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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儒家“四书”与中华家风

更新时间:2021-08-20 23:57:35
作者: 杨朝明  

  

   家风建设以孝悌为中心,孝悌之道是中华家文化的灵魂,是中华圣道的中心,儒家“四书”注重家风,充分阐发了中华孝道。儒家把孝悌看作做人的基础,儒家学说也就围绕孝悌而展开。人类社会不可须臾离开的是“爱”与“敬”,孔子极重亲亲之爱、尊长之敬,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把“孝”“悌”看成“人之本”,把“爱”“敬”看作“政之本”。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都本源于“家”而要“不忘其初”,儒家哲学简直就是“回家”的哲学。

   1、家国一体:家风建设的方向性

   在世界多姿多彩的文明中,中华文明绵延5000多年从未中断,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中华文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遭到中华民族自身的质疑。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越来越关注并探究这一伟大的文明奇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对近代中国作出过这样的评论:近200年的中国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意外,这并不是常情。如果今后中国要回到属于她的位置并不意外。在他看来,西方“国家”的建立,往往总有一个开端,但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这个概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随时都是一个起点,每当建立起大一统盛世的时候,总是不认为这是创造,而是复兴,是重新回到巅峰,似乎那个巅峰的中国早在黄帝之前就已存在。我们认为,这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有必要设问:孔子为什么那么崇尚先王?孔子何以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为什么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时至今日,我们再也不能看不到疑古思潮给中国带来的极大危害,再也不能不理解走在学术前沿的学者为什么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的古代文明”。

   英国著名汉学家马丁·雅克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纵观世界史我们会发现,西方曾经也产生了很多的大帝国、强国,但是,这些强大帝国在衰弱后基本上都灰飞烟灭,后世再难有崛起的可能,即使所谓“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似乎也同样如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东方几千年出现的几乎所有强大帝国都来自中国,而且古代中国衰弱后会不断重新崛起和复兴,包括现在也是如此。近代100多年衰弱,到现在重又走向复兴,这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是独一无二。

   马丁教授的疑惑是:为什么西方帝国总是在昙花一现之后就灰飞烟灭了,而中国却能得以不断传承?他解释说,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但是他却“伪装”成了一个国家的存在。在他看来,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帝国衰败后就再无崛起的可能而中国总是能不断复兴,这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确是一个文明的存在,就像“中国”两字最初出现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一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不断调整充实、因革损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明特征。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明特征就是思考人性和人的价值。人是一个自然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人在父母和家庭成员的关爱下,慢慢长大成人;人又是一个社会的人,但他首先属于家庭和家族,后由家庭而走向社会。于是,中国人把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打通,把父母对于子女的自然情感社会化,或者进行社会化的应用与理解,这就产生了中国人的家国一体观念。

   近年来,国家特别强调明道修德,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谈到“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直接而积极地回答了两个相互关联且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道德?人为什么要有道德地生活?国家无德难以兴旺,个人无德难以立身。看起来这只是说国家和个人,实际却包含了由大而小、从整体到个体的许多方面,涵括了诸如“企无德不盛”“家无德不旺”等许多意涵。国有治理之道,家有兴家之道,家道兴盛基于家庭成员个人的修养与境界。

   儒家“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经典。在“四书”中,家国一体观念得到了充分的论述。家与国相连,家风建设与国家社会息息相通。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与家庭美德是统一的。作为社会管理学说,儒家关注家齐、国治、天下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有一大批知是非、明荣辱、能担当、敢引领的“君子”,有一批有格局、有气象的“大人”。《大学》所阐发的大学之道,就是君子之道,就是大人之道。“齐家”之道与之紧密相连,包含其中。

   修身才能齐家,“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大学之道”由修身出发,对于“齐家”的意义,及如何“齐家”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

   家国一体使得中华家风具有了方向的规定性。良好家风的底色是道德,这个道德基于正确的价值追求和高尚的行为方式,与社会国家的需要相适应、相协调。《中庸》所说的“五达道”,其中的父子、夫妻、兄弟之道,都是家和的关节点,都是关于家风问题的最基本论述。《论语》还有许多如何治理“邦家”的论述,如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无论是家还是国,公平公正、安宁安定、和谐和睦都是永恒的追求。国家和谐、家庭和顺,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2、“家”与人的“类存在”思维

   中国儒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也就是研究人性和人的价值。这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我国上古时期数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文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儒家思考人的本质属性,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思考人的更高层次和境界。在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这样的问题时,人们自然关注“人情”“人义”的关系问题。曾国藩的信条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鼓舞了后来的很多人。礼是人类有别于禽兽的标志,欲为圣贤,必先成人;人先成人,才能达到人生的更高境界,才能成就“大人”“君子”品格。从实质意义上讲,中国的家庭教育,中国的家风建设,说到底是关于成人与成长的教育。

   (一)礼要人具有“社会性”

   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后,人们“家”的观念越来越强。中国的三代时期,文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例如《尚书》的《大禹谟》就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说法,《汤诰》也有“宁尔邦家”的说法等。在中国早期的典籍中,有许多类似希望家邦兴旺,避免家庭败落之类的论述。

   中国礼文化是为调整人际关系而产生的,形成很早,考古学家发现并明确指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应该已经产生了礼制,夏商时期同样各有礼制,周礼就是在继承夏、商两代的基础上损益因革而成。孔子尊崇周礼,尊敬周公,就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在周代,礼乐文化高度成熟与发达。

   礼是调整人际和社会关系的规章与原则,人类社会的进步就在于彼此之间的协作和协调。《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的社会性存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不论是谁,也不管其是否关心社会,人其实总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人们既然生活在一起,就必须有彼此和谐、和睦相处的基本遵循。因此,人的素质,人的素养,人的格局,就体现在对于这个“社会性”的理解和遵循上。

   就像孔子仿佛就是为“道”而生,孔子一生都希望“道”能实现。孔子创立的儒学也是如此,用《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儒家于道为最高”。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贯追求。所谓“天下为公”,就是希望天下有道,世人遵道而行,循理而动。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背私为公”,“公”应该就是人的社会性存在,是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家庭要有好的家风,家庭成员必须首先具有这种公共意识。

   (二)礼要求人必须“成人”

   所谓“成人”,首先是一个年龄概念,但又不仅是一个年龄概念。人生而幼,不可谓成人。幼而学,学而长,人的学习与成长,应是社会道德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早期儒家强调“人与禽兽”的区别,无非是说人具有社会性和道德。

   人不能只有灵性,还要有德性。孔子弟子子路、颜回向孔子请教“成人”和“成人之行”的问题,孔子认为必须“文之以礼乐”“加之以仁义礼乐”。《论语》《孟子》都有“人”的“类存在”思维的论述。比如孔子谈孝道,认为人应当与犬马有别,应当对父母有内在的“敬”的情感,否则“何以别乎”?孟子则谈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从“人禽之辨”的逻辑出发,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者”。人来到世界上,最初都是一个纯粹的人,但是,在外部世界的影响下,人就产生了好恶,人如果“好恶无节”,外部世界又“感人无穷”,一直诱导人们,人若“不能反躬”,就会违背天理。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上,早期儒家讨论“人化”与“化人”的问题,讨论“成人”的话题,进一步思考如何成就作为社会引领者、担当者的“大人”问题。

   中华先人思想创造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礼”。用《礼记·礼器》的说法,这个礼是“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的那个“理”;用《礼记·丧服四制》的说法,礼具有“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的特性。礼可以“决嫌疑”,有“济变”“弥争”的功能。礼经天纬地,顺从自然法则,确立了人生与社会的基本原则,规定规范了人间秩序。据《左传·隐公十一年》,春秋前期业已提“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的观点。

   基于“利后嗣”这样的功能,从天下到国家、从家庭到个人,都需要人们遵道而行、循礼而动。既然礼对于社会国家秩序具有明确的规定性,这样的规定性又源自人们对于“人心”与“道心”、“人情”与“人义”、“天理”与“人欲”的思考,因此,礼的传承与教育也就成为社会与家庭教育主要的、基本的内容。

   (三)引人向善,成就“大人”

   传统中国从长养人情的社会性出发,形成了一整套的教育体系。孔子说:“少成若性也,习惯若自然也。”中国的教育着眼于人性的引领,明其明德,以改良世道人心,引人向善。

   古代的蒙学特别重视“礼”的教育。此即《易经》所说的“蒙以养正,圣功也”。后人作《养正遗规》,说“养正莫先于礼”,也是看到了礼的极端重要性,看到了礼的方向规定性。

   传统教育同样特别注重礼。依朱子所言,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戴礼记·保傅》把这样的教育分别称之为“小艺”“小节”和“大艺”“大节”。这里所说学校之教的大、小节之分,关注的是孩子的成长,一步也离不开礼。

   人而为人,在于有教。《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天生具有的即为“性”或“天性”,引导性情发展的方向即为“道”,修行此道的过程或方式即为“教”。“天命”可以理解为上天的旨意和安排。但要注意的是,在儒家的观念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好像针锋相对,细读《孟子》《荀子》就会发现,虽然他们关注点不同,但在对人性怀有信心和耐心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中庸》开端最重要的是这个“率”字,它有“遵循”“顺应”的意思,也有“引导”“率领”的意思,如“率兽食人”“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等皆是此意。如果解释为顺应天性,那就也包括顺应人的自然属性。我们认为,这里的“率性”意为“引导”自己的天性,这就如同大禹治水,既不是压抑,更不是放任,而是调和自身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挥各自优势,这才是正“道”。这是对“人道”和“天理”的遵守,对“人义”的遵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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