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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 ——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更新时间:2019-10-08 21:45:32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摘要: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引言:从道统、系谱到历史

  

   现在各种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著作,尽管具体论述有种种不同,但是,概观地看来,却只是“大同小异”,换句话说,这些著作所书写的思想史或哲学史,其“脉络”是大体相同的,这包括它们所选择的人物著作、所凸现的承袭转换、所关注的思想重心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被各个撰写者接受的“脉络”,其实并不完全是“历史”本身,却是自古以来一次又一次被书写的思想史“系谱”。我用“系谱”这个词,并不是借用尼采或者福柯的泊来意义,而是用我们汉族中国常见的“谱牒”一义,因为,它仿佛家族的“家谱”或“族谱”,常常一方面追溯光荣的祖先,给自己建立一个值得自豪的源头,证明自己的哲学或思想来头不小,出身很正,一方面则精心选择出值得书写的光荣榜,证明自己这一家族的世代显赫,源远而且流长。这种“系谱”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呢?当然有,它可以给后代子孙确立自己的历史自豪和民族认同。但是,这种“系谱”以及更接近传统历史想象的“道统”,重心在于追认过去的历史,确立当下的合法性,而不太考虑尽可能地恢复哲学或思想的历史,或者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它以“道统”或者“系谱”代替了“历史”,在给我们叙说着古代中国思想世界。

  

   依时代的大致顺序而言,现在关于古代中国的哲学史或思想史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的“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我们的思想世界的“历史”。

  

一、层层积淀的叙事脉络:古代中国的“道统”叙事


   远在西方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叙述还未进入中国之前,古代儒家中国早已有了一个关于正统思想脉络的意识,这个经由韩愈明确表述出来的,从孔子、子思、孟子、扬雄等等贯穿下来的正统思想脉络,以及与这一“正统”相对的“异端”,即杨、墨、老、庄以及后来的佛教与道教等等,本来就已经锁定了古代中国关于“思想”的历史记忆(1)。

  

   这个“道统”的确立,在中唐韩愈那个思想世界逐渐混乱和模糊的当时,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在于确立合法性(validity)思想的历史,把四帝二王周公孔子以后的正统性,通过孟子延续到当下,借助这种历史系谱建立正统思想的权威,即所谓“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之所传之道”[1] (P136)。另一方面在于确立合理性(rationality)思想的历史渊源,由于孟子一系的思路是从内在心性向外在政治推衍,这样,主张内在心性与天理优先于外在政治的新思想,其正确的统绪或系谱也就自然接续。有了这种合法性与合理性,继承着孟子之道的韩愈,以及后来发扬这一思路和方法的宋儒,在这一历史系谱中,当然就有对于真理的独占权力(2)。

  

   这就是“道统”。所谓“统”,其实只是一种虚构的历史系谱,怀有某种可能很崇高的意图的思想家们,把在“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又经过他们精心挑选的一些经典、人物或思想凸显出来,按时间线索连缀起来,写成一种有某种暗示性意味的“历史”,并给这种“历史”以神圣的意义,来表达某种思想的合理性与永久性,于是,就构成所谓的“统”。比如“正统”,就是说政治史中那些享有不言而喻的权力的君主构成的连续性系谱,进入这一系谱就意味着拥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而“道统”,则是指思想史中承担着真理传续的圣贤的连续性系谱,被列入这一系谱就意味着思想的合理性,凸显了这一系谱,也就暗示了由这一系谱叙述的道理,一定优先于其他的道理,应当尊崇的普遍真理(3)。

  

   这种孔、孟到韩愈,再由韩愈到程朱的“道统”式的历史脉络,经由宋儒的努力而渐渐成为近世中国士人的共识,也成了后来书写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第一层基础,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1174年前后)、《诸儒鸣道集》(刻于1234年之前)、李心传的《道命录》(1238年前后)到《宋史·道学传》,从元代吴澄《道统图》、明代黎温《历代道学统宗渊源问对》、杨廉《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到清初孙奇逢《理学宗传》、熊赐履《学统》、张伯行《道统传》以及人所共知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4),渐渐构筑了这个“系谱”或者“脉络”(5),在哲学史或者思想史的写作者尚不能自己勾勒一个新的历史脉络时,它会自动充当线索,使历史系谱自然呈现出来(6)。后来写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人,无论是谢无量还是钟泰,无论是通史著作还是断代史著作,他们所写的哲学史或思想史,或明或暗都有这一儒家的“道统”在充当基本历史脉络。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三个例子来说明之:第一,在叙述儒学早期历史的时候,各种哲学史或思想史著作大体上也还是遵循着从孔子到子思、孟子的这一脉络,而少有叙述子游、子夏、子张之学的。第二,讲到唐代,也就大多是围绕着韩愈和李翱这两个被追认的宋儒先驱(7),以及他们关于心、性的论述。第三,讲到宋代哲学,大体上就是按照《伊洛渊源录》到《宋元学案》确立的周、邵、张、二程、朱熹和陆九渊这一脉络(8)。钟泰曾经说过一段有趣的话,“今言中国哲学而不本之于六艺,是无卵而有时夜,无父祖而有曾弥也”[2] (P10),其实,这里的“六艺”可以换成“儒家”,“儒家”可以换成“道统”,潜台词就是说,如果叙述中国哲学史,如果不遵循“道统”已经勾勒出来的这一系谱,似乎哲学史或思想史都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一真理的传承。

  

   但是,这种以“道统”为脉络,紧紧围绕儒家建立真理“系谱”的古代叙事,要在古代的政治权力和教育系统的支持下,才能充当历史。换句话说,就是儒家经典、理学话语必须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儒家知识教育必须仍然是天经地义的基础,“道统”才是唯一的真理系谱。可是到了近世中国,传统思想世界面临西方冲击而逐渐瓦解的时候,它显然渐渐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和权威性(9)。不仅清代考据之学以历史学方法治经,逐渐把经典历史化,已经在无意中使儒家经典绝对性受到威胁,不仅今文经学的崛起使得经典解释逐渐现实化,使一以贯之的经典与真理,变成了解释性的现实后果,而且,各种过去曾经被视为“异端”的思想资源也开始渗入了“主流”,正如张之洞《劝学篇·宗经》所看到的,“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3] (P556)。

  

   晚清以来的“佛学复兴”和“诸子学复兴”等,就是在内在资源方面重新检讨,对“道统”叙事进行批判的。章太炎曾经说,中国学说里面太过围绕孔子,尤其汉武帝以后,“虽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这种传统到理学,越来越“失之汗漫”,所以“唯诸子能起近人之废”[4] (P498)(10),而佛教这类过去被“辟”被“斥”的异端,也在晚清逐渐进入思想视野,成为回应西学、解释新知的大资源,几乎当时前沿知识人都热衷于这个过去“道统”深恶痛绝的异端(11)。这种最初以“补天”意图出现的新学术风气,引进了太多的“另类”和“异端”,给它们恢复名誉,纳入系谱,最终成为对“道统”叙事的冲击,甚至暗渡陈仓,成为在传统思想世界开凿缝隙以接引西学的契机。

  

   特别是进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现代历史学对“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政治史和儒家传统为中心的思想史的批判,以及“五四”前后对儒家学说作为古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激烈批判,对“非主流”的和“异端”的思想的推崇与重视,更使得哲学史和思想史不得不按照新的途径,扩展自己的取材范围,改变对真理的狭隘限制,去重新描述中国思想的历史脉络。这个时候,日本学术界的一些著作,以及它们所转介的西方哲学史叙事,成了当时中国学术界重写哲学史或思想史的重要资源。

  

二、层层积淀的叙事脉络:日本东洋学资源与西方哲学史模式

  

   也许是巧合,但也许更是必然,在20世纪初也就是中国自己的哲学史和思想史叙述开始成型的时候,一些重要的奠基性人物如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等恰恰都在日本或都到过日本。我们注意到,对于整个中国哲学或者思想史进行描述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多多少少都与日本学术资源有关。比如,20世纪初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最早的完整论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就是梁启超在日本所写的,这可说是关于整个中国哲学或思想史一个最早的新描述(12)。又比如,差不多同时的章太炎,在《訄书》重订本中增加的《订孔》一篇中,也引用日本刚刚出版的远藤隆吉氏《支那哲学史》,对孔子重新作了“守旧”的负面评价,“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又引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指出孔子彷徨在君主专制和自由主义之间,“以合意干系为名,以权力干系为实,此儒术所以能为奸雄利器”[5] (P137),也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对孔子一系的另类论述(13)。

  

明治大正年代,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民初时代,当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界还在艰苦转型的时候,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已经完成了相当大的转向。传统以儒家传承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方式让位给了新的哲学史叙述方式,一些大学设立了哲学史讲座,并聘请新式学者任教(14),专门研究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哲学杂志《东洋哲学》在东京创刊(15),一些新的哲学史或思想史著作相继出版,在大学教育、论述内容、论著取向上看,很直接的感觉就是,较为丰富和复杂的内容,逐渐代替了原来相对单纯的儒家系谱,西方哲学的分类方式代替了原来传统的理解框架,这构成了日本近代重新书写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开端(16)。1888年,内田周平(1845-1944)出版了涉及先秦思想的《支那哲学史》,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它的杰出之点在于,不仅仅把儒家作为学术的正宗,似乎还包括了‘诸流的学术’”(17)。两年以后,小柳司气太的《宋学概论》则上溯宋学之先驱即唐代的陆淳、啖助、赵匡与韩愈、柳宗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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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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