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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问题

更新时间:2021-02-25 02:06:05
作者: 邹兵建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根据成立条件的不同,可以将交通肇事逃逸分为刑法逃逸和行政法逃逸。其中,刑法逃逸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入罪逃逸和加重逃逸。处理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严格区分刑法逃逸和行政法逃逸,避免将行政法逃逸升格认定为刑法逃逸。刑法逃逸以行为人的行为成立交通肇事罪为前提。为此,刑法逃逸要求行为人具有“两次违规性”,并且要求其在事故发生前的违规行为与事故的发生具有刑法因果关系。刑法逃逸的本质是逃避法律责任,而非逃避救助义务。刑法逃逸的客观要件是,行为人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逃跑。其中的“逃跑”是一个规范性概念,而非事实性的空间概念。刑法逃逸只有成立与否的问题,而没有未遂与中止的问题。刑法逃逸的主观要件是,行为人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并且具有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

   关键词:交通肇事罪 刑法逃逸 行政法逃逸 逃避法律责任说 逃避救助义务说

  

   交通事故是日常生活中常见多发的一类事故。据统计,在2014年—2018年的五年间,我国平均每年发生20万起交通事故,平均每年有6万人死于交通事故。[1]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尤其是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肇事者逃逸的比重很高。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发现,在所有的交通肇事罪一审判决书中,出现了“逃逸”一词的判决书占据45%左右。[2]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面简称为《交通肇事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不仅会影响对行为人的量刑,而且还会在一定条件下影响对行为人的定罪,因而需要认真对待。然而,关于如何理解交通肇事逃逸,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误区,理论研究中也存在很多分歧。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问题做一个研究,以期为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提供一个相对明确、合理的标准。

  

   一、逃逸的分类

  

   逃逸的基本含义是逃跑,它不一定与交通事故有关。例如,我国《民法典》第1249条对遗弃、逃逸的动物所引起的侵权责任做出了规定。显然,这里的逃逸与交通事故无关。而本文所讨论的,是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逃逸,本文将其称为“交通肇事逃逸”。交通肇事逃逸不仅被规定在刑法之中,而且也被规定在行政法之中。例如,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为了方便论述,本文将出现在刑法之中的交通肇事逃逸称为“刑法逃逸”,将出现在行政法之中的交通肇事逃逸称为“行政法逃逸”。[3]

   那么,刑法逃逸和行政法逃逸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外延和内涵两个角度加以回答。从外延的角度看,行政法逃逸与刑法逃逸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刑法逃逸,那么该行为一定会构成行政法逃逸;反之却不然,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行政法逃逸,那么该行为未必能构成刑法逃逸。从内涵的角度看,刑法逃逸的成立门槛要比行政法逃逸的成立门槛更高。从客观层面看,刑法逃逸以行为人的行为成立交通肇事罪为前提,[4]而行政法逃逸没有这个要求;从主观层面看,刑法逃逸故意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而行政法逃逸故意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

   当然,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刑法逃逸。刑法第133条规定了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它们都属于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构成要件要素。其中,逃逸对应的法定刑是3—7年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对应的法定刑是7—15年有期徒刑。不过,《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根据这一规定,逃逸也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中补足结果不法的基本构成要件要素,其对应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为了方便论述,笔者将作为基本构成要件要素的逃逸称为“入罪逃逸”,将作为加重构成要件要素的逃逸称为“加重逃逸”。其中,加重逃逸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对应于3—7年有期徒刑的“普通加重逃逸”和对应于7—15年有期徒刑的“因逃逸致人死亡”。

   对逃逸概念做上述分类,不是为了玩概念游戏,而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处理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问题。说到底,处理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问题,无外乎就是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行为人是否成立刑法逃逸?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要严格区分刑法逃逸和行政法逃逸,避免将行政法逃逸升格认定为刑法逃逸。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接下来需要回答第二个问题,行为人的刑法逃逸到底是入罪逃逸、普通加重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只有回答好了这个问题,才能对被告人进行精准量刑。不过,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此仅讨论上述第一个问题。

  

   二、刑法逃逸的成立前提

  

   上文已述,刑法逃逸以行为人的行为成立交通肇事罪为前提,这是刑法逃逸区别于行政法逃逸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可知,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者在判断有逃逸情节的案件是否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时,存在一些误区,将很多原本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行为认定为交通肇事罪。问题主要出在行为要素的判断和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上。

   (一)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交通肇事罪的行为要素。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既可能出现在事故发生前(例如超速驾驶、醉酒驾驶、无证驾驶),也可能出现在事故发生后(例如逃逸)。但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交通肇事罪的行为要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需要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刑法因果关系,而原因肯定必然要出现在结果之前。所以,刑法第133条所规定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只能是事故发生前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不能是事故发生后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当然也就不可能包括逃逸。这意味着,在逃逸案件中,只有当行为人除了逃逸之外还有另外一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其才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本文将刑法逃逸的这个特点称为“两次违规性”。这一点构成了刑法逃逸与行政法逃逸的一个重要区别。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完全遵守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但是仍然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行为人逃逸,那么这个逃逸只能是行政法逃逸而不是刑法逃逸,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多不符合“两次违规性”的逃逸案件,被司法者错误地认定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案例1:尹某某交通肇事案】2014年4月9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尹某某驾驶一辆农用运输车在国道上由东向西行驶。被害人徐某无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由西向东行驶,撞到公路上的隔离墩后倒地向东滑行,与尹某某所驾驶的农用运输车发生刮撞,致车辆损坏,徐某受伤(重伤二级)。事故发生后,尹某某驾车逃离现场。法院认为,被告人尹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重伤,负事故主要责任,且在事故发生后逃离现场,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5]

   在本案中,与其说是尹某某开车撞了被害人,还不如说是被害人倒地滑行时撞到了尹某某的车。在这份判决书中,完全看不出尹某某除了逃逸外还在何处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也就是说,尹某某并不符合“两次违规性”的要求,但是法院依然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

   类似的案件还有:(1)被害人驾驶电动三轮车追尾撞上被告人停在路边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被害人当场死亡,被告人逃逸;[6](2)被告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撞到横穿高速公路的被害人,致其当场死亡,被告人逃逸;[7](3)被告人清晨驾驶重型货车在省道上行驶,碾压到因醉酒而倒卧在道路中间的被害人,致其当场死亡,被告人逃逸;[8](4)被告人深夜驾驶拖拉机,与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的被害人相撞,致其当场死亡,被告人逃逸;[9](5)被害人驾驶无牌电动车与同向步行的路人发生碰撞,倒向道路中间,被对向行驶过来的被告人所驾驶的货车左后轮碾压,当场死亡,被告人逃逸;[10](6)被告人骑摩托车载被害人,撞上一条突然横穿马路的狗,被告人紧急刹车,致被害人摔倒在地,当场死亡,被告人逃逸。[11]

   在这些案件中,被告人是否符合“两次违规性”的要求,是存在疑问的。但是这些案件都被法院认定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由此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第133条所规定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这个行为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本文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司法者没有意识到刑法逃逸需要满足“两次违规性”的要求,从而以行为人逃逸为由认定其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司法者虽然意识到刑法逃逸需要满足“两次违规性”的要求,但是在具体判断行为人除了逃逸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时,以事故的发生反推行为人驾车时操作不当,从而认定其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这实际上是一种结果归罪的思路。判断行为人在驾车时是否操作不当,需要还原到事故发生前的具体情境中,看有合法驾驶资格且足够谨慎的驾驶者能否通过合理地驾驶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只有当答案是肯定的,才能认为行为人驾车时操作不当。

   (二)刑法因果关系

   交通肇事罪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客观构成要件包含了两层因果关系。第一层因果关系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与重大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层因果关系是重大交通事故与被害人的伤亡结果或公私财产遭受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第二层因果关系的认定通常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第一层因果关系的认定较为混乱。有很多欠缺第一层因果关系的逃逸案件被司法者认定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案例2:王某某交通肇事案】2019年5月18日1时11分许,被害人梁某某醉酒(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38.3mg/ml)驾驶与其驾驶证载明准驾车型不符的二轮摩托车,追尾撞上了被告人王某某醉酒(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2.7mg/ml)驾驶的停在路边的小轿车。梁某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王某某弃车逃逸。经查,王某某的小轿车属于逾期未审验的车辆。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主要责任,且交通肇事后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12]

在本案中,王某某除了逃逸外,还有醉酒驾驶和车辆逾期未审验这两个违规行为。根据王某某的供述可知,车辆逾期未审验是因为之前有违章没有及时处理,车辆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因而它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刑法因果关系。关键的问题在于,王某某的醉酒驾驶与事故的发生有没有刑法因果关系?在事故发生前,王某某已经将车停在了路边,结束了醉酒驾驶的状态。所以,王某某的醉酒驾驶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刑法因果关系。或许有学者会认为,王某某喝了酒,按规定就不能开车。如果他不把车开出来,被害人就不可能追尾撞上他的车,所以王某某的醉酒驾驶和事故的发生有刑法因果关系。应当说,这种分析思路是不准确的。判断行为人违章驾驶的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没有刑法因果关系,不仅要问,如果行为人没有开车,是否会发生相同的事故;而且还要问,如果行为人在完全遵守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情况下开车,是否会发生相同的事故。后一个问题属于客观归责理论中的结果回避可能性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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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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