍将沿着既有时间表行动,不会顾及周边变化的节奏。⑩事实却证明,正发党执政开启了土耳其外交的主动转型,集中表现为加快回归中东并调整与西方关系,外交决策的主体性得以凸显。土耳其外交的转型最初较为稳健,中东变局以来开始提速。

   (一)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发展阶段

   正发党治下的土耳其,其外交不只是简单的调整,而是方向性的转型,显性表现为回归中东,隐藏其后的则是对土耳其同西方关系的影响。这一转型过程可以2002年、2011年和2015年为界,分为3个渐进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无法摆脱“后冷战时代的勇士”的冰冷形象,奉行面向西方世界的“西向战略”。2002年以来,土耳其逐步改变了西方“冷战卫士”的形象,尤其是“零问题睦邻”外交政策的推行从整体上改善了与区域国家的关系。2003年,土耳其由于拒绝了美国借道土耳其进攻伊拉克的请求而获得了阿拉伯世界的好评,土耳其的外交取向也开始发生变化。2007年之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热情开始退潮,回归中东的步伐开始提速,逐渐凸显争当区域领袖的特点。在这一阶段,土耳其回归中东主要是以充当中东热点问题的调停者和展示土耳其软实力为特点,节奏也较为平缓,而西方对于土耳其外交的调整虽然不乏异议,但整体上持赞同态度。2007年,土耳其出台“零问题睦邻”政策,其外交东转节奏明显提速,标志性成果就是改善了与区域国家甚至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指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关系),在中东地区获得较好的口碑。土耳其以调停者的身份出现,既符合中东国家的需求,也与土耳其的实力相匹配,而且有助于西方稳定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因而回归中东的外交取向与土耳其同西方特殊关系之间的矛盾并未过多显现。当然,其中也有批评的声音,如一些西方学者在日后的反思中认为,西方低估了土耳其外交在这个阶段的转型可能产生的影响。该阶段土耳其外交的特征是:其一,鼓吹泛伊斯兰主义的团结,并以此来损害西方的利益;其二,土耳其对以色列日渐敌视。(11)从2002年土耳其外交谨慎地回归中东到2007年加大力度,土耳其回归中东的外交转向埋下了与西方关系紧张的种子。

   2011年中东变局发生后,土耳其开始强势回归中东,一方面,在中东地区推广“土耳其模式”;另一方面,以“蓝色马尔马拉号”救援船队为由主动损害了土以关系,并前所未有地干涉埃及、叙利亚等国内政,导致其外交陷入孤立局面。在此期间,土耳其与西方利益最初有相互一致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冲撞的频率持续增加。土耳其高调介入中东事务,前期做法是与西方国家合作,尤其是在利比亚和埃及政治动荡的前一个阶段,大力推介“土耳其模式”。之后,以叙利亚内战为界标,尤其是“伊斯兰国”兴风作浪后,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立场和诉求之间的分歧迅速扩大,西方也加大对土耳其的批评。2011年9月,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土耳其拿以色列开刀,服务于自己回归中东的战略,放弃了先前的在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的政策。同月,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转向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立场,在埃及则持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共同点在于支持逊尼派力量。土耳其外交就此被认为出现了教派主义的倾向,具有从泛伊斯兰主义向亲逊尼派宗教力量转变的明显痕迹。即使在2013年7月3日埃及军人再次掌权、穆斯林兄弟会遭受重挫后,土耳其也未从根本上调整其外交取向。西方对于土耳其教派主义的外交多有诟病,认为这将导致区域局势沿着族裔和教派分裂的趋势加大,损害了西方的中东战略。土耳其外交在此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教派特点突出,不再是先前的泛伊斯兰主义外交。(12)土耳其外交由“零问题睦邻”外交逆转为“零朋友”的尴尬境地,土耳其外交回归中东遇冷。面对这一困局,一些学者认为,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有可能在2014年前后得到改善,事实却是土耳其既有的外交政策并未改弦更张。

   2015年以来,土耳其外交“独树一帜”的味道甚浓,非但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未能得到修复,中东外交也在高调介入的路上全速前进,不惜向美国叫板。2015年的土耳其可谓是内忧外患,土耳其在科巴尼保卫战中所做的决策导致土耳其东南部陷入20多年来最大的骚乱。在2015年6月举行的大选中,以库尔德人为主体的人民民主党获得12.5%的选票,一定意义上结束了正发党的选举霸权。2016年土耳其国内上演了未遂军事政变,区域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则从讨论独立公投的可能性,发展到2017年9月举行独立公投。面对国内外严峻挑战,土耳其干涉中东事务的政策未有改变。土耳其在叙利亚发动了“幼发拉底河行动”,并与伊朗联手摧垮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独立公投,这两次行动成为埃尔多安政府介入中东事务引以为傲的成功案例。土耳其与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大,与俄罗斯的关系则不断升温。土耳其为了深度介入中东事务,不惜与西方国家发生冲撞,就此获得了存在感。在沙特与卡塔尔的冲突中,土耳其对于卡塔尔的力挺,在强化了中东分裂局面的同时,也损害到土美关系。土耳其与西方的利益冲突日趋尖锐,土耳其对中东事务介入越深,与西方关系似乎就越为紧张。

   西方国家甚至考虑将土耳其驱逐出北约,并终止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凸显了双方冲突的激烈程度。土耳其从北约退盟的可能性呈现上升趋势。(13)特朗普前战略高参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认为,土耳其对美国的威胁程度甚至超过伊朗。土耳其方面也有类似看法,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土耳其智库“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SETA)指出,土美关系或许朝着某种不归路在前行。(14)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修复近期内可能性不大,斯蒂文·库克甚至创造出一个由“朋友”和“敌人”合成的新词“朋友敌人(Frenemy)”来形容土美关系。(15)种种迹象表明,持续不断的矛盾和冲突或许将成为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中的常态。2017年底,美国发布的《国家战略安全报告》没有提及美土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现象在正发党执政以来甚为罕见。(16)显然,土耳其与美国关系遭遇了某种持久性的衰退危机,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短期内难以恢复如初。

   (二)土耳其外交转型的表现和实质

土耳其中东外交非但突破了被动介入的特点,而且经历了从推介土耳其软实力到包括军事干涉在内的广泛使用硬实力的转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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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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