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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美质与温情——中国文化研究所小引

更新时间:2022-02-10 23:44:06
作者: 刘梦溪 (进入专栏)  

   【作者简介】刘梦溪,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马一浮书院院长。

  

   我们中国文化所筹建于1988年7月,开始叫中国文化研究室,1993年4月经文化部批准正式定名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本来1988年筹办的时候,就是按所的规制设计的。建所报告也正式上报到文化部。当时王蒙是文化部长,同时兼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李希凡是常务副院长。把我从另外一个单位调过来,就是为了建立文化所和创办《中国文化》杂志,以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热,有一个文化系统的回应。王蒙后来说,于光远也热烈支持此议。希凡认为既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立文化所,应该带上艺术的内容,因此主张叫艺术与文化研究所。我坚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名称不要变,但最后上报的是什么名称,我事先没有看到。

  

   大约过了一个多礼拜,希凡告诉我,文化部党组开会研究了我们院的报告,对建立文化所没有异议,但刚好有一个文件,暂停部下属单位相当于司局级机构的建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由文化部长兼任,下属各所属于副司局级。我历来不赞成大学、研究单位套行政级别,于是提出可否不套行政级别建立文化所。但部里已经做出了决定,短期内不可能重新再议了。希凡等院领导经过一番商议,想出了先成立直属院里的中国文化研究室的办法。成立研究室,院里就可以决定,报备文化部,不用审批。中国文化研究室就这样成立了,时间在1988年7月12日。

  

   五年之后,1993年的2月18日,我们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愿望得以实现。这次我坚持无论如何不要再套行政级别,经费也由我们自筹,只要让我们成立就可以了。尽管如此,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还是给我打来电话,问为何一定叫中国文化研究所,叫艺术与文化研究所,或文化研究所,不是也很好吗。我向他陈述了理由,主要说明我们是一个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主的研究所,以及现在为什么特别需要深入的研究中国文化。他同意了,于是成立了。2017年在深圳,一次和占祥一起用餐,我说起此事,问他是否还记得,他说记得。我们是一个由艺术与人文及社会科学多学科组合的研究所,宗旨为吸纳学术先进,深研学术,整合传统,融会新知,在不忘记本民族历史地位的同时,希望以学术的努力推动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保持学术的前沿性、注重学术的精深度、主张跨文化沟通、建立理想的学术家园,是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致力的目标。

  

   事实上,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和院里的其他所,除了不套行政级别,没有任何区别。编制是院里确定的,工资是国家的,按事业单位统一标准发放。人员的调入调出,须经院人事处审核,院领导批准。后来王文章院长主政,连不套行政级别也变化了。当时重新聘任的两位副所长,一个是正处级,一个是副处级。但我个人直到2018年11月退休,仍无任何行政级别,这是我感到非常快意的一件事情。

  

   更感到快意的,是我们聚集了一批第一流的学术人才。画家范曾、法学家梁治平、政治学者刘军宁、当代思想研究者摩罗、致力汉学研究的任大援、徐邦达的公子美学家徐书城,都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正式在编研究员。思想史学者葛兆光在所时间比较短,主要与我一起编辑《中国文化》的头几期,后去清华,现在复旦。伦理学家何怀宏、戏曲史专家廖奔,也都曾经是本所正式入职在编成员。于丹1989年北师大毕业来文化所,1994年调北师大艺术学院。后来又有专事佛学研究的喻静研究员调入本所。都是我一个一个调入的。研究女性学的张红萍的调入,是经我熟悉的朋友丁东的推荐,原来是副教授,来所以后评上了研究员。秦燕春是陈平原的博士,她的论文答辩我参加了,孙玉石、孙郁等现代文学名家也都在场,大家一致认为其论文是多年来少见的。秦燕春的调入,是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现已评上研究员。

  

   每个人来所都是一个故事。梁治平原来是人大法律系的教师,1992年出席哈佛“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学术研讨,一路同行,认识了。第二年就调来我们文化所了。院人事处到人大作考核,期间颇有些曲折。我跟院长说,我们是调来做研究,不是当领导,结果调来了。不仅调来,过一段时间,还破格由讲师评为研究员。再过一段时间,又任命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副所长。我的努力是一方面,主要是治平的品学也真是好。摩罗来所,我也作了不遗余力的努力。他华东师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在北京印刷学院工作。研究鲁迅和当代文学,文笔好,有思想。但后来印刷学院不准他上课。丁东传递给我的信息,我怕直接打报告不容易通过,于是先请他参加我们的学术活动,包括院长出席的活动。如此这般,最后办成了。没想到后来他发生大转弯的变化,就像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那样。思想取向与我不同,平日相处,还挺喜欢他。人各有志,何必强求一致。有一次年终考核,他报的成果是一本叫《圈子》的著作,我为他写的评语是:“莫道圈子小,年年万松生。”摩罗姓万,本名叫万松生。问他这样写如何,他说很好。

  

   这样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学术中坚力量,正式入职在编者,前后计有梁治平、刘军宁、摩罗、任大援、徐书城、范曾、何怀宏、廖奔等。一个规模不大的研究机构,将这么多学有所成的学人聚集在一起,不独京城,即全国也属少见。有人说我们研究所有二十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遗泽,我们自然不敢以此来自许,但承继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传统,建立一个与时俗和世俗不一样的研究机构确是我的私心所愿。

  

   我平生最怕人事纠葛,也深受其害。建所之初,就希望建立一个干净的研究所。因此进人的条件,掌握得比较严格。我常说,学问第一、人品第一,是我们吸纳新人的条件。有人追问,两个第一何者在前?我说学问好的,人品在前;人品好的,学问在前。所内同仁,以及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朋友,会认为我们的这些想法,已为事实所验证。我们进人,也采取过全所投票的方法。记得摩罗进入,就经过了事先的投票。遇有应届毕业的研究生想来我们所工作,我们会请其在所聚时前来,旁听我们的话题讲论。中间插入考核环节,请其作五分钟的自我介绍,然后回答大家的提问。大家满意,才考虑是否报院人事处。只有周瑾是一个例外。周瑾是四川人,浙江大学的博士,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读书极博,对宋学有独到研究。李泽厚打电话向我推荐。于是在我家中和周瑾见了一面。不是一见如故,是见到此人,就不存在调还是不调的问题了。这样的人如不调,文化所可以不办了。所以我和治平说,我们这次想调的人,不和大家商量了。不久周瑾调来参加所聚,大家一见之下,各个笑逐颜开。

  

   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每两周有一次所聚,天上地下,海阔天空,无拘无束,但又相见无杂言,自成值得回味的学术聚会。一般是我提出话头,或从当天见闻说起,或提出最近思考的问题,然后大家交错论议。有时则是向治平、军宁等请教法律和金融方面的知识。军宁是政治学者,但博通金融,市场、股票、汇率,无不知晓。一次问他何为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还有一次问什么是离岸人民币,军宁都能以极简要的语言,几句话就讲清楚,让我们外行也能听得懂。有时看到所内哪一位学人刚发表的好文章,就从这篇文章谈起。如果调入了新同事,就从介绍这位新同事的家乡、学术背景和研究领域谈起。范曾先生2006年正式调入本所,每次所聚都参加,和大家在一起他感到快乐。他来后就由我们两人交互作开场语了。他出身世家,晚清大诗人范伯子是他的曾祖父,姑祖母范孝嫦是陈寅恪的长兄陈师曾的妻子。因此我们在一起话题很多。一次所聚,由感叹几位熟识的友人离世,我不禁念道:“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然后讲起在德国开会遇到一位教育部长,是杜诗爱好者,问我朋友不见面为何要用星辰作比。我知道他说的是杜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因略作解释。“参”字读shēn而不是读cān我自然知晓。但范先生莞尔而笑说:“还好,没有念白字。”我们所聚的快乐,往往以此。自由谈,说真话,切实际,见性情,是我们所聚讲论的特点。

  

   我们的所聚是开放式的,全所研究人员外,我和范先生的研究生也都参加,作为他们课时的一部分。有的学子深受震撼,至有被大家的警语真情感动得下泪者。院内其他所的同道,院外的一些朋友,乃至报刊媒体的编辑记者也时有参加。来过的都想再来。但后来,各自忙起来,所聚的间隔就难免拖长了。每逢年终的时候,圣诞元旦之间,我们举行新年嘉会。少量眷属好友,亦可同来。选京城典雅一些的酒店,品茗谈往,抽签分礼,乐莫大焉。新来的研究人员,在所感受一些时间,会觉得我们的学术气氛浓,空气自由,同时有一种秩序和礼敬。每年都会邀请一些国内外知名的学问大家,到文化所作学术演讲,讲一个小时,讨论互动一个小时。何炳棣、许倬云、杜维明、李欧梵、周质平、黄一农、沟口雄三,及藏学专家王尧、年轻学者刘禾、刘小枫、刘笑敢等,都来所做过演讲。参加讨论者,本所学人之外,京城学界名素汤一介、庞朴、李泽厚、李慎之、余敦康、方立天、沈昌文、董秀玉、梁从诫、牟钟鉴、陈来、王守常、汪晖、周国平、秦晖、刘东等,都莅临过我们的学术演讲会。

  

   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开始有学术评议小组,1997年正式成立了学术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有本所的刘梦溪、梁治平、何怀宏、廖奔、任大援五位研究员,和外聘的汤一介、李学勤、余英时、金耀基四位专家,共九人组成。当我们向所外几位专家发出邀请时,他们都欣然答允。英时先生是内子陈祖芬代我电话邀请的。当时祖芬在美访问,电话向余先生提出此事。余先生说,他一般不参与国内的此类事情,但梦溪叫我做的事,我一定答应。说起来,无法不让我感念英时先生对我的信任。

  

   《中国文化》杂志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宗旨相同,有如同袍兄弟。一所一刊的学术理念,就是我本人的学术理念。我主张多元共生,为学不专主一家,提倡“为己之学”,既强调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又重视精神价值的永恒性和普世性。我认为学问的会心独得比结论的正误更重要。《中国文化》的创刊,比成立研究所顺利,1988年筹办,1989年就创刊了。由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和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在北京、香港、台北同时出版。聘请季羡林、饶宗颐、周有光、缪钺、王元化、余英时、金耀基、汤一介、李泽厚、庞朴、李学勤、裘锡圭等老师硕学为学术顾问。每年出版春季号、秋季号两期,以刊载人文学领域的名家名篇著称。举凡海内外的大家,很少有没在《中国文化》上发表文章的。

  

   2008年11月30日,《中国文化》创刊二十周年时,我们举行过一次纪念活动,名为“戊子岁尾雅集”,多年来关照呵护我们一所一刊的学界友人杨振宁、何兆武、戴逸、冯其庸、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李学勤、李希凡、王蒙、王文章、范曾、余敦康、严家炎、陈平原、沈昌文、董秀玉、于丹等师友出席,并分别作了讲话。

  

王蒙第一个讲话,他说:“时隔二十年,又看《中国文化》的创刊词,写得还真是不错。我可能当时看得并不认真,没好好看。世界上有很多事,隔了二十年,就不能看了。而这个创刊词还真是能看,而且很好看。”又说:“现在谈中国文化,已经有点过于热了。《中国文化》和研究所还是那样不冷不热的,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这也很难得。”王文章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兼艺术研究院院长,他接着王蒙的话题说道:“刚才王蒙同志谈到,二十年的时间,很多东西不能看了。但是《中国文化》这本杂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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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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