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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明 邵登辉:新时代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行动指南

——学习 “习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论述” 的体会

更新时间:2021-01-19 01:08:27
作者: 徐汉明   邵登辉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1期(第55-74页)。(责任编辑:郑怀宇)

  

   摘 要: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与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发展大势,推进我国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破解新时代风险治理“法治公共品”供给不充分不平衡的难题,分别构成了“习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论述”产生发展的客观基础、现实根源和重要条件。“习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论述”的主要内容包括: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时势观”“战略地位观”“目标任务观”“科学内涵观”“遵循规律观”“科学方法观”“体制机制观”“综合能力观”“良法善治观”“政治保障观”。该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风险防范原理”之论述在当代中国创新实践的重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险防范制度、理论与实践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是打赢重大风险防范攻坚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长期基本遵循。

  

   关键词:重大风险挑战;防范与治理;法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情国情党情,将新时代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重大命题纳入事关民族复兴的国家战略布局之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什么是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为什么要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如何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具有成熟哲学方法和鲜明实践面向的“习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论述”。该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依法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根本遵循。对该论述之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及时代价值进行研究阐释,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论述”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论述”的形成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国内形势与维护国家总体安全是“习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论述”形成发展的客观基础

  

   面对波谲云诡、复杂敏感的国际国内形势,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这一重大判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把握与精准研判。有效防范化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各种重大风险与挑战,维护国家总体安全,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而“习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论述”则是实现执政安全、制度安全、国家长治久安的新方略。步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性兴起引发了国际社会力量对比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的深度调整,同时,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加速发展带来了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金融等合作与竞争更为激烈,传统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压力与挑战,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尚未完全形成。这一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景象可以被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呈现出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的态势,西方国家占据更多政治话语权、权力与资源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推动着原本“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呈现出“大国政治与小国政治”互动博弈的新发展态势,国际秩序格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另一方面,全球正在迈入更为复杂、更为不确定的“风险社会”时代,“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亟待得到重塑。随着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金融危机、恐怖袭击、气候恶化、核污染、生态破坏、网络安全、公共卫生事件等全球性风险持续激增,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安全与发展,而“二战”后形成的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风险治理体系已无力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风险。全球风险治理客体的复杂化、多样化、异变化、跨国界化等客观现实迫切要求构建“共商共治共享”的“全球风险治理共同体”。另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发展秩序的新面向。西方国家曾凭借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以及对全球人才、资金、技术、稀有矿产等要素资源的垄断性积累,塑造出了“一强多极”的全球秩序格局,但以AI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秩序产生了“重塑效应”,新兴市场国家在整体性兴起的过程中借助科技赋能实现了产业变革及生产要素资源的释放,通过推进实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战略,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崛起推动着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加速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蕴藏着无尽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各种重大风险挑战的激增。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正是基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形势的精准判断,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关于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

  

   (二)推进我国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论述”形成发展的现实根源

  

   如何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议题。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国已成功应对化解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重大风险挑战,我国的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探索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薄弱环节和问题。一方面,部门壁垒、各自为政、运行机制不协调等弊端导致风险治理的整体性、联动性需求难以得到有效回应。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风险挑战呈现出复合性、交织性、易变性的特征,这增加了有效预防化解风险挑战的难度。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头、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尤其是风险的技术化程度加深、国内风险瞬息交织叠加、各种风险超时空传播,均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动扭曲并重塑着现代社会的内在结构,“风险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区分,跨越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跨越了表面上由制度分割的政治领域、公共领域、科学领域和经济领域”,使得传统的“九龙治水水成龙”的风险防范化解体制机制难以有效回应现代社会风险治理的需求。另一方面,加快构建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治理体系,不断提高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和水平,已是迫在眉睫的议题。如何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安全风险、社会风险、外部环境风险以及党的建设风险?如何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发展利益?如何巩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如何确保执政安全、制度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迈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门槛?为回应这些问题,需要建构一整套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制度体系及实施机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检验审视,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体制机制尚存不足之处。另外,受传统体制机制的制约与思维方式的禁锢,一些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意识淡薄,底线思维能力不强,影响和制约了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和水平。对此,习近平同志郑重指出:“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某些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狠抓落实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为此,习近平同志把依法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置于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顶层设计,提出了关于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领域重大风险挑战的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从而科学回答了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三)破解风险治理“法治公共品”供给不充分不平衡的难题是“习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论述”形成发展的重要条件

  

   风险治理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再到人工智能社会转型跨越的过程中日渐凸显的核心命题。自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加速转型及社会整体性结构变迁,因资源、人口、环境、公平、安全、秩序、自由等引发的各类社会冲突和矛盾集中爆发,风险治理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职能。作为重要公共品的“法治”能够为我国转型时期的风险治理提供可靠、稳定的保障机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折射到风险治理“法治公共品”领域,就具化为人民群众对风险治理“法治公共品”的更高要求、更高期待与风险治理“法治公共品”供给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重大风险挑战的突出特点在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性预期常常会引发类似于“灰犀牛”事件、“黑天鹅”事件等灾难性、颠覆性的后果。法治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稳预期、固根本、利长远的良好效果,从而为风险治理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及运行体系。因此,只有在法治的框架内,才能实现更好的风险治理。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推进风险治理的法治体系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有效预防、化解、分散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中的潜在重大风险,从而确保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执政安全、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我国现阶段的风险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少数干部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的问题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而且,高科技的迅猛发展造成了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网络安全等领域的立法滞后等突出问题。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法治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基本方略,围绕与风险治理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提供了明确方向。

  

   二、“习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论述”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论述”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

  

   (一)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时势观”

  

在精准分析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全球治理体系多元化发展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时势观”。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他进一步阐释了我国所面临的风险挑战的多样性、复杂性,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强调我国正处于跨域“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所面临的风险和矛盾更多、更复杂。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习近平同志始终对我国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保持高度警觉,他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实现的,我们越发展壮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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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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