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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历史走到这一步了,中国开始“平视”世界

更新时间:2022-01-04 20:25:44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政治大年”,有建党百年及其“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完成,有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作为“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新时代奠基意义,有中美在贸易战之外展开的全球民主大辩论,中国在美国普适价值的最敏感和最要害部位实施了意外的“战略突击”。

   民主峰会恰似美国霸权的“夕阳红”,红则红矣,近乎夕阳,也有几许悲怆。中国民主白皮书及作为附篇的香港民主白皮书,则不仅标志着中国民主的自成体系,也标志着香港民主在“一国两制”范畴寻找到了锚定国家体系的真正身份与方向感。

   “爱国者治港”不是别的,等效于迟来的“去殖民化”,是爱国与民主在香港自治空间的有机结合,民主不再能够被用于反国家和反法治。2019修例风波,香港反对派和外部势力暴露了一切,为中央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最完整和最精准的病灶。有了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的香港,更加繁荣稳定。

   中美无论是全球治理范畴的拉锯还是香港平台的对抗,乃至台海的激烈冲突,都是中国在成长,美国在遏制。中国的成长无法遏制,且直到美国无力遏制,新的中美关系和全球秩序才会露出真容。这些年,美国只是在维护霸权,中国则是自主从容地成长。中美关系的一切烦恼根源于此。美国似攻实守,中国似守实攻。中国没有拿走美国的任何东西,中国只是获取自己应得的地位、尊重和利益。美国的“非分”霸权需要节制和限缩,中国的“正当”权利需要尊重和让与,中国要到达应许的文明方位,并在这一进取过程中贡献新的价值、规则和增量利益。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许给中华民族和人类未来的理想图景。东方文化也有尊严,中国也有梦想的权利。

   2021年也是新冠二年,“奥密克戎”(Omicron)所向披靡,继续“嘲讽”着自由西方的原子化和民主社会协同的巨大漏洞。从西方对抗防疫管制的大规模示威与暴力中,从西方一流哲学家、法学家对疫情分析的错漏百出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反智与反讽的叠加。以“自由”掩饰“自私”,误解东方文化与制度中的“家国”伦理和自律精神,并要求中国放弃“动态清零”的有效防控体系,这是东西方“文明冲突”在共同的防疫考验中的别异与落差。香港的“通关”之痛也在于此。疫情暴露了西方文明的体质虚弱和价值反噬,反衬了中国文化与制度在保护人民与整体协同上的系统优势。

   西方要反思的,绝不仅仅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政府能力”之低效或“否决政体”的疲象,而是现代个体主义的精神与意义挫折。与之相比,仍具有集体主义和共同体主义基础和偏好的中国社会,则展现了面对大规模、持续化疫情的强大政府能力与社会韧性。西方现代性的极度解放与极致发挥,终于还是走向了秩序和理性的反面,中国则构成了恰当的参照和对比。

   2021年3月6日,在全国两会的讲话中,习主席提及“平视”西方的论断,是东西方关系结构性变革的一个缩影。“平视”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勇气,甚至不是苏联、德国、日本式的“强力”挑战,不是“列强规范”下的霸权之争,而是深植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之约,一种真正切合自身文明与人类共同利益的新关系模式。

   “平视”是一种历史邀请,是一种释放给国民和世界的善意:向内,邀请国民从精神上自立,坚定自身的文明自信和制度自信,走出近代以来对西方的或仇视或崇拜的极端化情结;向外,对“列强世界观”和霸权主义说不,以和平发展核心价值观与坚定有力的反制行动制衡强权与霸权,示范性建构真正平等化与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澄清规范基础和互动法则。

   中国之“平视”,不是新霸权的确立,而是新世界的发现和耕耘。与“美国治下的和平”及其霸权乱序相比,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恰似一个巨大的“历史荒原”,有待各方的合意与耕耘。2022,我们当策马于这一“平视”世界观下的历史荒原,敢于斗争,敢于建设,披荆斩棘,坚定前行。

   这是一种世界观与思维习惯的转换,也是一场必然艰难困苦的精神斗争。西方将中国误解为“第二个苏联”,是因为西方从未真正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的天下尺度和生命伦理,也从未真正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始于1840年的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坚守。西方只是习惯性地以为:东方的中国是专制、野蛮和落后的,是需要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范式加以改造的,是需要告别自身传统而全盘西化的。

   将中国改造为一个西式“民主”社会,绝不仅仅是一种西方“民主”福音的简单移植和分享,而是有着深刻的文明征服和经济支配意义:

   其一,中国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被否定,西方从改造中国过程中获得无以伦比的道德和文化征服成就感,这是西方文明的虚荣和傲慢;

   其二,中国或其分裂而成的多个政治体,以其市场、消费力和资源要素无条件供给西方的经济生产体系及其利润链条之需要,维持长期的剥削与支配关系。

   其实,特朗普贸易战和拜登的“民主”软实力战争,根本目的仍在于逼迫中国就范:放弃政治生存和文化合法性,放弃经济主权与国民经济体系的自主性。美国的底层设问在于:中国版的“广场协议”就那么难吗?以自由民主瓦解中国的政治自主性、民族主义和天下竞争伦理就那么难吗?中国难道是美国霸权体系的“例外”吗?

   是的,就是那么难,因为这是在中国。“仰视西方”即便在中华民族近代苦难最深重之时,也只是一部分人的文化屈从和心理的“自我东方化”,而绝不是民族精神的整体性选择。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其本质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要不要有自身的文明根基和方向感,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和路径达成中国自己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其历史本质就在于回答这一个关键性问题,并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民族形式这样的科学道路。

   2021年,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在中国自身的文化与制度自信更加充分的条件下,中央又提出了“两个结合”论,即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有精神突破意义的:即便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体系,中国也不仅仅是问题和场域的“实践”载体,还是文化和文明的规范基础。一句话,中国本身也是真理来源,是有资格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伟大文明。中国回到自身,中国重新生长,这是令人惊奇和惊喜的。

   中国的文化形象与世界形象,不是被妖魔化的“恶龙”,不是有着歧视意蕴和东方主义审美偏执的“眯眯眼”,不是仍由西方进行博物馆式文化赏玩或人类学式种族猎奇的东方野蛮国度,而是堂堂正正的中华文明及其现代形象。

   而为中国之正常形象赋予尊严和集体人格的,是中国人民及其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国宪法序言之“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只是一种格式化修辞,更是一种实在的主权组织形式与人格化。毛主席说过,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抗美援朝时美国惹过,后来的印度、苏联、越南都惹过,都碰壁了。现在的美国继续在“惹”,不仅有贸易战,还有科技战、金融战和软实力战争,是一种“战略竞争”,其本质是一种“战略冷战”。幸好,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持续存在且不断理性化。

   在与美国进行体系斗争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国成长在进行着一种独特的“学习”过程,不是全盘西化的“学习”,更像一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精准区分性的学习。洋务运动是中国应对西方挑战的第一次思想自觉和实践努力,尽管在现代化的初期有着各种各样的缺陷和失败,但其所提出的“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本体自信和技术理性化的观念和方法,在今天我们重归中国自信的新时代条件下,反而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和正确性。

   当然,这种相似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经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中国自身地位和道路后展开的历史检讨和历史进步。我们今天的精神状态更加健康和从容,我们不再“自贱”,也不将西方视为“蛮夷”,而是一种诉诸现代平等精神的“平视”,我们要做自己,但不封闭自己,而是以我为主,开放吸纳,吞吐自如。

   一些缺乏“温情与敬意”、“同情的理解”以及大历史观眼光与政治存在意志的人,容易将新时代试图确立的、堂堂正正的中国文明和中国制度视为中国历史某个形象的复归,或者用诸如苏联、德国、日本之类的某段历史形象加以简单而机械的套用,以貌似深刻和历史教诲的心态“训斥”贬低新时代的饱满意志和取向,实在是“燕雀”之类或“惊弓之鸟”罢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乃是“两个结合论”意义上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文明现象,绝不是“王道复古”或封建复辟式的回归,也不是某个外国个案的历史重复,而只能是中国文明与制度的自我定型和成熟。面对中国的自我定型,一切误解中国伟大文明与政治创造性的人,无论西东,都会失算和失望了。

   当然,这种在民族复兴航船桅杆上眺望到的未来历史与前景,以及基于文化自信和哲学见解而作出的超前判断,并不能代替中国当下千难万险的内外建设处境和斗争惨烈过程。甚至,越是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越是登近世界历史巅峰,内外风险与精神困顿就越是浓重,而且分寸、智慧、定力和进取心的历史考验就愈加凸显。

   当我们由“仰视”调校为“平视”,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影像,但却尚未从哲学和政治本质上真正抓牢这个影像。作为影像的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无具体的历史力量给出绝对的实现承诺,而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并集体行动,坚定前行。

   2022,必然是风险叠加飙升的一年。对新时代之中国的内外建设与战略进取而言,结构性挑战和压力是必然存在的,至少包括但不限于:

   其一,国家治理体制的有机性和团结程度。伟大事业,要“治法”,也要“治人”。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制度层面的调整和准备,已有重要而持续的进展。但高层决断与官僚层梗阻懒政之间的制度性摩擦和执行成本飙升的风险始终存在并可能扩大。如何从思想和制度上解决真正的文化自信和责任伦理问题,形成中国管治精英层牢固的政治团结和力量整合,是“治人”层面的核心挑战。

   其二,集体价值和个体价值的平衡及其维持。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与动员管制体制,如何与现代性条件下个体权利、尊严和多元化价值之间形成可预期和可理解的平衡,形成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的生动公共秩序,增强社会韧性和包容性,给个体自由与个人人格以适当而确定的空间,是新时代体制与人心磨合层面的核心挑战。这方面的公共事件仍不断发生,制度和公共官员的回应治理仍未臻成熟和理性化,需要持续精细地检讨和改革,以及增强监督问责的执行力,使民心信服,并阻断外力有间。

   其三,国家统一与“一国两制”范畴的分离风险和挑战。“一国两制”范畴的挑战不会止步于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也不会因为制裁立陶宛和减少台湾“邦交国”而降低。港澳治理如何精细而微妙地落实“爱国者治理”根本原则与制度性要求,维持爱国大前提与认同以及港澳社会既有活力和自由体系之结构平衡,分寸和智慧需要磨合提炼。对台湾则需要谋定而后动,需要依据宪法和反分裂国家法“两条腿”走路,既避免冒进错失,又避免裹足不前,要主动作为以求突破。

   其四,来自美国与西方的“新冷战”的激进演变和挑战。真正的外部体系性风险始终不能低估和放任。拜登的战略竞争的本质是特朗普+,是战略冷战。中美的根本竞争不是利益之争,而是制度和价值之争,是在争“天下”。我们的战略意志和战略相持阶段的全方位准备仍严重不足。

   其五,技术卡脖子和经济体系“脱钩”的压力始终存在。这一方面考验中国科研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尺度及活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中国和外部经济体互联互通的程度及信任度。这是对中国科研、技术、生产、外交与全球化存在的全面挑战,当然也是国家成长的战略契机。

   其六,“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性进展和制度性增量。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战略生命线,是中国外向型经济体系和制度合作体系的实践场域。我们必须在市场、文化、社会、制度与治理体系之间寻求完整的谋划和进展,不能唯利是图,不能自以为是,不能好大喜功,不能孤立和碎片化建设,不能遇到困难挫折就一撤了之,而需要精细化布局及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和法律规制系统,资本合作与制度合作相结合,增强外部建设的抗压能力和制度化保障水准,并加大涉外法治立法和执法体系的建构。

   总之,2022是对2021既有政经议题和风险的继续,也是中国在内外建设和制度风险应对方面谋求结构性方案和体系性成果的关键一年。“平视”是中华民族整体的转身和定位,是东方文化和制度的自我确立,更是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应许身段和姿态。“平视”立不立得住,新时代精神可否自成体系和内在融洽,中国的内外建设可否相互支撑与整体协调,新世界愿景和秩序能否在中国参与下破茧而出,2022是关键,也是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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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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