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谭嗣同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围绕这个题目，我讲几层意思：一是讲一下他的启蒙思想的背景，二是讲一下他启蒙思想的观点，特别是他的特点，三是讲一下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特点

　　 启蒙这个词来自于英文，这个字叫“enlighten”，它实际上是“点亮”的意思。“点亮”，王阳明死的时候说“此心光明”，就是要人心光明，从蒙昧中、从黑暗中走出来。启蒙是西方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就是打破神权对人间、社会的这种主宰作用，神对人的统治。启蒙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启蒙，它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它不像文艺复兴时代是文学的方式，也不像宗教改革采取宗教批判或宗教改革的形式。它是从理性的角度，从思想的角度，重新认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西方的启蒙是一次思想解放。

　　 我们长期以来以西方的学术概念体系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我们很多东西从西方来、从日本来，所以我们也借用了启蒙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我们跟西方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说都是思想一体化。其实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当然解放要有正确的方向，不是乱放。西方是让人从神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让社会的中心从神到人。中国的思想解放是从专制文化中解放出来，因为我们中国人宗教意识不强。我们的专制文化，包括四样东西，一个是皇权思想，一个是等级思想，一个是宗法思想，一个是愚民的思想，这是专制文化的基本点。相对西方打破宗教迷信来解放人，中国是要打破传统文化解放人，他们是解放人的信仰，我们是解放人的心。中国的难处在哪儿呢？在于我们的这些文化观念是一体两面，当我们要砸碎它腐朽一面的时候，它合理的一面、美好的一面、生机勃勃的一面也会受到冲击。仁和礼，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天道轮回读<仁学>》，提及在中国的历史上，仁爱的思想逐渐地被礼教的思想束缚，两千多年来，有几次对仁爱思想进行束缚的很强硬的时期，比如说董仲舒这个时期，第二个宋明理学的时期，第三个晚清的时期。这些时候，礼仪强调的多，人慢慢的被礼所束缚了。所以谭嗣同他要讲仁，实际上就要破礼，或礼教，这样的话就产生了矛盾的状态。所以他整个的思想是在矛盾中的。如果我们把握的不好，就会把好东西、坏东西一起丢掉，或者好东西、坏东西一起继承，就像恩格斯讲，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出去了。80年代有的学者讲，西方解放思想是打破脖子上的枷锁，人很舒服；中国解放思想是打破心灵上的枷锁，它的枷锁锁在心上，打破这个枷锁的时候心就会疼、就会流血。所以中国的启蒙比起西方的启蒙，时间要长、困难要大。所谓启蒙，它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平等、自由的权利，像西方这些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洛克、康德、百科全书派，他们所主张的平等是以自然法为基础，大自然对世间万物是平等的，所以人生来就平等，“天赋人权”，所以这就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它的理论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有自己自由的权利，因为平等，有了自由，因为有了自由，就有自己选择官吏和政府的权利，这才有了民主，这个逻辑在西方是颠扑不破的。

　　 但是中国的启蒙要复杂的多。第一个，我们中国的皇权与“大一统”紧密相连，咱们中国能不能没有皇帝呢？如果没有秦始皇实行书同文，中国有多少种方言？2000年下来我们还是一个国家吗？我们不是，我们会分裂成很多国家。我们的文字相同，把全中国、乃至东南亚都包容进来，这个功劳非常大。秦始皇还有一个功劳，郡县制。如果不是郡县制，我们还在西周到东周那个时间，还是几百个诸候，我们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在东亚是什么样子？秦始皇暴政不能肯定，但是秦始皇的这两项功劳我们要肯定。所以我们在讲到皇权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认识到皇权是那种历史条件下，大一统必备的一个东西。我们华夏从一开始生活在同一片天地，天生的一个大国，分不开，分开就会打，所以大一统是必然的，这个在《春秋》里面就在讲。咱们中国人口多、地方大，而且长江、黄河流域都是互相连接的，这样的话我们从地理上是一个大单元，天生是一个大国，如果分裂就会打，一直打到最后统一。第二个，中国的纲常等级和秩序相连，我们说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个上下关系，这是最大的纲。还有呢，三公九卿，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体制都是几十个台阶。我们现在对干部的奖励主要是提拔，提拔以后工资增加的并不多，但是大家非常看重。我经常讲一句话，说我们的机关里边有一种机关病，就是等提拔盼提拔。所以这个两千多年，我们的这种文化的基因仍然在。现在没有级别行不行呢？不行。没有级别，这么大的国家不分层次，怎么领导啊？这么多人，这么多家庭，这么多关系，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组织，没有一个统一的秩序，行不行呢？所以纲常等级与秩序相连，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第三个，宗法关系，宗法关系源于氏族、源于农耕生产方式，家庭的稳固是王朝稳固的基础。刚才有专家说“郡县制是虚拟的宗法社会”，其实我只赞同一半，还有一半是什么呢？皇权不下县。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基本是宗法关系，这个宗法关系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我们回头来看湘军，湘军其实就是靠宗法关系，他不靠宗法关系，这个湘军怎么组织起来？所以宗法关系的话，它有两面性。第四个，愚民。愚民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不需要老百姓掌握知识，这样的话便于领导、便于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而不移”。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愚民的社会需要。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经济生产的产品很少，剩余产品不多，不可能搞大批的知识分子，在这种贫穷的条件下，没有条件办大规模的教育和文化。

　　 也就是说，专制制度有四样不好的东西，但是这四样不好的东西里面都有客观原因，都有历史的原因，都有它的正反两面。所以中国的启蒙，是一种小心的剥离，不能大刀快斧地去砍。我们现在讲的话叫做创造性地转换、创新性的发展，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所以，中国的启蒙有中国启蒙的特点，尽管借用了西方的概念，但不完全是一个层面。

　　 谭嗣同启蒙思想的背景

　　 谭嗣同的思想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反映。那个时代有很多特点，我们这里边讲三点。

　　 第一，是在搞了30年洋务运动，出现同治中兴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次思想上的转变。什么意思呢？洋务运动办了几百个工厂，大型的工厂几十个，跟大型军工厂配套的矿山、配件厂、原料生产的加起来几百个。这些个大型的企业，像江南制造总局，他们自己办了翻译馆、办了技工培训学校，整个在上海。实际上像这样的大型企业，像福州船政局、像兰州织呢局，各省都办了这样的企业。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开放了，不是像甲午战争、鸦片战争之前那么封闭、那么僵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理解谭嗣同的思想，就知道他就有这么一个大的背景。谭嗣同的思想里面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就是他在游学的时候，他到了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看到他们翻译的一些小册子。大家说为什么谭嗣同接受西方的思想这么浅呢？其实不是他浅，是当时翻译过来的东西就浅、就破碎，它不是搞社会科学的人翻译过来的，它都是一些民间自己搞的、工厂里面搞的，它不是国家和社会组织的。那么这样的话，他接受的西方文化就也是支离破碎的、也是很肤浅。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翻译力量很差，很多东西翻译不过来，一直到1898年严复翻译了《天演论》，谭嗣同就是接触西方的这些文化的资源。谭嗣同广交朋友。他在上海认识了傅兰雅，这个人对他影响非常大。傅兰雅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他对宗教的这种笃信，还有他对西方文化的观念，对谭嗣同都有影响，他在科技和文化两个方面影响了谭嗣同。另外对他影响挺大的是杨文会，这个人也是学贯东西，特别懂佛学，他的佛学的思想对谭嗣同影响非常大。晚清的时候，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到佛教中寻求思想解放和个性的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谭嗣同他比别人信的更多、信得更深。前面有人也讲到了，他的家庭的原因，也讲到了他的生活中的这种挫折、痛苦。佛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精神的避难所，还有一个原因，非常重要的就是，佛教里面讲平等、讲仁爱，这个思想对于谭嗣同的影响非常深远。

　　 第二，当时的思想界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思想的多元化冲击着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中国当时的这个思想界、知识界的现象，梁启超把它叫做学问饥荒，宗教饥渴。大概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到洋务运动这段时间，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是深信不疑的。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之后，这个时候产生的思想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把知识分成了“体”和“用”两个方面，我们这时候认为西学还是了不起的，但是它只能够作为我们的工具，它不能作为我们的价值观、思想方法，我们的本体论还是自己的，我们用西学作工具。谭嗣同跟张之洞是同一个时代的，张之洞那个时候做湖广总督，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做湖北巡抚，陈宝箴做湖南的巡抚，他们都在张之洞的领导之下。湖南的维新运动搞的稍微有一点出格过火，张之洞直接跟谭继洵和陈宝箴说不能这样搞，这样他们中间还发生了一些冲突。张之洞的思想，到了维新时期他走到了头， “中学为体”，“体”不能动，这个思想后来也是维新运动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主流的思想是“体”，是不能动的。但是维新派包括谭嗣同他们，他们想动的就是“体”，他们想实行君主立宪制，想开议会资政，想改变科举制度、教育制度，想把军队现代化，这样的一些体制上的改革动了“体”。那么这就产生了思想的分歧。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中国从“师夷长技”到改革政治体制的一个转变，由学习到改变，由学习到变革的这个过程。这是影响谭嗣同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第三，甲午战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是会打赢的，至少不会败的那么惨，但是我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这个事情对中国人的触动非常大。甲午战败，中国人打痛了，打醒了，打急了。什么叫打痛了呢？一直到1884年的中法战争，我们都没觉得很痛，到沙俄搞了我们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我们也没有很痛，我们原来认为满洲北边儿那个地方跟我们关系不大，我们也不怎么痛。但是甲午战败这个时候，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台湾和周围的岛屿割让给日本，我们痛，打急了。所以有公车上书，上千名举子由此而聚会，请愿，打醒了，这个时候激进的知识分子知道要改革了。所以甲午战争的时候，谭嗣同和唐才常两个人在武汉，边哭边接到这些战报，因为谭嗣同的父亲是湖北巡抚，他能够看到那些战报，彻夜的哭，抱头痛哭。所以他自己讲，他说甲午以后我的思想为之一变，他在甲午之前写的最后的一篇文章叫《治言》，基本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从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到北方结交了这些朋友，读了这么多西方的文化之后，他这个时候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甲午战争是他思想转变的催化剂。

　　 谭嗣同启蒙思想的特点

我们不能全面的去讲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体系很大，而且也没有必要全面去讲。我们后来的学者也认为，在维新前后，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有四位比较突出：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他们的先后也是按这个顺序，他们的思想特点也是按这个顺序。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关系不能不讲，也不能讲的太厉害。其实谭嗣同的思想超过了康有为，但是他在当时的贡献或影响没有康有为大，因为他的“仁学”思想是他去世以后梁启超在日本整理发表出来的，这个时候戊戌维新已经失败了。康有为的思想是一个发动机，它从一开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就震动京师，影响千千万万的举子，影响很大。康有为对谭嗣同的影响就是说强调博爱、强调仁爱。谭嗣同对康有为是非常敬重的，他游学的时候到了北京，见到梁启超，没有见到康有为，梁启超就把康有为的思想向他做了一个转述和介绍，谭嗣同就觉得思想受到了很大的触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