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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铭: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学术启示

更新时间:2021-01-21 16:48:12
作者: 张耀铭 (进入专栏)  

   摘    要:

   历史学家顾颉刚于1930年代创办的《禹贡》半月刊 (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 是中国第一份以“历史地理”一词命名的学术期刊。《禹贡》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也给当下学术期刊主编诸多的有益启示:一是研编并举, 互为促进;二是长袖善舞, 广结人脉;三是扶植新人, 造就新人;四是无间新旧, 兼容并包;五是引领学术, 创建学派;六是经世致用, 学术救国。

   关键词: 顾颉刚; 禹贡学会; 《禹贡》半月刊; 历史地理; 学术启示; 

  

   民国不是一个好的时代, 但却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时代, 是一个“新学和旧学碰撞, 中学和西学融汇” (1) 的混沌时代。民国人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 被当下部分文人称之为“民国范儿”, 作为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在谈论。的确, 文化是要有一个生态的。民国初期, 教育比清朝独立, 新闻出版比清朝自由, 知识分子非常活跃。所以, “民国的艺术与学术, 基本还保留了精神的多样性, 使得各类人物有了驰骋的机会。超人的激情与禅林之风, 左翼斗士与自由主义绅士, 托派与安那其主义, 遗老和西崽, 演绎了诸多的故事。” (2) 民国时代, 名师辈出、群星璀璨:文学方面有文言派的黄侃、刘师培、陈介石等, 白话派的有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周树人、周作人等;史学方面有信古派的陈汉章等, 有疑古派的钱玄同、沈尹默、顾颉刚等;社会科学方面有马寅初、陶履恭、王星拱、陈大齐、赵元任、何廉、萧友梅, 自然科学方面有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在对待文化思想的态度方面, 有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 也有保守派的辜鸿铭、吴宓、梁漱溟。其时文人办刊已成风气,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张东荪、傅斯年、胡汉民、戴传贤、郭沫若、林语堂、郑振铎、冯至、高长虹都借以一试身手、登高一呼。影响力较大者有北京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努力周报》, 以及上海的《解放与改造》、《建设》、《星期评论》等。

   “史学是当时人文学术研究的总枢纽, 一端集旧学之大成, 一端启新学之门径”, (3) 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 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吕思勉、徐中舒、蒙文通、柳诒征、董作宾, 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 融通中西, 不仅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更展现了极富个性的治学方法与学术风范。20世纪20年代史学期刊开始兴办, 发展至30年代逐步成熟。学者们通过史学期刊这一媒介讨论问题, 形成思潮, 继而发展成为学派。“如《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史学杂志》、《史地杂志》与史地学派的形成,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史料学派的产生, 《禹贡》半月刊与历史地理研究的兴起, 《食货》半月刊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勃兴, 都是其突出的代表。” (4)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半月刊, 它不仅记录了社会时事的改变, 同时也成为推动这些改变的工具, 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并且也给当下学术期刊主编诸多的有益启示。

   启示之一:研编并举, 互为促进

   顾颉刚 (1893—1980) , 江苏吴县人, 1913年就读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升入北大本科, 原倾心于章太炎的学问, 后与同学傅斯年双双转至胡适门下。1920年顾颉刚毕业之际, 罗家伦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颉刚的旧学根底, 和他的忍耐心与人格, 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 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 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 (5) 胡适不负罗家伦之托, 为顾颉刚谋取了北大图书馆的职事。由于图书馆的薪酬较低, 入不敷出, 顾颉刚又求助于胡适。胡适让他标点《古今伪书考》, 得到一些报酬。顾颉刚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 钩沉索引, 考镜源流, 探幽发微。他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古史里裹藏着许多偶像, 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 王制所代表的是政治的偶像, 道统所代表的是伦理的偶像, 经学所代表的是学术的偶像。这些封建偶像支配着中国的古史。因此, 为了建设真实的、科学的古史体系, 必须彻底摧毁这些偶像。1923年, 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 不是自古就有的, 而是由不同的时代“层累式的造成的”。他把这个基本的古史观的思想内涵及历史演化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 “时代愈后, 传说的古史时期愈长”。例如, 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圣贤是禹, 到了孔子时代出现了尧舜, 及至战国时代又出现了黄帝、神农, 到了秦代又出现了“三皇”, 到了汉代以后则出现了“盘古”;第二, “时代愈后, 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 舜, 在孔子时代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 到了《尧典》就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 到了孟子时代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 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 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例如, 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 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 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这个“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观的核心思想是:承认传说的古史并非自古皆然, 而是由无到有, 由简单到复杂, 逐渐演化而成, 这既是伪造传说古史的过程, 也是传说古史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 (6) 顾颉刚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 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 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这如同在史学界引爆了一个炸弹, 一时间众说纷纭, 一片哗然, 批评者众多。在这关键时刻, 胡适撰文支持顾颉刚。1924年2月, 胡适在《读书杂志》发表《古史讨论读后感》一文, 胡适称, “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近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并认为“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的话一出, 无疑为顾颉刚在史学界赢得一定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6年, 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 (第一册) , 再次轰动史学界, 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 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古史辨》 (八册) 的出版, 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学派的诞生。这无疑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学术史事件, 意味着源远流长的中国上古史知识框架已经崩溃, 从而开辟了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民国时代, 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刊物创办者往往兼有大学教授的身份。而且不单教授们在办刊物, 许多有抱负的学生也都在创办刊物。“大学与刊物结合, 使民初思想界呈现出有别于晚清的图景。” (7)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 最初汇聚的主要是安徽籍的读书人, 影响有限。1917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 蔡元培先生诚邀陈独秀带着《新青年》走进北大, 并让其当上了文科学长。由此, 刊物的“撰稿人则几尽是北大的教员和学生, 《新青年》迅即成为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 (8) 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刘半农、周氏兄弟、沈尹默、陶孟和等, 一时成为刊物的主要角色。有了《新青年》与北大的结合, 也就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顾颉刚深受北大传统与文化的影响, 在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教授时, 先后创办了《国学季刊》、《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民俗周刊》、《燕京学报》、《禹贡》、《边疆周刊》、《齐鲁大学国学季刊》等学术期刊。那时“学者学有所得, 常即发为演讲, 布诸杂志, 以相讨论, 以求增益。一二年所得, 罕有刊成书册者。治一学, 而欲知新, 而欲与时皆进, 乃非读其学之杂志不可。” (9) 大学教授投稿报刊, 已然成为一种生活形态。顾颉刚抓住契机创办刊物, 充分发挥学术合作交流平台的作用, 并搭建起沟通社会的桥梁。顾颉刚创办刊物, 优势有四:一是作为教授, 他的周围聚集着一些学术团体和学生队伍, 可以保证刊物的稿源和质量;二是他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对所从事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及学术前沿、发展趋势有清楚的认知, 可以敏锐判断学术的创新点和突破点;三是他是知名学者, 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能够提升学术期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四是他有写稿、投稿的经历, 其中甘苦自知, 因此在编辑中所透析与发散出来的那种难以割舍的和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 催人思考, 亦感人至深。

   反传统的人其实是站在传统的基点开始起航的。顾颉刚深味传统的弊端, 才有了摧枯拉朽的渴望。他教书育人、钻研学问、创办刊物一身三任, 目标迥异, 但却成绩斐然, 充分显示了作为优秀史家的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功力之长, 由此奠定了他“大师级”的历史地位。

   启示之二:长袖善舞, 广结人脉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领域内, 胡适的两位弟子傅斯年和顾颉刚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们在学识、才干等方面势均力敌, 堪称为两种不同又彼此无法取代的学术组织模式的代表。傅斯年 (1895-1950) 的事业具有官方特征, 他与蔡元培、朱家骅、胡适等人交往密切, “一手抓住美庚款, 一手抓住英庚款, 再加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掌门人这个职位, 拥有旁人难以企及的丰厚学术资源, 已足以做到呼风唤雨、号令天下的地步。” (10) 顾颉刚的“学术思潮”具有民间特征, 他靠创立现代史学新范式的学说崛起于学术界, 事业鼎盛时居然身兼数职: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主任、禹贡学会及其半月刊主持人、通俗读物编刊社负责人等。1936年, 为了到北平研究院上班和应酬方便, 他购置旧汽车一辆, 这在北平学界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招致许多人的嫉妒和反对。正因为傅斯年与顾颉刚在学术社群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类型, 最终导致他们由“同门弟子”走向了“阋墙之争”, 二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一个长久不衰的热点话题。其实, 一个学派的生存延续, 一个导师的同门弟子, 不都是一种色调, 同门学生的差异性, 其实也丰富了学术的内涵。如章太炎的学生中, 既有狂放不已的, 也有书斋气十足的, 他们跟随老师读书, 得其一点而发展之, 遂成学界一家, 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顾颉刚曾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如果我们要求真知, 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 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 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 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 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不少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抱有“学术至上”的观念, 是固守在“象牙塔”里死读书的学究,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余英时通过对《顾颉刚日记》的研究, 发现“他的‘事业心’竟在‘求知欲’之上, 而且从1930年代开始, 他的生命形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 流转于学、政、商三界。” (11) 顾颉刚交游之广, 当时学界罕有媲美者, 不仅有青年学生、中外教授、社会名流, 还有商界领袖、蒙古王公、地方大员、党国要人。这些人脉关系, 这些交际活动, 无疑给他的事业带来很多好处。

禹贡学会成立之初, 学会的筹备处和刊物编辑部就设在顾颉刚的家中, 顾颉刚、谭其骧负责内容, 顾颉刚女儿顾自明担任发行, “经费主要靠顾、谭月捐二十元, 有时捐四十元维持;一部分来自会费:他们广泛邀约班上的学生及平、津、沪、宁、杭、穗等地的熟人参加学会, 普通会员每月收费一元, 学生会员收五角。刊物不设稿酬, 写稿、审稿、编辑和全部工作都是义务的。” (12) 为了改变这种捉襟见肘的办刊状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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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云梦学刊. 2014,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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