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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明:中国思想史学科主体性问题的再思考

更新时间:2022-07-16 20:14:29
作者: 张宝明  

  

   提要:在思想史研究成为学界热点学术话题之际,思想史书写的学科主体性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学科命题。从学科意义上说,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有独特的视角和立足点。就目前学界的情形看,从内涵上说,中国思想史到底是什么样的界定并不清晰;从外延上说,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立论范围不甚明了;从论证方法上说,思想史还没有达到如其他人文学科炉火纯青的地步。鉴于此,需要对思想史书写的学科主体性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判。

  

   思想史书写的学科主体性一直是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话题,但直到现在,思想史学科的主体性尚未得到厘正,其学科标准和研究规范依然有待讨论。就目前思想史领域的研究状况而言,论及思想史的学科主体性很容易陷入关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争论中。诸如梁启超、胡适、钱穆、冯友兰、侯外庐、张岂之等前辈的探索虽然没有更多理论阐述和学科厘定,但他们的诸多论著已经成为后来学者以资借鉴的经典文本。撇开这些具有尝试或说开创意义的思想史写作范例,我们不妨重点回顾一下当代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过程的学科。”这一类说法应该说占据了思想史研究领域学者的主场。但如果细说起来,还有更多的疑点需要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人的哪些“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可以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视野?鉴于思想史研究领地或说对象与生俱来的模糊性给学科边界带来的困扰与日俱增,于是也就有了该领域同仁乐此不疲的学术争论。在耿云志看来,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应该以精英为主体;在葛兆光那里,则有借重社会史的倾向,更加注重民间与社会底层的活动;还有的学者认为思想史“研究对象有界无边”,可以不受“任何一种学科藩篱的限制,同时又向一切学科开放”,是一个十足的、覆盖一切历史现象的“超级学科”。鉴于如此,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同仁们很容易将研究对象与哲学史、史学史、学术史等学科的划界牵扯进来并旧事重提。譬如有的学者就针对这一命题再添新枝:“问题的微妙之处不在于史学与哲学各自功能的差异,而在于某些模糊不清的‘哲学史研究’或‘思想史研究’。”思想史在这里被看做了“史学与哲学之间的灰色地带”。因为学科的交叉性,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有哲学史、学术史及社会史等不同知识背景和学术路径,有学者指出“从哲学史角度切入中国思想史这一路,由于获得西方哲学的支持,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逐渐获得清晰的认识”,“但从学术史、社会史角度切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途,在这一问题上则缺乏系统的探讨和认识不足”。在多学科的勾连萦绕之下,各成体系、缺少对话的思想史何以成为一门学科,正是这一问题的特殊性和凸显性引发了张岂之、耿云志、葛兆光、欧阳哲生、张荣明等诸多学者对思想史学科建构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对此,笔者也曾以“改写”还是“打造”为题,撰写过一篇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体系的小文,其中对思想史尤其近现代思想史学科的主体性提出了自己的浅见,今天看来如何建构思想史的学科规范、提升思想史的学科主体性,依然是思想史研究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作为学科的“思想史”:何为思想史的主体性?

   中国思想史研究自诞生以来就备受学界关注,不但出现了梁启超、胡适、侯外庐、钱穆、蔡尚思、张岂之等思想史大家,也是当代文学、史学、哲学等各个学科学者竞相转向躬耕的学术领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按照现行学科分类,中国思想史是划归历史学专门史的“三级学科”,可以说思想史是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下的边缘学科,同时也是与经学、法律、政治、经济、美学、哲学、宗教等不可分割的交叉学科。思想史研究与多学科结合,乃是思想史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思想史作为学科必须要有学科的主体性。面对文史哲不分的学术传统,思想史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术边界等问题上始终含混不清,更难与同样以中国传统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史、学术史等学科厘清关系。当然,强调思想史的学科主体性不是不要交叉,更不是画地为牢,而是基于思想史学科质的规定性做出的判断。虽然思想本身没有学科,但是思想史有自己的必要设定(无论是内涵——质的规定性,还是外延——边界意识)。它需要同哲学史、社会史、学术史等“剪不断,理还乱”的相近学科进行区分比较。

   一是要做出相对于哲学史的界定。晚清以降,中国的知识、思想和观念都被纳入西方学科知识体系下进行重新观照,并由此催生了第一批哲学史著作。例如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此中,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撰写推进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成为一种学术典范,直接影响了冯友兰等后学的哲学史写作。但后来胡适又将《中国哲学史大纲》改名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显然对之前的哲学史书写有了自我反思,他也逐渐意识到“哲学史”和“思想史”是有区别的。在胡适看来,“哲学”是西方学术传统中一门很重要也很严肃的学科,重视“知识论”和“逻辑方法”等抽象演绎的形而上的知识,而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格,表现出明显的经世特征,而不太重视“知识论”和“逻辑方法”,因此胡适所书写的与其说为“中国哲学史”,毋宁说是“中国思想史”。如果承认哲学史关注的是“知识论”和“逻辑方法”等形而上的知识,那么中国古代有很多思想问题很难纳入哲学体系之中。“思想史”是历史地研究思想史的发展,它主要是研究某一历史时代物质条件和社会背景是如何影响和决定一个人、一个学派、一个时代思想的。

   二是要做出相对于社会史的分野。以社会史理论方法来阐释思想史,可以拓宽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写作开创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它以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为基础,又补充了当前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侯外庐在回顾思想史书写问题时指出:“把社会史和思想史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系统进行研究,我认为是一个合理的路径。”侯外庐把社会史与思想史进行结合研究,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型范式之一。当然,侯外庐的思想史结合社会史的研究不是当下学界所讲的社会史路径,而是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阐述的社会发展史,意在挖掘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思想史研究中丰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葛氏打破了学界精英化的思想史书写范式,试图将民间的知识、思想与制度纳入思想史视野,从而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推向一个新的维度。但必须看到,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分野也是存在的。思想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突出强调其历史性和思想性的重要一面。思想史要研究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但社会史强调结构性与功能性问题,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已超出思想史研究的藩篱,进入社会史的范畴。

   三是要明晰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差异。在中国传统学术脉络中,只有经学史、学术史等名目,而没有“思想史”的说法。学术是专门化、系统化的学说与方法,中国学术史研究源远流长,它考察历朝历代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评析各个知识领域知识精英的思想学说,历史地呈现各种学说延续的源流与脉络。与学术史相较,中国学界的思想史研究是在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下逐渐兴起的,它虽然也关注历史中知识精英的思想学说,也有类似学案体的思想史研究成果,但整体来看,思想史研究更偏重考察思想学说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关系,重点探讨思想学说在历史语境中如何传播扩散进而作用于社会发展进程的问题。

   就“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和“学术史”等学科而言,尽管各自学科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怀有很大差异,但都凭借各自学科的知识理路试图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规律。同时必须看到,它们按照各自学科的知识理路对历史发展规律进行阐释分析,都不可避免地选择适合各自学科理路的论证材料,形成自圆其说的“真理”。这些所谓的“真理”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效力,因为学科区隔,它们只能呈现某种角度的历史真相,只能钩沉某个层面的逻辑规律。需要清楚的是,没有学科的“边界意识”就没有所谓的专业化。思想史的专业化过程就是一个边界明晰的过程。可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内容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属于思想史的学术范畴。有些问题偏向于哲学,那么从理论上讲,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典型的思想史研究对象。在与哲学史、社会史、学术史三者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确定“思想史”的自我定义。思想史不是简单的intellectual history,也不是所谓的history of idea。与此同时,还要看到,其思想史的“史”不单单是历史的“史”。文学、哲学、史学都是一门学科,将思想史的“史”简单说成是一种历史书写,就将这门学科简单化了。在一定意义上,笔者更倾向于将思想史看作是思想(史)学,即是一门如何思想的学问。譬如阅读史、人文史中的“史”显然就带有“学”的成分。当然,这里就包含了思想是什么,以及思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命题。进一步说,思想史(学)的主体性,既包括了内涵,也包含了外延。思想史的任务既要研究“历史的思想”,也要研究“思想的历史”。具体到思想史的书写,也就有了研究方法和体例的与众不同。思想史同样应该具有自身的基本理论、术语、解释框架、个案研究、史料分析技术、文本解读方法等构成的复杂的知识系统,并通过这一知识系统确立自身的相对清晰的边界。在这些方面,我们已有不少积累,但真正要把思想史学科的主体性体系构建起来,还有更为耐心、细致的梳理工作要做。

   二、以问题为引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对象

   晚清以降,分科治学的理念在中国已经走过百年。这种理念推进了中国知识教育的发展进步,但同时也因分科太细导致中国学人在学术研究中出现片面性、壁垒性、遮蔽性等问题。有感于分科治学的负面作用,部分学者开始倡导淡化学科意识、强化问题意识,笔者也曾撰文支持这种观点。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存在。学科性学术和问题性学术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换言之,相克亦相生。在笔者看来,思想史学想要打造学科的主体性,恰恰需要以问题意识为引擎。思想史学科得以成立,恰恰需要有较为自觉和集中的学术问题存在,需要以学科化的方式来提出问题、确立问题、展开问题、回答问题,形成分门别类的问题域。但是,这一问题域至今并没有给予明晰的界定,更没有得到思想史研究者的共同确定。据《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统计,书名中含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发展史”等关键词的著作有八九种,加上张岂之的《中国思想史》、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科技思想史》等专门思想史,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已经形成一定的数量与规模。阅读这些中国思想史著作,我们会发现著述者将中国历史中各种思潮、学派、人物、著作、思想等都纳入考察视野。这也恰如思想史书写的先行者钱穆所指出的:“每一思想家之生卒年代及其师友渊源,生活出处,以及时代背景,均为研究思想史者必须注意之项目。”钱穆对思想史内容的界定脱离了哲学知识逻辑的禁锢,将思想史书写带入知识的海洋和思想的江河中。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如何在知识的海洋和思想的江河中寻得渡江过海的舟楫呢?问题意识或许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渡江过海的舟楫。

学术研究要以问题意识为引擎,这是学界可以达成的共识。如果我们承认问题意识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思想史写作的问题意识如何打捞和提取呢?思想史问题选择的独特性在于:根本还是“思”与“想”的问题。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命题,面对时代命题,每个思想家都有自己的回应与解答;面对历史中思想家们的回应与解答,后来的思想史书写者有着不同的价值研判与书写选择。这种价值研判与书写选择所要回应的问题是:思想家如何处理个人与自我、与他者、与社会、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思想家的思想观念在历史发展中处于何种位置。这也是各种思想史书写都会论及个人、国家、社会之关系论述的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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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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