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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更新时间:2021-01-26 15:24:10
作者: 杜鹰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情下,如何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是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面临的约束

   (一)农业现代化的内涵

   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学界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各国也有不同的实践做法。但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是确定的。一是用现代的物质技术装备农业;二是农业经营要有一定的规模和相应的主体;三是有一整套产前、产中、产后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四是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之逐步接近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

   (二)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约束

   中国农业要实现现代化面临两个主要约束:

   1. “人多地少水更少”的资源禀赋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农业适合生产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土地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不具比较优势。

   2. 供给侧的小农生产结构。我国农户属于典型的东亚小农类型,有4个主要特征:一是小规模。我国2.2亿农户户均经营规模只有半公顷,即便加上土地流转,户均经营面积也不过0.7公顷。而美国210万个家庭农场户均经营规模为170公顷,为中国的240倍;欧盟的家庭农场户均规模是18公顷,为中国的25倍。二是半自给。我国多数农户的商品率不高,相当一部分农户不是为卖而生产,而是在满足家庭消费后出售剩余的农产品。三是兼业化。我国农户普遍兼业,且纯农户、一兼农户比例不断下降,二兼农户、非农户比例在上升。2019年底,全国农户平均的农业收入只占家庭收入的36%。四是非法人化。我国农户多是自然人,市场信用度不够。

   总体看,小农生产有利有弊。长处是精耕细作,把有限的资源利用到了极致;还有,兼业化让农户年度间收入更趋稳定。但是另一方面,小农生产结构的确不利于引入新技术和现代生产要素,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标准化和市场化,不利于更快地提升农业生产率。

   在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人多地少和小农生产结构这两个约束,必然导致农产品成本快速上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成本加速上升,中国农业已进入高成本阶段。以三种粮食为例,2005年到2015年,我国三种粮食生产的亩均成本从425元上升至1090元,年均增幅9.9%,其中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年均增幅分别是11.4%和13.4%。就人工成本而言,2015年我国三种粮食亩均用工量为5.6个小时,工价是79.7元,合计每亩的用工成本是446元。相比于机械化大生产的美国,美国的单位工价是849元,是我国的10倍多,但美国亩均用工量仅为0.38小时,亩均人工成本为40.3元,仅为我国亩均人工成本的9%。

   由于成本高企,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面临巨大挑战。2010年、2012年前后,我国三种粮食的收储价格已全面高于国际市场的离岸价格和配额内进口的完税价格,这是导致中国自2004年由农产品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后,贸易逆差逐年扩大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农业领域的重要阶段性变化

   近些年来,我国农业领域的一些重大变化,昭示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可能前景。

   第一,农业物质基础和装备条件显著改善。2004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2358亿元,这一支出水平在2019年提升至2108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农业“四补贴”从146亿元增长到2374亿元。与政府农业投入的增加相对应,农作物抗灾能力提升。2004—2019年,中国农作物受灾、成灾面积分别下降了48.1%和51.2%。与此同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45%提高到59.2%,有效灌溉面积从8.2亿亩提高到10.1亿亩,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从34.3%提高到70%。

   第二,农业产业结构变革深入推进。从横向看,农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内容之深刻前所未有。多种经营占农业的比重稳步提高,高附加值农产品占比逐年提升,不同地区农业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推动着我国农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朝着更符合我国资源禀赋的方向发展。纵向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入推进,不仅拉长了农业产业链条,拓宽了农业增长空间,开发了农业多功能性,而且为农业注入了新要素、新技术、新业态、新功能。

   第三,新型经营主体大量出现。截至2019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的流转面积5.5亿亩,流转率达到36%,全国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计300多万家,培养新型职业农民1700多万人。同时,围绕新型经营主体形成的各类服务组织比以往有了明显的增长。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36.9万家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全托管、半托管等生产性服务,服务农户5000多万户。

   第四,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明显缩小。农村改革40年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劳动生产率比值的变化,明显分为两个阶段,拐点出现在2004年。2004年以来,该比值由6.85下降到目前的4.38,差值缩小了36.1%,意味着中国已进入到农业劳动生产率快速发展的时期。

   当然,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变化远不止这些,但这些变化已经为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

   三、如何继续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

   (一)正确处理粮食安全与发挥比较优势的关系

   尽管大田作物在中国不具比较优势,但从战略全局和长远考虑,中国必须坚持立足国内、以我为主的方针,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饭碗里主要装中国粮。在这点上,中国不能学日本和韩国,也不能片面强调比较优势。同时,我们也要全面准确地理解粮食安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不是要全部自给,我们完全而且应该更主动和自觉地利用国际市场。从这个意义上,粮食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核心是口粮安全,本质是食物安全。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和前提,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统筹安排好国内的生产结构和布局。

   (二)坚持走分区分类突破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迄今为止,国际上比较成功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大体有两种:一是以新大陆国家为代表的大规模+机械化的发展模式,重点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以以色列、荷兰等为代表的劳动+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模式,重点是提高土地生产率。按照速水-拉坦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什么要素稀缺就要重点发展什么技术,中国农业现代化似乎更应该偏向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的技术路线,但是又并不尽然:第一,中国地域间差别极大,各地比较优势各不相同,必须根据各地的农业结构和作物类型,走有差别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以大田作业为主的地区,土地规模经营和机械化的权重应更高;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地区,就要发挥名特优产品的优势,坚持走技术和劳动密集型路线。坚持分区突破,不搞一刀切,应该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则。第二,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攻方向应该有所不同。高成本阶段,中国农业应更加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事实上,最近十几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确实远远快于土地生产率的提升速度。

   (三)积极稳妥地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并大力培育新型农业主体

   从数据上看,到2035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会从目前的25%下降到2035年的10%左右。但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东亚小农户类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注意四点:第一,要突出重点,基于我国区域差别大的现实状况,对应不同地区的作物品种,尤其要重点发展粮食产区的适度规模经营;第二,要主动利用农户分化趋势,建立以农耕者为主体的土地流转经营制度,而且要抓好核心农户的培养工作;第三,推进规模经营要“两条腿”走路,在促进土地流转的同时,也要大力倡导和推广“托管”服务;第四,高度重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四)努力实现农业技术的突破

   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增产技术仍然重要。增产技术始终是节本增效技术的基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土地要素稀缺,提高稀缺要素的生产率是永恒的主题。农村改革40年来,我国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例从8:2调整到目前的7:3,粮食的播种面积比1978年减少了6800万亩,但粮食的总产量却是1978年的2.2倍,靠的就是增产技术。只有增产技术上去了,粮食单产上去了,才有发展高附加值农业的基础。同时,要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发展节本增效技术,重点是四大技术:机械替代、生物育种、人工智能和绿色环保。只要把这四大技术发展好,就可以有效提升中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五)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并不矛盾。农业是弱势产业,国家通过支持保护在农业脚底下垫块砖,更有助于农业进入市场,让市场机制在农业领域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当然,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不应以妨碍价格信号的作用为代价。为此,我们已经实施了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改革6年来,总体效果是好的。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方面,下一步还有三点要注意:一是要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从2018年经合组织国家和我国对农业支持保护总量看,我国农业支持总量占农业产值的比重是17.8%,比经合组织国家低11.4个百分点,而且持续几年呈现下滑趋势。又考虑到当前我国粮食和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因此必须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二是要实行更加差别化、更加精准的补贴政策,向主产区和规模经营主体倾斜,提高补贴效率。三是强化财政与金融政策的组合,支持农业信贷、农业保险扩大在农业领域的覆盖面。

   总的来看,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既要谋求适度规模经营,也要坚持走分区分类突破的战略;既要提高土地生产率,又要更加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搬美国等先行国家的做法,而要从我们的国情农情出发,走我们自己的路。

  

   杜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指导委员会委员

   本文根据作者在“清华三农论坛2021”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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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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