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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成:谈藏传佛教中国化

更新时间:2021-03-15 22:30:55
作者: 李德成  

  

   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做好我国宗教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在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1]在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2]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宗教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内涵,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必须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并用以指导我国宗教工作的实践。

  

   关于宗教的本土化、中国化和中国化方向

  

   有学者认为,宗教的本土化和中国化是同一概念,但二者应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宗教的本土化、中国化和中国化方向具有不同的含义。

   所谓宗教本土化,是对外来宗教而言的,反映的是一种外来宗教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适应、发展和变化过程。一种宗教要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传播和弘扬,必须适应该国或地区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社会要求等,通俗地说就是要入乡随俗。外来宗教在我国实现本土化,要想融入我国的生活环境,就必须学习我国的语言、接受我国的文化传统、尊重我国的风俗习惯、适应我国的社会要求。在传播过程中,要在保持基本教义义理的条件下,从经典文献中精炼、筛选本宗教思想的精神与内核等,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确定适应我国国情的宗教观念和思想、宗教感情或体验、宗教行为或活动、宗教组织和制度,坚持符合我国社会生活的传播方式、修持方式、礼仪规范和宗教艺术等,并深入到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形成具有我国地域性特征、民族性特点、中华文化色彩、中国特色的宗教。所谓本土化,从范围上来讲,只是针对外来宗教而言,不涉及本土宗教问题。

   所谓宗教中国化,既包括外来宗教,也包括本土化了的宗教和本土宗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对外来宗教而言,是指外来宗教在我国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中国本土化,日益与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相适应、相结合,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宗教,表现出有别于外来宗教的特殊精神面貌,这也是宗教的本土化。另一方面,对于本土宗教或本土化的宗教而言,是指本土宗教或本土化的宗教要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不断调整和创新,与不同的社会时代相适应,形成具有中国时代特点的宗教,这也是宗教时代化。另外,本土宗教的中国化不仅是时代化的问题,还涉及与主流文化、主体文化的融合问题,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相融合的问题,如苯教、东巴教、师公教等。

   所谓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指我国宗教要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要求,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坚持适应当代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需要的发展方向,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贡献积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4]确定了当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原则和内容。但宗教中国化方向具有更深更广的内涵,需要深入研究和挖掘。

  

   关于藏传佛教的中国化

  

   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一起构成北传佛教,或同属北传佛教,同时从学术上讲又同属大乘佛教支系。佛教传入我国藏族地区以后,经过与藏族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藏传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重要进程,又与中原文明和汉传佛教相互吸收、相互影响,推动了中国化发展。

   (一)完成藏族地区佛教的地方化、民族化

   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从尼泊尔和内地传入西藏,汉传佛教禅宗等派别在西藏得到传播,对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传佛教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来源。公元7世纪中叶到公元9世纪中叶为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前弘期”,因主要以引进和翻译佛经为主,佛教未能在西藏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教派体系,由于王室发生“达玛灭佛”事件,佛教在西藏发展中止。公元10世纪末,佛教复兴势力通过“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分别从今青海藏区和西藏阿里地区进入西藏腹心地带,与藏族传统文化融合发展,正式形成藏传佛教,是为“后弘期”,并陆续形成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等教派。

   后弘期开始逐渐形成的藏传佛教之所以不同于前弘期佛教,是因为它是佛教、汉传佛教与藏族地区原始宗教苯教等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是藏族地区地方化、民族化了的佛教。它是以佛教教义为基础,吸收苯教神祇和仪式,教义上则以大乘中观派为主,显密兼修,并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形成了藏密即藏传佛教密宗的一种佛教派别。它形成许多独具特色的教派,有严密的寺院组织、传承体系和学经制度,有完整的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典籍,已经成为中国化的佛教。

   与藏族地区传统语言文字相结合,形成了本土化的独特的藏语系佛教体系。无论是讲经说法、学习佛经,还是翻译典籍、著书立说,均采用藏语文,成为藏传佛教的首要特征。

   与藏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本土化的独特学修体系。显宗和密宗相结合,尤其重视密宗,且四部密法俱全,尤其独有无上瑜伽密法,所谓即身成佛之法即在无上密中。

   与藏族地区的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本土化的佛学思想体系。藏传佛教各派都以龙树菩萨的中观学派思想为主,虽然各派对中观胜义谛、世俗谛二谛义的理解千差万别,但都以中观思想为自宗的理论基石,虽有唯识学思想存在,但未形成独立的学派。

   与藏族地区传统管理制度相结合,形成了本土化的独特学经制度。各派均有严密的学经制度,且各具特色。格鲁派学经制度较为典型。该派学经规定严格,特别注重修习次第,强调先显后密,显宗人人可学,密宗只能传授给少数所谓“根器”合格的人。在显宗方面,规定了五部必学经典,即《现观庄严论》《入中论》《量释论》《俱舍论》和《戒律本论》。还形成了学僧考试晋级的独特的格西学位制度。

   与藏族地区传统社会制度相结合,形成了本土化的独特丛林制度。各教派规定有不同的管理体系及管理人员,各有专职,如学经组织、寺院经济组织等,并采用委员议事的形式来处理日常事务,各种僧职还有一定任期。在结构性管理方面,较大寺院一般可分为寺院、扎仓、康村三级,以扎仓为基本单位,类于僧院或学院,如显宗扎仓、密宗扎仓、医药学扎仓、时轮扎仓等,学习大小五明“十大学处”(即大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小五明:历算、诗学、藻词、声律学、戏剧)等。

   与藏族地区传统秩序观念相结合,形成了本土化的独特的宗教传承制度。所独有的活佛转世制度为藏传佛教的教阶制度平添了独特内容。

   可以认为,10世纪末叶,传入我国藏族地区的佛教完成了本土化和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新派别,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支特色文化。

   (二)藏传佛教不断吸收融合汉传佛教内容助推中国化发展

   汉藏佛教佛法不二,义理相同,均秉持佛教基本教义、义理和戒律。汉传佛教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源头之一,为藏传佛教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1、汉传佛教是藏传佛教的主要源头之一 汉传佛教是藏传佛教的主要源头之一,为佛教在西藏地方的初传、立足、发展和形成文化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成公主入藏使汉传佛教传入西藏地方,为佛教在西藏初传奠定了重要基础。

   公元7世纪中叶,文成公主入藏,带来了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和360部佛经,其中释迦牟尼佛像至今仍供于大昭寺内,成为藏传佛教最珍贵的圣像和藏族信教群众最为崇拜的佛像。文成公主除带去佛像和佛经外,还传入寺院建造法式及寺院法规。小昭寺是文成公主设计建造;大昭寺虽系泥婆罗公主具体施工而成,但是寺址的选择勘察及寺院型制的设计,却是出自文成公主之手,对此,藏文史籍多有记载。两寺均留存至今。小昭寺后来成为格鲁派的下密院,大昭寺则因内供释迦佛像及其精美的建筑而享有盛名。据《玛尼宝训》载,文成公主还将汉地之“十四种寺院法规施行法”传入吐蕃。

   文成公主是吐蕃翻译汉传佛经的倡导者,发端了藏族翻译汉文经典的事业。松赞干布聘请汉地大寿天和尚至吐蕃,请他和吐蕃人拉垄多吉贝负责翻译汉传佛经,而文成公主则是他们的“施主”。《玛尼宝训》载,文成公主随松赞干布译经达13年之久,“汉地堪布之施主是文成公主,译师是文成公主本人及拉垄多吉贝……请汉地堪布翻译历算、药物及医疗法等等”。[10]

   汉传佛教经典、戒律、建筑文化等传入吐蕃,推动了佛教在西藏地方的传播和中国化进程。

   赤德祖赞(704—755)是派吐蕃使者亲赴内地取经的首创者,754年他派以汉人之子桑希为首的4名吐蕃使者亲赴唐都长安,向唐玄宗请赐佛经,唐玄宗将用金液写在瓷青纸上的佛经一千部,赐给桑希等人。[11]此后,汉传佛经《金光明经》及《律差别论》等也传入吐蕃。在吐蕃佛教初传时期,汉传佛教中的佛像、佛经、佛经翻译、佛寺建造、汉僧及寺规相继出现于吐蕃,对吐蕃佛教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表明吐蕃佛教伊始就与汉传佛教紧密相关。

   赤松德赞(742—797)时期为吐蕃佛教创建时期,这一时期汉藏佛教交流增多。首先派遣桑希等人赴唐取经,为桑耶寺建成后的大规模译经作准备。其次,命桑希等赴内地五台山,参观学习汉传寺院型制,为建桑耶寺作准备。第三,派拔赛囊及桑希赴内地学习佛教教诫,为吐蕃剃度僧人作准备。第四,请汉僧入藏为有计划地翻译汉传佛经作准备。第五,赤松德赞从学习汉传佛教知识入手,坚定在吐蕃发展佛教的思想。

   这一时期内地高僧摩诃衍(750—830?)在吐蕃传播内地禅宗,对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摩诃衍最初从敦煌受赤松德赞之请赴西藏传教。“顿渐之争”失利后,摩诃衍仍在吐蕃传播禅宗。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方面对敦煌藏文佛经写卷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汉传禅宗顿悟派并未如藏史所记载的那样,在桑耶寺僧诤失利后便全面退出吐蕃,敦煌藏经洞内相当部分藏文禅宗写卷的存在,证明摩诃衍的禅宗世系不仅在藏族僧人中得以传承,其教义体系还有明显的发展趋势;其教义法理对后来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大圆满思想以及噶举派的有关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摩诃衍在藏收徒虚空藏(760—830),后者收徒益西央(760—840),这3位禅宗师徒几乎是同时代人,活动年代主要集中在8世纪后期至9世纪前中期,大体在780—830年间,师徒3人共同努力,使禅宗在藏地得到很大发展。摩诃衍的主要功绩在于他将汉地禅宗传入吐蕃;虚空藏则是将汉地禅宗吐蕃化的关键人物,他早期协助摩诃衍在吐蕃传教,后期则创建藏地的禅宗派系大瑜伽派,也是第一位用藏文著书立说的禅师;益西央在译经、整理经典以及综合性理论建树上都作出了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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