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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论刑法归因与归责关系的嬗变

更新时间:2021-02-25 01:53:03
作者: 邹兵建 (进入专栏)  

   一、问题的提出

  

   晚近的刑法理论一般认为,要将某个侵害法益的结果归结于行为人,就必须肯定其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事实联系,并且确认这一联系具有刑法上的重要意义。[①]判断是否存在因果联系的过程就是归因;在此基础上,对已存在的事实联系的重要性进行评价的过程即为(客观)归责(Objektive Zurechnung)。[②]只有在归因与归责都能成立时,行为才能该当于结果犯的构成要件,既遂犯形态的不法始得以确立。由此,归因是归责的前提,归责是对归因的进一步限缩,二者分别从事实(存在论)与规范(价值论)两个视角,限制不法成立的范围。

   然而,刑法上归因与归责的关系并非历来如此。自奥地利学者格拉塞(Julius Glaser)最先提出因果关系论开始,条件说指导下的归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力承担着限制不法成立范围的重任。当时的刑法理论缺乏清晰的归责概念,归因成功的同时也就扫清了归责的障碍。再往前追溯,中国古代的保辜制度和英美法系的一年零一天规则,体现了在无法准确查明因果关系时利用既定规则进行归责判断的思路。此时,归责独当一面,没有困于归因之难而畏葸不前。及至今日,归因与归责的关系比较稳定地表现为前提判断与进一步判断的二元共存模式,但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可以预见,随着社会变迁、科技进步以及刑法理念的兴替,归因与归责的关系还会呈现新的样态,从而对刑法理论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本文尝试以归因归责的关系为切入点,对刑法相关理论进行撷取与比较,并作一种阶段式、类型化的描述,进而试图勾勒出归因与归责关系演进轨迹和发展趋势。

   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出发,将刑法理论发展进程划分为几个阶段,极易陷入空想与武断的泥沼;在此基础上,试图将不同的阶段进行串接,进而描绘出一种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对笔者来说,更不啻为痴傻与狂妄的绝佳体现。可以预见,无论是在阶段切分的可行性上,还是在阶段切分的意义上,本文都可能会遭到批评与质疑。为此,有必要预先作一些说明或辩解。一方面,笔者认为,运用韦伯的“理想类型”[③]的方法,按照归因归责关系对刑法理论进程进行阶段切分,具有可行性。正如韦伯所说,不曾有任何一个科学体系能再现全部的具体事实,也不曾有任何一个概念工具能完全概括各种具体现象的千差万别,一切科学都要选择和抽象。[④]因此,没有“再现全部的具体事实”或者没有“完全概括各种现象的千差万别”不应成为质疑阶段划分的理由。此外,本文作阶段切分的目的在于为理解刑法相关理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换言之,本文试图描述的是“对历史的认识”而非“历史”本身,因而对素材的取舍与拼接,尽管掺入了主观臆断,也不应被指责为是“对小姑娘的任意打扮”。另一方面,按照归因归责关系对刑法理论发展进程进行切分,在笔者看来,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为比较与评价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客观归责理论等相关学说提供一个理论背景,为理论评价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创造条件,避免犯“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魏源语)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跳出归因归责具体理论学说的苑囿,站在更高的平台、以更开阔的视野,宏观地把握刑法归因与归责关系的嬗变过程和发展趋势。

  

   二、有归责,无归因

   (一)从结果责任到客观归责

   从根本上说,刑法就是设定和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⑤]自诞生时起,刑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恪守结果责任论。此时,责任的认定仅以不法结果是否发生为准,“既不分别行为的结果和偶然现象,也不问犯人对犯罪事实有无认识,只知按行为及行为后继起的现象来衡量犯人的责任。”[⑥]作为整体性的判断,这一时期的归责只是将不法结果盲目而机械地归结于人或动物甚至没有生命的物体。结果责任论是人类早期社会愚昧的产物,随着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刑法的正当性受到了重视,结果责任论因其超出了刑法报应的合理范围而被摈弃。“人类后来一方面逐渐了解行为和结果在时间上是继起关系,但在内容上还有发展关系,和偶然现象纯属二事,于是有了因果关系概念。同时也逐渐了解犯人主观上对于行为和结果存在着知与不知、故意和过失、认识正确或误解的差异,遂有犯意责任原则的萌芽。”[⑦]由此,归责由整体性判断分化为两个方面的判断:一方面,通过对因果关系等因素的考察,判断结果是否具有客观上的可归责性,此即为客观归责;另一方面,藉由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等因素的探究,决定行为及其结果是否具有主观上的可归责性,这就是主观归责。自此,在客观归责的领域内,讨论归因与归责的关系才成为可能。

   (二)归因困难与保辜制度

   自客观归责分离于整体性归责之时起,因果关系就在客观归责的判断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常情况下,归因是归责的唯一内容,肯定了因果关系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具有客观上的可归责性。但是,因果关系的判断有时并不容易。例如,在行为人故意拿刀刺向被害人,被害人受伤并于一段时间后死亡的场合,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虽然这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医疗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通常不是问题,但在自然科学水平低下的古代,有可能是棘手的难题。

   在因果关系不明时,是否以及如何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有两条思路供裁判者选择:其一,作统一判断,全部归责或者全部不予归责;其二,作具体判断,结合具体案情予以不同处理。若将此类案件全部归责,必然会不当地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累及无辜;相反,若全部放弃归责,则会放纵犯罪,甚至引致社会动荡、民心不安。因而只能作具体判断。但是,如果立法者不为这种具体判断预先制定一个规则,此类案件必将沦为司法者施展擅断才华的最好舞台。因此,立法者只能在因果关系之外创设判断客观上可否归责的标准。理想的标准需满足两项要求:其一,标准具有客观性与明确性,以确保裁判的便捷性和结论的可预测性;其二,标准应与因果关系的有一定关联,从而谋求裁判结论的相对公正。显然,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时间间隔完全符合上述两项要求。[⑧]“盖因受伤之轻重以定日期之多寡,若不设立一定期限则拟罪无从科断,而明刑易致错混。”[⑨]因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时间间隔这一标准便为我国古代的保辜制度与普通法中的一年零一天规则所采用。

   保辜制度是我国古代刑法中处理伤害罪的一种特殊制度,其基本内容是殴人致伤后,规定一定期限,视其最后结果再行定罪量刑。[⑩]具体来说,如果被害人在一定期限内死亡,则以殴人致死罪处理;如果被害人在一定期限内没有死亡,则按伤情不同分别处理。一般认为,我国保辜制度始创于西周,完备于《唐律》并为后世刑律所沿袭。[11]《唐律》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12]无独有偶,在英美普通法中,被指控杀人的被告人造成的死亡必须表明是从被认为是引起犯罪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时间起不超过一年零一天之内发生的。[13]就以时间间隔为标准区分杀人罪与伤害罪而言,保辜制度与一年零一天规则确有异曲同工之妙。[14]

   (三)有归责,无归因

   蔡枢衡先生认为,保辜制度“实际上是有意识地应用反映自然界因果联系的意识。对于刑法,具有限制滥罚的作用,意味着刑法上的行为和结果间的因果关系理论的萌芽,标志着刑法史上的一种进步。”[15]陈兴良先生也认为保辜制度解决的是因果关系问题,并将其与普通法中的一年零一天规则一同视为推断式的因果关系规则。[16]在归因与归责完全等同的语境下,这种判断是准确而中肯的。但在对归因与归责予以分别理解的场合,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关系,这决定了以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为使命的因果关系理论只能立足于存在论,以符合自然法则的方法找出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将保辜制度与一年零一天规则纳入因果关系理论之中,会使该理论受到双重挑战。一方面,从内容上看,保辜制度、一年零一天规则以人为设定的时间标准“推断”因果关系的有无,否认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难以与其他因果关系理论协调;另一方面,就方法论而言,保辜制度与一年零一天规则是刑法在无法查明原因的情况下,为避免放纵犯罪而创设的规则,其目的在于划定相对合理的责任范围,具有鲜明的目的导向性,严重偏离了因果关系理论所秉承的存在论立场。因此,保辜制度与一年零一天规则不宜被认为是有关因果关系的规则。

   诚然,保辜制度与一年零一天规则的创设源自归因困难,正如英国学者指出,“这一规则(指一年零一天规则,——笔者注)是根据普通法推定的,因为要证明一年零一天这段时间以前的作为或不作为引起上述的死亡是困难的。”[17]但是,一旦刑法从新的思路创设出可以直接解决归责问题的规则,归因上的困难便不会对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构成任何障碍——不是因为克服了归因的困难,而是因为逾越了归因的困难。换言之,在刑法可以借助于既定规则解决归责问题时,归因的困难性本身虽没有改变,但它的重要性却一落千丈,沦为一个不为刑法所关心的无关紧要的问题。保辜制度与一年零一天规则的使命,就是在归因困难时指导归责问题的解决,因而“保辜限期乃定刑事责任限界之重要制度”。[18]因此,保辜制度和一年零一天规则体现了“有归责无归因”的归因归责关系。

   保辜制度和一年零一天规则有效地回避了因果关系认定的难题,有助于明确刑事责任的范围与形式,但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时间论的思维定式中,将当事人刑事责任有无与轻重的判断决之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被害人死亡的具体时间,与现代刑法学之罪责自负原则颇有出入。但这既是当时自然科技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落后状况下的无奈之举,也是时人所奉天人合一道德观的如实反映。“虽此一刻岂即为生死之紧关情节,然立法不得不如是,法有所穷,则以其权听之于天正,所谓奉若天道也。”[19]

   保辜制度与一年零一天规则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且所能适用的罪名非常有限(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可能有人会据此提出批评,认为所谓“有归责无归因”只是对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特定罪名所体现的归因归责关系的描述,刻意强调这种关系类型,只不过是小题大作、虚张声势,抑或是玩一个语词游戏,以便与下文取得形式上的对称,实际意义相当有限。对于这一意料中的批评,笔者未敢苟同。一则是因为,古代社会中犯罪的形式较为单一,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这两项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在犯罪总数中占据着相当的比重,这也意味着保辜制度与一年零一天规则在古代社会有着相当广阔的适用空间。[20]二则是因为,保辜制度与一年零一天规则之所以能体现“有归责无归因”的关系类型,原因不在于这两项制度本身,而在于创设这两项制度的社会背景。前文已述,保辜制度与一年零一天规则是归因困难催生的制度。面对归因困难,裁判者有统一判断与具体判断两种思路,保辜制度和一年零一天规则都只不过是具体判断思路指导下的一种对策而已。即便裁判者不采用保辜制度或一年零一天规则,而运用其他方法进行具体判断,或者彻底放弃具体判断的思路而作统一判断,认为所有归因困难的案件一律(不)具有可归责性,体现的归因归责关系仍然是“有归责无归因”。易言之,在归因困难时,无论裁判者采用何种方法判断,也不管判断结论如何,都体现了撇开归因而单独进行归责判断的思路,都是“有归责无归因”的体现。而归因的困难又源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落后。追根溯源,“有归因无归责”是刑法在自然科学技术落后时的归因归责关系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辜制度与一年零一天规则之于“有归责无归因”的关系类型,只是典型标本而非全部例证。

   (四)小结

自然科学技术落后所带来的归因困难催生了保辜制度与一年零一天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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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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