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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向晨: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

——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更新时间:2022-07-17 09:49:23
作者: 孙向晨 (进入专栏)  

  

   【摘要】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关键词】“家”   哲学   厚的文化   薄的哲学

  

   2021年《哲学动态》第3期发表了杨效斯、张祥龙和笔者关于“家”的论述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关于“家”哲学的讨论中[1],许多论述非常有见地,直指“家”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李勇教授关于“家”问题的分析深入细致,针对三位学者的论述都给出了具体评点(以下简称“李文”),对于“家”哲学的理解区分出多个层次,最主要的是区分了内部挑战与外部挑战,并把对前者的应对称为“解释”,把对后者的应对称为“辩护”。内部挑战主要是阐释“家”对于儒家思想传统的意义、对于儒家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意义以及对于全球现代化的意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外部则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和个体主义(李文称“个人主义”)哲学立场的挑战。这些问题最终涉及“家”问题是区域性文化还是全球性哲学?是一种厚的文化传统还是一种薄的哲学结构?李文把“家”论题置于当代哲学视域,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关于“家”哲学的思考。在此,本文来作一些基本回应,以期把“论家”推向深入。

   一. “家”问题的复杂性

   “家”问题的提出在现代世界非常容易遭到误解,很多人谈论起来甚至情绪激动,这是因为“家”的论题牵扯太多线索,涉及太多层面,以至于同样在讲“家”问题,相互之间的理解却是完全错位的。如果我们在概念层面不能给予清晰梳理,那么关于“家”的讨论就始终会陷于混乱之中。

   首先,要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尽管都在讲“家”,但语境会有很大不同。“家”的问题古今固然有一致之处,也有很大差异。我们在汲取思想资源时,多会涉及古典的思想传统;当我们进行阐发时,针对的又是现代世界。对此我们要有清晰的意识。今天再来讲“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的家,不是复兴古代的家理想,而是在现代性背景下提出问题,运用“家”哲学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

   就“家”的理念而言,“家”有着与“个体”完全不同的逻辑结构。在“家”中,每个人首先是家庭“成员”,处于相互“关系”之中,是“夫妻”“父子”“兄弟”“姊妹”;“家”是一个最小的“伦理”单位,也是一个最小的“共享”团体;“家”具有生活的空间性,也包含着生存的世代性。这一人类存在的基本结构需要在哲学层面得到进一步思考。当然,“家”基于血缘关系会爱有等差,会有偏私性,进而形成某种封闭性;世代关系也会延伸为某种自然权威的等级,这都是传统家庭的重要特征。就现代的“家”而言,首先是独立男女个体之间的结合,形成一种平等的婚姻关系;在世代之间也弱化了自然的权威关系,更突出父慈子孝的情感关联。李文用“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兜售家庭用品广告中出现的温馨的家庭画面”(李勇,第42页)来讽刺这种“肤浅”的家庭关系,殊不知这正说明一般心理学比故作高深的哲学更洞悉人类生存的基本诉求。在现代社会,人类依然对“男女平等、父慈子孝、夫妇相随”的家庭有着强烈的渴望。因此,对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需要在理念上作出澄清。它们相互之间有区别,但也有共同性。

   同时,“家”在历史与现实中都会有各种机制化的表达,尤其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家”会有不同的组织结构,根据“家”的大小会有宗、族、家、户的区分,也会侧重“家”的不同面向:婚姻关系、生育关系、财产关系、教育关系、权力关系,甚至“家”也是公权力介入私人生活的基本单位。“家”的血缘性、世代性以及父子间的非对称性,也会引发封闭性、自然等级、束缚性等问题。这些传统家庭的特点自然会引起现代社会的高度警惕。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家庭这些方面的批判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种批判也存在很大误区,就是没有把“家”的基本理念与“家”在历史上承载下来的厚的传统区别开来,没有在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之间作出清晰区隔,在家庭的“仁孝”德性与传统的“礼教”制度之间也没有作出层次上的区分。因此,在对传统的“家”进行系统批判时,人们连带着对“家”理念的基本内涵也进行了否定。

   现代社会再来谈“家”,就需要对“家”的理念有清醒认识,其中既有道德性、伦理性、普遍性的意味,也有血缘性、等级性、封闭性等因素。在现代性语境中,“家”依然有其重要意义。“家”是一个最小化的“利群”机制,家庭“成员”之间最初形成的德性、责任与关爱对于人类生存依然具有普遍价值。这一机制的健全将助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成长,也将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性原则”有所制衡。因此,在谈论“家”问题时,一定要注意论述的语境,防止“语境错置”。霍耐特(A.Honneth)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也发现了现代社会对“家”的忽视,他呼吁现代社会要更加重视家庭价值观的积极意义。(参见霍耐特,第276页)在全球时代,“家”论题依然是一个母题,是一个理论“原型”,这里既有在现代意义上如何理解“家”的问题,也有在现代社会如何建构“普遍之家”的理想,更有在精神意义上如何“归家”的思索。

   今天再来阐发“家”的意义,阐发“家”对于儒家思想传统的意义,并不只是一个思想史研究的工作。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有其价值,但它批判的只是“家”的传统性和体制性面向,这并不代表儒家关于“家”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就完全丧失意义。儒家传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家”作为最小“伦理”单位的重要意义。今天“家”意义的发挥,就是要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针对现代语境有所“损”、有所“益”,重要的是阐发“家”的现代意义。古今之间并非全无关联,其中有一以贯之的价值。今天,“家”之于儒家思想传统的意义正在于此。

   其次,要区分家文化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家”文化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作为现代智人的后代,人类在延续自身的问题上,都是以“家”为基本单位来完成人类再生产的。各大文明都有自己关于“家”的传统,有些区域“家文化”根基比较深厚,比如南欧、东欧、拉美、东南亚、东亚等地区;有些区域“家文化”则相对淡然,“个体”文化比较突出,比如受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的地区。(参见麦克法兰)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家”的构成基础也有所不同。早期希腊从诸神角度来理解“家”问题,古典希腊从“家政”角度来理解“家”,希伯来文明有强烈的“家族传承”特点,基督教中也有“家”的原型,不光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的“家”隐喻,还有“圣母”“圣子”“圣约瑟”的“圣家族”。总之,在世界各种文化传统中都可以看到“家原型”。就此而言,“家”有着极其普遍的意义,它在人类文明中是一种普遍、深入而广泛的存在。

   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家”的论述都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与其他文化传统基于宗教和神话来论述“家”有很大差异。这主要源于不同“家”文化的形而上学基础不同。中国“家”文化的基础可以说是哲学性的、世俗性的,这也是“家”哲学在现代复兴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对于中华文明有着根基性意义,其特殊地位就在于“家”是理解世界的“原型”。如《周易·说卦》中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天”与“地”就是人类父母,天下就是一家。从纵向的历史时间来看,从天地创始到万物生生,从亲亲仁爱到孝悌传家;人生在世对于“不朽”的渴望,对于“未来”的期待,对于“仁爱”的建立,都在“生生”与“亲亲”之间建立起来,“家”是“人生在世”的支配性秩序。从横向的社会空间来看,从“修身齐家”“家风家训”到“治国平天下”的核心枢纽是“家”,社会伦理秩序也是基于“家”建立起来的;从“四海之内皆兄弟”到“天下一家”,“家”还支撑起一个中国式的世界观念。可以说,“对于‘家’的这种关系性、情感性、伦理性的理解,为我们理解周遭世界提供了一种新样式,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以‘家’的方式来表达与宇宙万物的关系”(孙向晨,2019年,第316页)。

   今天,我们更关心在现代语境下“家”究竟还能起到什么作用?也就是说,“家”对于儒家社会现代化转型究竟还有什么意义?传统的价值并不在于让人回到“古典的美好社会观念”中去,而是要创造性地以古典价值来制衡现代性的失序。相比其他文明,儒家的优势在于其世俗化的理论结构,在现代社会更容易与现代性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这是“家”文化中国性的理论优势,其中也潜藏着在现代社会再次实现“家”价值的可能性。面对现代世界的“个体性原则”,“家”对于“个体”的健全与成长以及抵御“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都有积极的意义。“家”对于儒家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意义,并不在于以“家”为本位来建构社会,而是对以“个体”为本位的现代社会予以修正,这才是现代社会“归-家”的真正旨趣。在《周易·序卦》中,《晋》卦代表了一种积极进取,随后的《明夷》卦表明“进而必有所伤”,而“伤于外者必反其家”,于是出现《家人》卦,“正家而天下定”。《周易·序卦》以其自身的方式给出了现代世界“归-家”的理由。

   最后,要区分家的社会性与家的哲学性。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起“家”首先会把它作为社会中一种最小的组织单位来理解;在现代社会,“家”常常被认为是私人领域。其实,“家”也有着很强的社会性。在历史上,家庭、家户、乡党、亲友以血缘为基础建构起人际关系的网络,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展开;在现实中,从家庭到家户,从家系到家族,都形成蔚为大观的社会现象。因此,对于“家”的社会学研究汗牛充栋,也有从法律角度来理解“家”(参见滋贺秀三)、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家”的(参见贝克尔)。随着现代性对全球的冲击,“家”也日渐呈现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离婚率大幅上升、单亲家庭十分普遍、同性婚姻逐渐合法、养老问题尖锐突出,等等。形成这种社会问题的局面并不单是一个社会学要面对的问题,它亦有赖于人类社会的哲学选择。

   正如我们一再追问的,“家”在现代社会还有意义吗?“家”的文化传统如何在现代社会具有合理性?这并不只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同样依赖我们对于“家”的哲学理解。“家”只是一种自然的繁衍制度,抑或“家”意味着对于“人生在世”的深度探索?这一根基性问题须在哲学层面予以澄清。如果传统思想在现代世界得不到理性层面的概念重构与思想转型,那么就很难在现代社会中继续留存,一种经不起批判性审视的观念是很难在现代社会立足的。

“家”究竟在什么样的理论条件下才具有普遍价值呢?哲学论题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论述的“非语境化”特征。按黑格尔的说法,传统的、具有“合理性内容”的习俗,在现代世界要获得生命力,就一定要重新获得其“合理性形式”,从而摆脱传统的“习俗性”而变身为普遍的理性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立足现代社会。“个体”概念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从最初基督教语境下“个体”的神学论述,经过不断的理性化证成,最终“个体”成就了一种“非语境化”的哲学叙事。今天“家”论题能否跳出单纯中国文化的传统语境而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意义,端赖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将“家”问题哲学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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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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