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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忠华:现代公民观念建构中的“东方社会”

更新时间:2020-12-03 21:49:35
作者: 郭忠华  

   内容提要:在当代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中,公民观念的普遍发展、公民身份的普遍建立,奠定、勾勒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关系维度,也为理解、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解释维度。在普遍的认知中,公民观念的兴起、形成往往被视为欧洲社会的独特产物。而发生学的视角表明,以伏尔泰为代表的积极东方主义与以韦伯为代表的消极东方主义,通过关于东方社会的迥异描述取得了殊途同归的效果,突出了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时代价值,赋予了理想公民以自由、正义等美德。还原两种东方主义关于公民观念的建构方式,不仅可以廓清“内生主义”所造成的知识扭曲,而且可以揭示观念建构背后的权力关系,为始终处于演化中的公民观念的理性建构提供启发借鉴。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东方社会对于未来公民观念建构的潜能正在逐步显现。

   关键词:公民观念/ 东方主义/ 东方社会/ 内生主义/

   作者简介:郭忠华,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广州 510275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16ZDA100)阶段性成果。

   在当代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中,“公民”扮演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公民观念的普遍发展、公民身份的普遍建立,奠定、勾勒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关系维度,也为理解、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解释维度。正如公民身份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所呈现出来的丰富内涵,公民观念也始终处于发展流变之中。因此,梳理公民观念的脉络,对于深刻理解、把握现代政治的发展与走向颇为重要。而在普遍的认知中,公民观念的兴起、形成往往被视为欧洲社会的独特产物,是中国等后发国家必须学习、效仿的“舶来品”。事实上,在西方公民观念形成初期,关于东方社会的认知与想象,一度为理想公民的建构图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种“积极的东方主义”与后来的“消极的东方主义”一道,共同参与、影响了西方公民观念的建构。本文从发生学的视角梳理这段历程,不仅希望借此对公民理论研究有所补充和增进,也是希望能够对全球化时代公民身份的新发展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的启迪。

  

   一、发现隐匿的东方

  

   现代公民观念是个体以公民身份(citizenship)为基础而形成的各种主观认识,它对于现代政治的兴起和运作扮演了基础性角色。但在学术界,公民观念长期被看作是欧洲社会独特政治、文化的产物,体现出明显的“内生主义”色彩。例如,德里克·希特提出:“希腊人第一次对公民身份的观念与实践进行了全盘彻底地探讨。”①基思·福克斯认为:“与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重要概念一样,公民身份的理念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代表了建构公民身份理论的第一次系统性尝试。”②把公民观念看作起源于古希腊城邦,历经罗马共和国和欧洲中世纪城市共和国,然后才演变成今天民族国家的模式,这在学术界已成为一种共识。

   这种“内生主义”的论述模式看似无可挑剔,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即东方社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许多学者在论述公民观念的相关要素时,不仅着眼于西方内部,而且着眼于东方,是从“东—西”比较的结构中提炼出公民观念的基本要素的。例如,在谈到希腊民族的公民美德时,亚里士多德指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希腊民族则是“以道德优良的生活为宗旨而既能治理又乐于受治的人们”(即公民)组成的。③韦伯指出:“国家公民的观念在古代和在中世纪城市就有它的先驱。在西方过去就有作为政治权利持有者的市民存在,但是在西方以外却只能看到这种关系的痕迹……这种痕迹,愈往东愈少;在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的疆域中,这种国家公民的观念是向所未闻的。”④在比较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的自由观念时,黑格尔指出:“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这种说法给予我们以世界历史之自然的划分,并且暗示了它的探讨的方式。”⑤

   显然,上述学者是从“东—西”比较的角度阐述公民观念的基本要素。在学术界,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论述方式,它“将公民观念想象成是西方独有而东方文化所缺乏的发明,并将公民想象成是没有亲属关系牵绊的公正而理性的人”。⑥在公民观念的理论化论述中,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但如英国学者恩靳·艾辛所指出的,不论在公民观念还是后殖民研究领域,它们与东方主义的关系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⑦承接这一问题,本文试图摆脱习以为常的欧洲“内生主义”论述模式,探讨东方社会在现代公民观念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分析这一建构结果与当下政治实践之间的深刻关联。

   在进行这一探讨之前,有必要对东方社会、东方主义等核心概念加以界定,以便为全文的分析奠定基础。东方社会与东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对相携出场的概念。前者体现为西方对于东方的一种地理描述,可细化为近东、中东、远东;后者则体现为西方对于东方的一种思维方式。

   由于科技进步等原因的影响,东方社会的范围在不同时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那里,东方社会主要指波斯、腓尼基和埃及等地方;⑧进入16世纪以后,随着东西接触范围的扩大,东方社会演化成包括伊斯兰、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在内的广袤区域。进入19世纪中后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也对东方社会投以大量关注。他们所言的东方社会主要指以俄国为代表,包括印度、中国等在内的广大区域,其论述重点集中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上。在他们看来,较之于英、法等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的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尚处于原始农村公社不断解体的阶段,“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⑨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东方社会成为最终使东西方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导火索。⑩

   由于学术界关于东方社会不存在统一的范围,研究者一般根据具体语境来加以确定。具体到本文,后文所述的伏尔泰、莱布尼茨眼中的东方社会实际上主要指中国。伏尔泰尽管也论述了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地,但他对中国尤为看重。这种情况与马可·波罗以来西方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所形成的大量有关中国的传奇性描述有关。韦伯眼中的东方则包括中国、印度、埃及等广袤区域。不论东方所指为哪一区域,它们均是以西方为中心而形成的相对应的地理称谓。

   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以下述原则作为基础:第一,以明确的东西界分作为基础,即强化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同时忽略东方或西方的内部差异,将西方和东方看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整体。这是东方主义思维方式的出发点。萨达尔指出:“‘西方’这一概念范畴相对于‘东方’这一概念,东方成为所有非西方之物以及西方现实欲望对象的标志。”(11)第二,以对东方的完备话语建构作为手段。在严格东西界分的基础上,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系统生产有关东方的文本。在东方主义那里,东方与其说是自然和地理的存在,不如说是西方对东方的外在表述和系统编码。周宁指出:“西方的东方主义,并不是从观察体验或感知的现实关系中来,而是从西方文化心理的内在冲动或欲望与恐惧中产生。”(12)第三,以自我确证和实现作为目标。在东方主义论述中,对东方的文本生产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指向西方社会本身,旨在通过东方主义的文本体系来确证西方的价值、建立西方的身份认同以及西方对于东方的优势地位。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者“将贩化东方作为自己的工作:他做这些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文化,在某些时候自以为是为了东方”。(13)

   在表现形式上,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消极东方主义;一种是积极东方主义。消极东方主义侧重于建构一个低劣、被动、堕落、奴性的东方,以彰显西方的先进性和现代性;积极东方主义则侧重于建立一个富饶、淳朴、神秘、伦理化的东方,以促进西方文化的开放性和反思性。在有关现代公民观念的理论建构中,两种东方主义都有明显体现,并且扮演了相互补充的角色。

   公民观念主要包括哪些要素?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争议。例如,有些学者侧重于个体在民族国家中的成员身份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利、义务观念(14),有些学者侧重于节制、正义、勇气、智慧或者审慎等公民美德(15),有些学者则侧重于参与、行动等态度。(16)由于公民观念包含一系列不同的要素,学者们在研究这一主题时通常采取预先界定的方法,即把它看作是成员资格、权利、义务、美德、参与诸要素中的某种或者几种。例如,在进行不同政体的比较时,雅诺斯基对公民观念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权利、义务维度上;在论述当代公民观念的危机时,欧菲尔德主要集中在“公民美德”(civic virtue)的维度上;在论述当前欧洲的移民问题时,艾辛主要把公民观念看作是争取公民地位的行动意识。本文有关公民观念的研究将主要集中在理性、自由、谦逊、平等、参与、认同、权利、公益精神等要素上,探讨西方近代思想家是如何通过“东—西”比较来建构这些观念要素的。

   在西方,公民实践尽管已超过两千年,但公民观念的普遍发展和公民身份的普遍建立却是在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之后,而完备现代公民理论体系的建立则更加晚近。近代启蒙思想家有关自由、平等、权利以及公民美德等的论述为现代公民观念的普遍化奠定了基础。1950年T.H.马歇尔出版的《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一书则标志着“连贯”现代公民理论的形成。(17)本文的分析针对的是现代公民观念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欧洲的孕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韦伯是西方思想家中从消极东方主义角度对现代公民观念起源进行清晰论述的代表,故有关消极东方主义公民观念的论述将主要围绕他展开。积极东方主义论述中很少有思想家对公民观念进行过专门系统的研究,但在有关东方文化和国民性的论述中,依然可以反映出其对于现代公民观念的建构方式。这方面,身处现代早期的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可谓典型,故本文有关积极东方主义公民观念的论述将主要围绕他们而展开。从代表性而言,莱布尼茨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和“最早接触中华文化的欧洲人之一”(18),伏尔泰被誉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19),他们都对其时代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韦伯则与马克思、涂尔干一起被誉为奠定近代社会学基本框架的经典思想家。(20)以他们的相关论述作为分析素材具有代表性。

  

   二、在东方发现公民美德

  

   莱布尼茨和伏尔泰从未涉足过广袤的东方土地,却都写作过大量有关东方社会的著作,并对其时代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比如,莱布尼茨写作过《中国近事》、《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等,它们在形塑当时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和推动欧洲思想转型方面影响巨大。伏尔泰写作的剧本《中国孤儿》,其演出被当作“国家大事”,而《风俗论》也涉及大量有关中国的内容。对于正处于观念转捩时期的近代欧洲来说,这些著作为孕育中的公民观念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多样化的选择,尤其为公民美德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作为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理想的公民形象进行了勾勒:能够制驭其心志,纯洁其灵魂,摒除一切邪念;立身行事应力求公平正直;畏惧丧失廉耻应甚于畏惧贫困,能够为公理正义而抛弃财产……简言之,公民“朴实而崇高”,应该“受理性和道德支配”。(21)那么,哪里可以寻得这样兼具理性与道德的理想公民呢?对此,莱布尼茨曾经设问:“昔日有谁会相信,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民族存在着,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过着更具有道德的公民生活呢?但从我们对中国人的了解加深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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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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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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