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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条件说的厘清与辩驳

更新时间:2021-03-02 23:55:28
作者: 邹兵建 (进入专栏)  

   摘  要  作为刑法因果关系领域的通说理论,条件说受到了条件说无用论、条件说错误论以及条件说宽松论的批评,但这些批评意见都难以成立。是否有助于查明因果关系,并不是评价包括条件说在内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合理标准。条件公式的确会在假定因果关系和择一因果关系的场合得出错误结论,但条件公式不等于条件说判断公式,而条件说判断公式可以在上述两种场合得出正确结论。条件说可以区分为积极条件说和消极条件说,积极条件说的确存在过于宽松的问题,但目前在理论上占据通说地位的消极条件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关键词  条件说 条件公式 条件说判断公式 假定因果关系 择一因果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结果犯的场合,欲追究行为人故意犯既遂或过失犯成立的责任,不仅要求其实施了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而且还要求其行为与特定结果具有刑法学上的因果关系。一直以来,刑法因果关系问题都是刑法教义学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为了解决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理论上发展出来了条件说、原因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必然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等众多学说。[1]在这些理论学说之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当属条件说。条件说有两点基本主张:其一,对于结果的发生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原因,本文称之为“必要条件论”;其二,所有的必要条件对于结果而言具有同等价值,本文称之为“等价值论”。为了判断一个因素是否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理论上提出了“若无前者,则无后者”的条件公式(CSQN公式),亦即英美刑法学者所说的“but-for公式”。

   条件说一经提出,很快便取得了理论上的通说地位,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备受推崇。它不仅得到了德日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支持,[2]而且也受到了英美刑法学者的拥护,[3]甚至被直接规定在美国的《模范刑法典》之中。[4]在我国,条件说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5]而且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6]可以说,放眼德日、英美以及我国的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如果要在因果关系这一充满争议的领域中找一个底线共识的话,恐怕有且仅有条件说了。

   但是,理论上对条件说并不是没有批评。相反,自条件说问世以来,学界对它的批评从未停止过。总体上看,理论上的批评意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条件说在查明刑法因果关系的过程中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本文称之为“条件说无用论”;第二,条件说在假定因果关系、择一因果关系的场合会得出错误结论,本文称之为“条件说错误论”;第三,条件说会不当地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本文称之为“条件说宽松论”。在上述三种批评意见的基础上,学界发展出了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等其他理论学说。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学界对条件说的上述批评,主导了刑法学在因果关系领域的理论走向。

   理论研究的推进离不开学术批评,而客观公允的批评需要建立在正确理解批评对象的基础之上。笔者以为,目前刑法学界,无论是条件说的支持者,还是条件说的反对者,对条件说中的关键性问题都未能展开充分讨论,以致反对者对条件说的批评存在不切之处,而支持者为条件说作的辩护也无法自圆其说。有鉴于此,下文将以上述三个批评意见为线索,对有关争点逐一展开分析,以期揭示条件说的本质内涵,还原条件说的理论本貌,促进学界对条件说乃至整个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研究。

  

   二、对条件说无用论的审视

   条件说无用论认为,条件说只能适用于已经被查明的因果关系之中,它对于因果关系的查明本身发挥不了任何作用。[7]如果不能对这个严厉的指责进行有效地回应,条件说就面临着被全盘否定的危险。本文认为,要从根本上回应条件说无用论的批评,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条件说是否确如它的反对者所批评的那样在查明因果关系的过程中不能发挥任何作用?(2)如果条件说的确不能为因果关系的查明提供任何帮助,是否就意味着它没有理论价值?(3)如果条件说并非毫无作用,那么其理论价值何在?以下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分析。

   (一)条件说无助于因果关系的查明

   条件说能否在查明因果关系的过程中提供帮助?不妨在最简单的案件中来讨论这个问题。在甲开枪打死乙的案件中,运用条件说判断因果关系,调查者会宣称,“如果甲不开枪打乙,乙就不会死,因而甲的行为和乙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对于这句话,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由“如果甲不开枪打乙,乙就不会死”可以推导出“甲的行为和乙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其二,凭什么认为“如果甲不开枪打乙,乙就不会死”?前者追问的是条件说适用结论的正确性,后者追问的是条件说的适用前提。对于前一个问题,本文将会在第三部分展开分析,这里暂且不论。在这里,着重分析后一个问题。

   “如果甲不开枪打乙,乙就不会死”是一个条件句。其中,“甲不开枪打乙”是前提,“乙不会死”是结论。而无论是它的前提,还是它的结论,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发生过。事实情况是,甲开枪打了乙,而且乙也死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办法让历史倒退,我们无法改变其中的一个因素并让一切重新来过。”[8]既然如此,调查者凭什么断言“如果甲不开枪,乙就不会死”呢?

   本文认为,调查者之所以能够做出上述判断,是因为其掌握了以下三条背景信息:其一,开枪可以打死人;其二,甲对乙开了枪;其三,在当时特定的场合,除了甲的开枪行为,没有其他的可能导致乙死亡的因素。不难发现,第一条背景信息是关于自然法则的,而后两条背景信息是关于具体的事实经过的。可见,只有同时掌握了有关自然法则的信息和有关具体的事实经过的信息,调查者才能做出“如果A不…,B就不会…”的判断,进而才能适用条件说。一方面,调查者如果没有掌握相关的自然法则,根本无法运用条件说判断因果关系。例如,调查者若对某种药物的性能缺乏全面了解,就无法判断如果孕妇没有服用这种药物,新生儿是否依然会畸形。[9]另一方面,调查者即便掌握了相关的自然法则,如果不了解具体的事实经过,也无法运用条件说找出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例如,甲乙二人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时朝丙开枪射击,其中一枪打中丙的要害致其死亡,另一枪则没有打中。尽管开枪射击可以致人死亡这个自然法则是众所周知的,但如果调查者不清楚到底是谁的子弹打中了丙,就无法将丙的死亡结果归责于甲乙二人中的任何一人。[10]

   那么,适用条件说所需要的背景信息是通过哪些途径获得的呢?自然法则可以分为一般性的自然法则和前沿性的自然法则。对于一般性的自然法则,依靠日常生活常识就足以了解;对于前沿性的自然法则,则需要向相关领域的专家请教咨询。而具体的事实经过的获知,主要依靠目击者的直接观察,但在有些情况下还需要借助于医学检验。不难发现,这些信息的获取途径与条件说没有任何关系。

   综上可知,在具体的案件中,为了查明因果关系,调查者既需要了解相关的自然法则,又需要知道具体的事实经过。在刑法理论上,前者被称为“一般因果关系”,后者被称为“具体因果关系”。[11]而这两个方面信息的掌握,主要依靠生活常识、直接观察、医学检验乃至科学研究,与条件说无关。就此而言,条件说的确在查明因果关系的过程中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二)是否有助于查明因果关系不是评价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合理标准

   尽管上文确认了条件说对于因果关系的查明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但就此断言条件说是无用的学说,还为时过早。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为因果关系的查明提供帮助,是不是一个评价条件说有无价值的合理标准?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纵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每个理论的提出,都有对其功能的预设。而判断某一理论是否有用,要以其被预设的功能为标准。同理,评价条件说是否有用,要以其被预设的功能为标准。那么,条件说被预设的功能是什么呢?考虑到条件说是众多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中的一个,这个问题可转化为: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的预设功能是什么呢?一般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的功能在于指导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这当然没错,但还不够精确。本文认为,从形式逻辑上看,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是一个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一方面,调查者需要掌握刑法因果关系成立的标准(大前提);另一方面,调查者还须查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事实关联(小前提)。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调查者才能将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事实关联与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标准进行比对,“目光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流转”,从而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图1)

  

   图1: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过程

   显然,在上述三段论中,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发挥作用的场域是其中的大前提。由此可见,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被预设的功能是,为刑法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判断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标准。因此,评价它是否有用的标准应该是,它提供的判断标准是否是一个合理的、有价值的标准。至于对行为与结果之间事实关联的查明,亦即上述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则有赖于调查者对相关自然法则的掌握和对具体事实经过的知悉。正如罗克辛所指出的,“在人们存在怀疑时,因果关系从来不会通过什么公式,而永远都是仅仅只能通过准确的自然科学方法(主要是实验)来加以证明。”[12]正是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不能为事物之间的事实关联的查明提供任何帮助。不仅条件说是这样,其他的学说例如合法则的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同样也是如此。对照上述三段论,不难发现,条件说无用论错误地将评价上述三段论中的小前提的标准(能否在查明因果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作为评价上述三段论中的大前提的标准,从而在评价标准上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这正是条件说无用论不能成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三)条件说的价值在于以科学的标准避免罪刑擅断

   要从根本上回应学界对条件说理论价值的质疑,还需要从正面回答,条件说的理论价值究竟是什么?现代刑法学普遍认为,必要条件关系的判断为行为人的责任范围划定了最大边界。这个观点也与日常生活经验相吻合。很难想象,司法者会将一个不利的后果归责于一个并非属于引发该结果的必要条件的行为。如此看来,条件说似乎只是重申了早已为日常生活观念所认可的观点,其内容固然正确,但没有任何新意,不免有沦为“正确的废话”之嫌。那么,条件说到底有没有价值?如果有,它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

   尽管以条件说指导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已成了现代刑法学的共识,但从人类追究刑事责任的漫长历史来看,无论是条件说,还是因果关系的判断,都不是从来就有的。梳理刑法归因归责模式的嬗变历程可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对刑事责任的追究都处于“有归责无归因”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司法者或者根据被审判者在经受水刑、火刑或其他形式的神意审判下的身体症状来决定其是否有罪(神意审判),或者根据一些外在的客观特征来决定行为人是否要为结果负责(保辜制度、一年零一天规则),或者甚至只要结果发生了,就要追究某些人或动物甚至是没有生命的物体的责任(结果责任论)。[13]

19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技日益发展,人类逐步进入了“科学技术世纪”。自然科技的巨大进步在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兴盛。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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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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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1期第77-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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