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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向晨:黑格尔论国家与宗教——《法哲学原理》第270节附释解读

更新时间:2020-04-04 23:10:08
作者: 孙向晨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黑格尔对于国家与宗教的问题有着广泛的论述,尤其在《法哲学原理》第270节的附释中提供了非常集中和成熟的表述,值得我们细细解读。在近代哲学论述政治与宗教的理论框架以及黑格尔国家学说中有关“主观的实体性”论述的双重视野下,来解读黑格尔对于国家与宗教之间关系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国家与宗教有着本体论上的内在联系,但在现实中黑格尔主张防止宗教干涉政治,政教分离,在市民社会的层面管理教会,同时国家对教会与教义采取宽容立场。在此前提下,现代政治的认同需要发挥宗教传统的教化作用,以涵养与培育现代国家正确的“政治情绪”。

   The issue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religion has been discussed widely in Hegel's works.In the long remark to §270 of Hegel's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he provides a very concentrated and mature expression on this issue,which deserves our careful interpretation.This paper interprets Hegel's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religion in dual perspectives,one i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odern philosophy on politics and religion,and the other is Hegel's own theory on "subjective substantiality".In Hegel's philosophy of spirit,the state and religion have ontological links,but in real world,Hegel advocates preventing religious interference in politics,separating church from state,managing churches at the level of civil society,and taking a tolerant stance towards churches and doctrines.With this prerequisite,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political identity,and to cultivate the correct "political disposition" of the modern state,it is necessary to let the religious or the cultural tradition play a great role in social life.

   关键词:国家/宗教/主观的实体性/政治情绪/政教分离/宗教教化  state/religions/subjective substantiality/political disposition/separation between state and church/religious cultivation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方面曾被认为是在为普鲁士政府代言,被认为是极保守的政治哲学著作①,另一方面,《法哲学原理》中维护个体“主观性自由”的论述却比比皆是②。这背后是现代政治哲学关于国家与个体之间内在张力的体现,这之间的矛盾究竟该如何来解读呢?黑格尔会给出怎样的解答?今天重新阅读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宗教”问题的论述,可能会对我们理解黑格尔政治哲学中这个根本性问题有所启发。黑格尔从“宗教”来切入这个问题,为理解“国家”与“个体”之间的现代张力带来了新的角度。“国家”与“宗教”问题在黑格尔著作中有着非常广泛的论述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④,但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270节附释中的论述常常会被忽略⑤。其实这段关于“国家”与“宗教”的集中讨论相当成熟,给了我们解读黑格尔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线索。我们将在两个视域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对于“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有着深入的讨论,在这样的语境下,黑格尔对于“国家”与“宗教”的讨论究竟是如何来回应近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关切,又有哪些独到贡献;另一个则是在黑格尔国家学说的语境中来讨论这个问题,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如何成为理解这个问题的核心。事实上,黑格尔并不是在《法哲学原理》的正文中来讨论“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而是在“政治的主观实体性”,也即“政治情绪”的问题下来讨论的。“宗教”作为一种以情感形式来表达的“精神”活动,被置于“政治的主观实体性”下来讨论,这为我们深度理解“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单就其篇幅长度而言,这个附释在《法哲学原理》中是最长的,甚至远超出正文关于“政治情绪”的讨论。种种迹象都显示出黑格尔对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视。⑥黑格尔的这一论述在当今世界的政治语境中,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重新释读这一经典文本非常必要。

  

   一、近代哲学中“政治”与“宗教”的问题

  

   在近代政治哲学中,“政治”与“宗教”是一个重要论题,较之黑格尔爱用的“国家”与“宗教”关系,“政治”与“宗教”的论述似乎更宽泛些,但在近代政治哲学的语境下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三重理解框架,显示出近代政治哲学聚焦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一是要解决欧洲中世纪以来长期存在的“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对峙的局面。在近代民族国家开始纷纷建立之时,“宗教权力”的纷扰在政治领域变得尤为尖锐,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予以重新安置,霍布斯“利维坦”的提出就有着非常鲜明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

   二是近代政治理论中,其代表性的契约论国家观存在着重大缺陷,原子式个体在契约论中缺乏一种精神上的整合与认同,国家与个人之间有着根本性对立,卢梭“公民宗教”的提出就是关于这一矛盾的经典解答。

   三是西方文化传统同样存在着“现代转型”问题,当政治开始进入“现代性时刻”,其与传统宗教的关系,会出现巨大张力,因此,“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西方语境下也就是在中国语境中“现代”与“传统”间的关系,托克维尔非常细致地分析了传统宗教在美国民主制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基于这几层关系,“宗教”问题在近代西方政治中变得尤为重要,它把近代政治哲学中一些最基本的关切都交织在一起,这也使得整个问题变得特别复杂。黑格尔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放在这个问题谱系中来加以审视,这样黑格尔阐释这个问题的丰富内涵才得以释放,同时也能了解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的匠心之处。在解读黑格尔之前,先来看看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对于这些问题的推进。

   在近代,把“宗教”作为“政治问题”考量首推马基雅维利。在近代早期,当国家意识日渐自觉,国家之间的纷争亦日趋尖锐。在这个时候,政治如何在精神层面获得力量,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马基雅维利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论李维》中他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他认为“政治”需要与“宗教”相结合,从而获得精神性力量。⑦但基督教的普世性与彼岸性的特点,使其不能成为好战的近代“政治”的盟友。为此,他特别推崇“罗马宗教”,认为“罗马宗教”与罗马政治贴合得最为紧密,从而使罗马世界变得无比强大。他甚至认为努马(Numa)之于罗马的贡献要远胜于建立罗马的罗慕路斯(Romulus),因为努马神道设教,建立了“罗马宗教”,使罗马精神归于统一,使罗马人有了共同的精神家园,这样罗马政治才变得更为强大。马基雅维利的分析点出了现代政治的要害,现代政治不光是强力,更需要精神与价值上的认同与凝聚,黑格尔的论述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更细致的层面上给予了分析。

   在欧洲的历史语境下,更现实的问题是宗教与政治的对峙,马基雅维利已经看到了基督教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错位。因此,解决政治与宗教的双重权力问题是一个更迫切的重大挑战:基督教由于其历史起源、神学特质以及普世追求,与世俗政权始终存在着巨大张力,亨利四世向格里高利七世跪求宽恕的一幕,始终让欧洲国王们的权力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卢梭称之为欧洲政治的“双头鹰”问题。⑧真正从理论上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是霍布斯,霍布斯努力使在欧洲特有的、精神权力与政治权力分裂对峙的局面得到改变。《利维坦》初版的封面最好地阐释了霍布斯的立场,主权者同时手握着象征权力的利剑和象征教会的牧杖。《利维坦》系统地论证了何以教会的权力要归于主权者,精神权力为什么不能独立于政治权力。⑨从《法的原理》(1640)到《论公民》(1642)再到《利维坦》(1651),霍布斯用心最多的就是“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直到《利维坦》给出了最全面的论述,甚至连主教的任命权以及关于《圣经》的阐释权,统统归于国家主权者之手。⑩霍布斯着眼的主要问题是政治权力如何减少来自宗教权力纷扰的问题,黑格尔则更具体地分析了宗教势力介入到政治何以对政治是一种破坏。

   卢梭基于现代政治哲学的内在张力,给宗教在现代政治哲学中以一种新的位置。近代基于个体平等提出了契约论的国家观,但这种契约论国家存在着一个个体整合问题。卢梭是第一个看到契约论国家有致命弱点的哲学家。在卢梭看来,契约论国家只是个体的集合体,远非一个真正的结合体,更不是一个整体。(11)在现代国家中,“个体”与“整体”是一对尖锐矛盾,霍布斯第一个真正确立了“个体”原则,而卢梭则看到过于强调“个体”,对于“国家”这个整体是有危害的,他要使指针重新摆回到“整体”这一端。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提出“公意”(general will)的原因所在。那么如何形成真正的“整体”呢?卢梭提出过很多政治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公民宗教”理论(12),一种基于宗教的政治认同。在卢梭版的“公民宗教”中,一方面,卢梭根据基督教传统,给出了关于“自然宗教”或者“福音宗教”的定义,一种普世的、人性的宗教;另一方面,卢梭学习罗马宗教,这个“公民宗教”必须效忠自己的国家。于是,卢梭创造出这么一个两截拼装的“公民宗教”,一方面兼顾宗教的普世特性和精神性诉求,另一方面迎合了近代民族国家的特殊性要求和现实感。尤其是他强化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精神联系,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理解黑格尔理论的要津所在。但在卢梭那里,个体自由只在于遵从“公意”,因而出现了“被迫自由”(be forced to be free)这样悖谬性的论述,从而被指责为现代专制主义的滥觞,而黑格尔在此的论述则试图破解这种悖谬性。

如何让人民基于“传统”的民情(mores)来认同“现代”政治?在这个问题上,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人物是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从民主政治的视角详细考察了宗教作为一种传统民情、作为一种政治措施之于美国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13)这里不是简单的“国家”与“教会”的问题,宗教首先是作为一种传统民情出现,他决定了美国人的伦理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一方面突出了“国家”与“教会”之间分离的重要性,这既是要防止宗教对于政治的纷扰,也要防止宗教依附于短命的政治而堕落,宗教需要通过其对政治的超越性而保持生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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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第201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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