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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星亮:清代中俄西北分界与边民“人随地归”研究

更新时间:2022-06-22 22:02:55
作者: 何星亮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研究《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人随地归”条款订立过程及其原因,分析沙俄代表在议定该条款时的主要策略,探讨新界西边的边民愿意臣属清王朝的原因,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纵观历史,两国分界,既分地,也分人。土地为国之本,不能再生增殖,一旦分定,难以改变,故各国分界,以争领土为首要目的。民为国之体,但可繁衍滋生,其多寡因时而异,或多或少,无碍国体。故各国之间,以争民为次要目的。

   清代西北中俄边界勘分,自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前后20多年,谈判多次,共签订各类条约12项:(1)1864年10月7日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议定中俄西北分界的总原则,为沙俄侵占我国西北大片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2)1869年8月13日签订的《中俄科布多界约》;(3)1869年9月4日签订的《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4)1870年8月12日签订的《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5)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议定的有关条款是第二次中俄分界谈判的总原则,再次为沙俄侵占我国西北大片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6)1882年10月29日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7)1882年12月7日签订的《中俄喀什噶尔界约》;(8)1883年8月12日签订的《中俄科塔界约》;(9)1883年9月4日签订的《中俄科布多新界牌博记》;(10)1883年9月13日签订的《中俄塔尔巴哈台北段牌博记》;(11)1883年10月3日签订的《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12)1884年6月3日签订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在上述12个条约和界约中,明确规定新界边民归属条款的有三个,一是1864年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人随地归”条款。它是俄国代表拟定并强迫中方代表订立的,目的是防止新界西边的边民东迁中国。二是1881年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规定伊犁归还中国后,伊犁居民在一年之内有自由选择归属国的权利。这一条款也是俄国代表强迫订立,目的是以“自由选择”归属国为幌子,强迫伊犁居民迁入俄境。三是《中俄科塔界约》,明确规定新界两边的边民,一年之内有自由选择归属国的权利。这一条款是中方代表根据边民意愿和要求争取来的,是真正的“自由选择”归属国的条款。

   沙俄在1862年至1864年间勘分中俄西北边界问题的谈判过程中,以狡诈的外交术,先占后谈,强横无理,不动干戈,通过迫签条约之方式,既占中国大片领土,又抢掠大量边民,这在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学术界关于沙俄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占我大片领土的研究成果较多,如《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第三章和《沙俄侵华史》第三卷第三章和台湾学者程发轫的《中俄国界图考》均有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但对沙俄强迫订立“人随地归”条款的原因及其后果等,未见有人作深入的探讨。

   笔者对西北中俄边界问题的研究始于1983年,当年6至11月,笔者先后到新疆阿勒泰县、布尔津县、哈巴河县、富蕴县和青河县调研。期间,在阿勒泰地委档案馆发现了清光绪九年(1883)勘分中俄科塔边界(科布多和塔尔巴哈台)大臣写的四件札谕和一件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侍卫富保的札谕。分界大臣所写的四件札谕发布时间不同,发布者不同,内容也有较大差异,但都与1883年中俄科塔边界谈判有关。笔者根据札谕提供的线索,曾于1983年、1992年和1993年三次前往阿勒泰、哈巴河等地调研,对札谕中提到的地名、河名、人名、部落名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并走访了札谕原保存者堆三伯特之孙——哈巴河县哈萨克族买依尔别克(Meyirbek)台吉,较为详尽地了解与边界有关的情况。30多年来,笔者结合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先后撰写相关论文多篇。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和有关调查资料,就《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关于“人随地归”这一条款订立的原因及其后果作较全面的探讨,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与“人随地归”条款的议定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称《塔城议定书》)是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最早的条约。由清政府勘界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与俄国全权代表巴布科夫和札哈罗夫于1864年10月7日(同治三年九月七日)在塔尔巴哈台签订。该约是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割占中国西北地区40多万(一说8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不平等条约。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是根据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有关条款分界的。清咸丰十年(1860)八月,沙俄一方面怂恿英法联军北上进攻北京、天津;另一方面又伪装中立,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事后,沙俄以调停有功为名,强索“报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该约为中国丧失西北大片领土种下了祸根。

   沙俄在谈判和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过程中,以强占大片领土为主要目的,以占有居民为次要目的,充分利用《北京条约》有关边界走向含糊不清的条款和汉文本与俄文本的差异,并歪曲有关条款,侵占的领土远远超出《北京条约》所规定的范围。

   沙俄为了实现占有大片中国领土的目的,拟定了三个具体的谈判策略:一是强迫中国代表以常驻卡伦为两国分界线,常驻卡伦以西大片中国领土划归俄属。谈判前沙俄政府在给俄国谈判代表的训令中强调:“关于常设卡伦的问题成为全部划界事宜的重点。一句话,这个问题成了定而不可改变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仅不可能同中国人达成协定,而且甚至连谈判本身也不能举行。”二是把斋桑湖划入俄属,沙俄政府在谈判前的训令中也强调,斋桑湖“对于我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因为保持对这个湖泊的专有是我们的愿望。”谈判代表巴布科夫也曾说:虽然“斋桑湖始终在中国的版图内”,但对于俄国来说,“占有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下游乃是一种迫切的需要”。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不仅把斋桑湖掌握在自己的权力之下,而且还要掌握这个水库(应译作“湖”)北面和南面的全部地区”。三是占有中国的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及该湖以东的察林河、格根河和特克斯河水系上游的全部地区。巴布科夫曾说:“我们国家的重大利益坚决需要把格根河和特克斯河上游的全部地方合并于我国领域”,把通往新疆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城市“所有通路掌握在我国权力之内”。其目的是为下一步侵占新疆打下基础,并提供交通上的便利。

   为了实现占有中国大片领土的目的,沙俄采取先占后谈的方式。沙俄代表巴布科夫曾毫不掩饰地说:“军队是外交的后盾”,我国“要用武力占领边界”,我们“应当用我国部队占领全部国界线上的各战略据点”。沙俄不仅先占后谈,而且自定国界,蛮横无理,中方代表只有在俄方拟定的“国界草案”上签字换约的权利,没有商谈和提异议的权利,不容许有任何更改。关于这些,巴布科夫在他的回忆录《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第三篇中有详细说明。《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第三章和《沙俄侵华史》第三卷第三章均有详细介绍,此不重复。

   沙俄在谈判过程中,为了实现占有居民的目的,同样也是不择手段,强词夺理,自拟“人随地归”条款,强迫中方代表签订。在谈判之前,沙俄政府曾组织专家专门研究新界西边的居民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在游牧部族之间实行划界的时候,要使这个国界既能充分保证草原游牧居民的经济利益,同时又完全满足国家的利益,是很难遵守的。国界的方向应以政治上的考虑为转移,由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在必要时必须牺牲地方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沿边居民的利益。”也就是新界西边的居民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必须实行“人随地归”的原则。

   为了顺利把“人随地归”条款写入条约。沙俄谈判代表巴布科夫在谈判时采取不主动提出新界两边居民问题的策略。他在回忆录中说:俄国分界委员“在全面讨论国界附近居住的各民族问题以后得出结论,认为在当前的谈判,我国方面最好是不同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中国人方面就边界外族人的国籍问题提出声明,那么就向他们宣告,我国方面认为应当拟定一项原则,在划界时土地归入哪一国家,在该地方居住的各民族也应该归属那个国家。这种决定被认为是可以彻底解决沿边各外族人的问题的。”

   俄国代表对当地的民族和中方谈判代表十分了解,一旦提到谈判桌上,中方分界大臣必然会强烈反对人随地归:一是因为新界两边的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人等均臣属于清王朝,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中国臣民,作为中国大臣,以不能保护本国臣民为耻,一旦在谈判桌上讨论这个问题,中国谈判代表的情绪一定会十分激烈;二是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以来,沿边各民族都不愿受俄国管辖,纷纷迁入卡内,永做中国之民。因此,他们采取不主动提出这一问题的策略。另外,当时中国代表最关心的是分界原则问题和反对以常驻卡伦为界问题,较少考虑分界边民归属问题。从有关史料来看,中国代表在谈判的早期和中期阶段从未主动提出新界两边的居民归属问题。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从1862年8月3日开始谈判,时谈时停,直至1864年10月7日双方才正式签订,历时两年多。沙俄为了实现既占地又抢人的目的,在中俄谈判的最后阶段并在得知清廷批准俄方所拟的“国界草案”划分边界之后,才提出“人随地归”问题。明谊在同治三年十月十八日的《勘界大臣明谊等奏分界一事已照俄使议单议定换约折》中称:八月十四日,俄使札哈罗夫到达塔城。十九日,俄使交给中方他们拟定的分界地图,并强调应照其所开议单定界换约:

   若照此画限道定界,将分入俄国地面旧住人丁,均为俄国所属,如谓可行,即派员来圈(俄国贸易圈,札哈罗夫等驻地——引者注),在另有绘就图内添写清字地名,以便互换。若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起程回国,只好派兵强占。

   八月二十一日,中俄双方在参赞署再次举行谈判,俄使札哈罗夫(杂哈劳)蛮不讲理,坚持必须“照单换约”“人随地归”,其他一概不予考虑。他说:“今既约我们前来照单换约,只有照我们画定分界限道,绘图作记,换约完案,将分入我国地面旧住人丁,应随地归为我国所属。我们必照依你们总理衙门去年给过的照会所云,令伊等仍前安居乐业,不致一夫失所,除此再无应商之事件。如谓可行,即定日换约,如谓不可,我们立即回国,派兵看守分准地界等语。”明谊好言相劝,并说“两国和好二百余年,贵大臣何得动辄以用兵为词,殊失两国和好之道。”札哈罗夫盛气凌人回答说:“和好自应固守,兵衅非自我开”。说完“随即起身作别”。

二十三日,再次复会,明谊等考虑到“西路回氛猖獗之时,若再加以俄国逞兵肇衅,更难收拾,实于大局有碍”,准备根据清廷谕旨,按俄方拟定国界换约。但俄使为达到更多抢人的目的,又突然节外生枝,得寸进尺,提出“自咸丰十年京城换约之日起,所有中国向在卡外住牧陆续越入卡内者,应于立界时拨回原处。”明谊等回复说:“断难照办”。并考虑俄使“谆争此项人丁,显示极力与我为难,若于立界后,令此项人等仍赴卡外住牧,伊等不肯出卡,彼时俄夷必以我收纳降人为词,籍端寻衅,必起争端。是一波未平一波复起,万难措手。”二十四日,明谊派委员“往约使臣等面商该使臣,答以无可面商,即应照此办理。”后来“再三商酌该夷,断不愿会议,若再强约,亦属无益。”后来明谊随派善辩委员,“自二十五至二十八连日往与该使臣等剖辩,先经塔城委员富勒斐音图向其讲论小水地方民庄之事,伊犁委员札珠哩向其讲论前人移入卡内人丁之事,该夷坚执前见,毫无转圜。”后来,阿克敦佈诺穆欢委员“从中据理诘问,至再至三”。札哈罗夫“辞塞,复又逞横,肆言只有决裂,不必再说。”阿克敦佈诺穆欢不畏强权,义正词严地对札哈罗夫说:“不必暴躁,贵侍从之人既各持刀械,就是立时逞凶,我们亦不敢不将我们上宪(司)吩咐之话说完。”札哈罗夫才“敛容回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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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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