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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聪:全面抗战时期顾颉刚之学术与政治抉择

更新时间:2022-08-06 00:01:39
作者: 王富聪  

  

   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后,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身于文化救亡活动中,为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他和同人一起创办了《民众周报》等通俗读物。在此过程中,顾颉刚为了得到各界支持和获取资助,逐渐与国民党高层交往密切。抗战时期,顾颉刚受朱家骅之邀主编国民党中央党部刊物《文史杂志》,却遇到了经费、编务、人事种种困难,甚至被卷高层派系斗争,渐生离开政界之心。一方面,顾颉刚在政治旋涡中愈陷愈深;另一方面,他主编《文史杂志》半月刊期间坚守学术本位,坚持学者本色,为通俗文化事业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最终,从政治上急流勇退,回归学术。

   关键词:顾颉刚;《民众周报》;朱家骅;《文史杂志》

  

   20世纪30年代是中华民族拯救危亡的一个重要时期,很多仁人志士投身于启蒙民众或参与救亡运动之中,掀起了一股启蒙民众的潮流。顾颉刚既有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学术追求,也有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经世心愿。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家的危亡局势,顾颉刚除了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外,还发起了一系列通俗文化事业,对民众宣传民族主义和科学常识,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在此过程中,顾颉刚为了得到各界支持和获取资助,逐渐与国民党高层交往密切,也成为国民党所要拉拢的社会名人,从1941年开始受邀主编国民党中央党部刊物《文史杂志》,开始了与国民党高层的深入合作,这也使他陷入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中。

   以往学者谈到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的社会活动,多从学术与致用的关系角度论述其救国的一面,对顾颉刚与国民党高层交往关系演变的研究还很薄弱。实际上,顾颉刚从主持通俗读物社与国民党打交道到主编国民党中央党部刊物《文史杂志》的过程中,遭遇种种困难,从而让他对和政界的合作充满顾虑,最终双方分道扬镰。本文依据《民众周报》《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文史杂志》等资料,对顾颉刚与国民党高层的合作关系演变进行研究。

   一、合作缘起:为通俗读物争取经费补助

   顾颉刚本是一个醉心研究古史的人,对社会活动并不特别热心。用他的话说就是:“我这一生只配研究中国古书,此外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分。因此,就是对于政治社会诸方面感到不满意,但总以为我的本分管不了这些,只当看不见。”但是国家民族的严重危机和贫弱愚昧的现实社会,促使顾颉刚开始关注救国救民。1931年春,他考察了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所经各地看到民众的疾苦与农村的破产,毒品、梅毒的流行等等,使他深受刺激,表示“这是鬼界,不是人世”。“我由这些现实的刺激,觉得非做些社会工作无以挽救这濒于毁灭的国家,也对不起国家民族,更对不起人民。”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

   九一八事变极大地刺激了顾颉刚。九一八事变的次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兵于昨晚占领辽宁,以彼之处心积虑,自是迟早必有之事。以中国人之不争气,即使人不来亡我,我亦自亡。”1932年日本侵略热河,顾颉刚已经无法不受内心的驱使了,他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如此情形之下,哪里有心研究学问。”在9月5日的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日开学矣,在国家社会如此情形之下,教人如何能安心读书。我极愿做些救国工作。”在1932年9月11日日记中写道:“予唯有利用吾名以成救国之业。”当时北平各校成立了抗日会,燕京大学也成立了中国教职员抗日会,顾颉刚参与了其中的宣传工作,为热河义勇军编教科书,作唱本、戏剧、小说、大鼓书等。

   随着民族危亡的加重,顾颉刚想尽一些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责任。他说:“我觉得书房生活固然不该弃掉,但除此之外总须做一点社会事业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然之故,我所看见的农村民众实在太苦了……眼看几十年中,不但亡国,而且灭种。……我们的力量固然微弱,但良心的压迫,使得我们知道应当献出这一点微弱的力量,稍稍挽救这个劫运。”

   已经是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决定通过通俗读物唤起民众,通过研究历史、整理历史,进行民众教育,其核心理念是要唤起民族意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我就不自量力,起而担负这唤起民众的责任,发起这通俗读物编刊社,用小唱本及故事画的形式来灌输民族意识、抵抗精神、向上意志、现代常识这四件事。”1935年8月15日他对好友叶圣陶说:“弟之野心,欲使中国上层阶级因此刊而认识中国,又欲使中国下层阶级因通俗读物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类似的话他也在日记中说过:“我办《禹贡》,为欲使中国人认识中国。我办通俗读物,是要使中国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表示无论时局如何紧张,“禹贡学会与通俗读物两事我决不放松”。

   启蒙民众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时代课题。通俗读物可以启发普通国民,增强民族意识,发扬爱国主义,然而要向民众进行宣传就需要用民众能接受的通俗语言文字,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却不屑于做此事,在联系上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顾颉刚对此评价说:“许多问题的症结,都在民众没有受到相当的教育。这并不是他们不想受教育,实在是一辈知识分子的眼睛都只会向上层瞧,望高处看,不屑和他们接近,不肯屈己去启发他们,教育他们的缘故。……我们应该将这些民众呼唤起来,设法教育他们,使得每个国民都有健全的智识,热烈的感情,强壮的体格。”相比于书而言,报纸的周期短,更有利于结合民众感兴趣的时事新闻进行宣传。为做好这一启蒙事业,1933年长城抗战后,顾颉刚与同人发起成立了通俗读物编刊社,顾颉刚任社长。区别于当时市面流行的旧的各类通俗读物片面追求娱乐性,顾颉刚坚持通俗读物的宗旨是改变民众的低级趣味,在内容上应该是革命的和科学的。

   然而学术同人办刊物面临许多的困难,主要是刊物的各项费用没有着落。顾颉刚在给好友叶圣陶的信中说:“我所办者,在稿件上决不感缺乏,而经费则大为周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在同人间筹集经费。通俗读物编刊社发起后,得到燕大同人捐款约两千元。1933年9月27日,燕京大学教职员抗日会开会,议决“付唱本印刷费三百元。又津贴民众读物编刊社五百元,作筹备费”。但同人的捐款很不稳定,有时经济来源枯竭。12月16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昨夜履安为道通俗读物编刊社经济来源已竭,此后难以维持情况,所言甚是。”教师本身的薪水减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募捐效果。12月18日,顾颉刚给罗家伦写信说:“在这会成立的时候正值燕大经济恐慌,要扣薪十分之一……所以在燕大募捐已成为不可能之事实。只得到外面想法子。”

   开始,顾颉刚努力寻求私人关系的赞助。顾颉刚首先想到的是好友罗家伦,1933年12月18日,顾颉刚向罗家伦求助,请他设法筹款,其中说道:通俗读物社预算“每月总须有七、八百元方好,在燕大及城内各大学每月约可得二百元,最低限度尚差五百余元”。请罗设法筹集一两千元,或每月一二百元。顾颉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罗念“在十余年的友谊上接受我的请求”。顾颉刚不惜委屈自己,写道:“志希兄,我诚恳的求你,你务必助我一臂!我做这件事情,一不缘名,二不为利,只发于一种不可忍耐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我深信你到内地旅行一回也要发生的。”从他们后来的交往看,罗家伦募捐了三五百元。1936年1月20日,罗家伦又捐通俗读物社五百元。1935年9月4日,顾颉刚写信给老师胡适,“请求先生助我一臂”,“我不得不请求学术机关的帮助,我希望不大,只望每月有二百元的津贴……不知先生此次到南京,能和孑民、在君诸先生商量,在中央研究院请求补助否?如中央研究院不成,有无别种方法可想?请先生把这件事放在心上”。1935年11月9日,得到朱家骅捐款:“先生捐禹贡学会五百元,气为一壮。”朱家骅多次对顾以资金支持,顾颉刚也非常感动,他说:“自骑先助予,通俗读物得二万元,禹贡学会得万五千元,予方认彼为知己。”1936年1月15日,顾颉刚赴孙科宴,商通俗读物事,孙科允助通俗读物社每月五百元。这些私人关系的帮助也主要是一些政要的捐助,但经费短细问题始终困扰着顾颉刚。

   通俗读物印刷等经费无着,顾颉刚不得不跑教育部等处想法子。为了筹集经费,顾颉刚多方活动,他接洽的第一处是教育部。1933年9月14日,他给王雪艇部长写信,“请津贴三户书社”。9月26日,“悉王雪艇部长对唱本极表赞同,惟谓须改名,因拟名曰‘民众读物编刊社’,并草章程,以便正式请款”。10月14日,顾颉刚“草上教育部长呈文一千余言,为请求津贴通俗读物”。12月16日,为通俗读物社事,又写信给王世杰。起初王世杰答应每月贴二百元,“但批出来时只有每月一百元,而且至本年度为止”。这笔津贴持续了两年。1935年,通俗读物社在得到教育部两年补助后,又向教育部请款印刷费,但这次未能成功。1935年7月30日,顾颉刚写信给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年来国难日亟,又欲以通俗文学稍尽唤起民众之责任,创办三载,渐得途径……,惟通俗读物编刊社之工作由于抗日运动,当时一呼众应,即燕京大学一校已捐得数千元,故能于一年之内出至百种。今则时移势易,抗日已干禁例,劝捐亦成弩末……两年来承大部月贴百元,俾稿费得有着落,感荷无极。惟印刷费尚无从出。……惟有请求大部增加津贴,俾能自行印刷。”为了筹款,1936年春天顾颉刚几次跑南京向各方活动,甚至不惜加入国民党。

   1936年7月9日,顾颉刚“悉教育部已定改良民众读物费下年十万元”。满以为政府会有些补贴,结果却大失所望。“通俗读物社,虽向王世杰请求,看来我不是他的嫡系,且宣传抗战亦非彼所愿为,故虽有社会教育经费,亦不可期其慷慨相助也。”

   王世杰处走不通,顾颉刚继续活动别处。1936年7月21日,顾颉刚与朱家骅同到叶楚伦家吃饭,再商通俗读物事。9月9日,接朱家骅信,谓“经常费业经筹妥,临时费已照寄”。但好景不长,1937年1月8日,国民党中有人怀疑顾颉刚左倾,此项补助款子也结束了。

   这期间,顾颉刚还寻求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予以资金支持。1936年8月1日,顾颉刚到好友傅斯年处商量请款事。8月4日,到中央研究院访蔡元培。蔡元培“答应加入通俗读物编刊社,并代筹款”。1936年顾颉刚向中山文化教育馆请款,1937年中山文化教育馆每月拨给协助费。

   1936年6月,顾颉刚还寻求庚款补助,“禹贡学会请求英庚款补助万五千元,已通过”。但也为时仅一年,顾颉刚在1937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悉本年英庚款一个学会也不补助,禹贡学会的局面炸了!这真是我们的大不幸事!”

   顾颉刚为通俗读物社筹集经费,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甚至卷入了派系斗争中。1937年1月,南京方面对顾颉刚的谣言颇多。朱家骅嘱顾颉刚前去辩解。顾颉刚到南京拜会叶楚伦、朱家骅等要人后,1月31日,“晤君武,乃知停止工作之故实缘'吃醋',盖非对我之问题而为对骑先之问题也”。虽然此后陈布雷对顾颉刚说“万不可灰心”,使得顾颉刚又觉得“工作固有接续之希望也”。但终于1938年5月29日,"辞通俗社社长职,胸头闷气一泄”。

   虽然顾颉刚的这次通俗事业结束了,但他的魄力和工作业绩给国民党高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顾颉刚回忆说:“自长城抗战,弟即邀约同志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以民众文艺之方式唤起民众,……计自廿二年至廿七年出版六百种,发行五千万册。”在国民党高层方面,朱家骅对之进行了高度评价,1938年10月朱家骅给顾颉刚写信说:“通俗读物之编刊大有功于抗战建国。”

   二、深入合作:受朱家骅拉拢出任《文史杂志》主编

顾颉刚在进行学术研究之余从事文化救亡事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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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国研究》第3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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