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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与他人共在:超越“我们”/“你们”的二元思维

——全球化时代交往理性的几点思考

更新时间:2016-01-14 20:25:31
作者: 吴飞(浙江大学)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关键词】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他者与他人共在国际传播跨文化交流

  

   人类的思考方式中始终存在一种“你们”与“我们”、“西方”与“东方”、“南方”与“北方”的区隔,这不仅表现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之中,也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等方面。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布热津斯基的“全球权力危机论”,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到保罗·肯尼迪的“美国的衰落”论,都能够发现“西方”与“非西方”、“我们”与“他们”的思维惯性。诚如保罗·柯文(PaulA.Cohen)所言:“美国人在处于逆境时,依然可能在感情的最深处不由自主地回到那种经过夸大的‘我们’与‘他们’的两分法思想中去,认为‘我们’代表‘文明’,‘他们’则代表文明的对立面。”①

  

   一、“东方”与“西方”——偏见的温床

   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的著名寓言故事《拉塞勒斯》(Rasselas,1759)中,诗人伊姆拉克向拉塞勒斯王子描绘了“快乐谷”以外的世界景象:

   王子问道,“既然欧洲人可以通过贸易或征战,而轻而易举地抵达亚洲和非洲,那么,为什么亚洲或非洲人就不可以去进犯欧洲人的海岸、在欧洲人的港口安置殖民地,并将其律法强加给欧洲固有的王公贵族呢?那种可以运欧洲人回去的季风,同样能够载我们到达他们那里啊!”

   “他们要比我们强大得多呢!陛下。”伊姆拉克回答说,“因为他们远比我们聪明;文明总能战胜愚昧,犹如人类必定可以管制其他动物一样。那么,他们的知识为何会胜过我们一筹呢?依我看,除了上帝的神秘意志之外,别无其他理由。”②

   欧洲人“简直就是另一种人类”的观念,既是民族主义的表征,也是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成就的表征。欧洲人在科学、理性、军事和贸易方面的卓越表现,强化了他们是地球主宰者的自信心,并进而促成了他们优越于其他种族的自我期许达成的心理作用。

   古希腊人在与古波斯人的较量过程中,领教了亚洲人的专制统治及其野蛮力量。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认为东方人更具有奴性特征。孟德斯鸠则认为欧洲人具有“自由禀赋”而亚洲人则具有“屈从精神”,他说:“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③虽有伏尔泰、李约瑟、莱布尼茨等人对东方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即使在他们那里,东方神圣与浪漫的帝国形象也不过是他们为救赎当时欧洲社会文化与道德迷失时临时借用的太虚幻境而已。在欧洲人那里普遍存在的,仍然是约翰逊的寓言故事中所揭示的那种刻板成见。连韦伯和马克思那样的大家,也不能走出这种成见的阴影,足见这种偏见之根深蒂固。

   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1824年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中国,她那令人敬仰的单调!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④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W.Said)在其《东方学》中指出:“19世纪作家中,他们几乎原封未动地沿袭前人赋予东方的异质性、怪异性、落后性、柔弱性、惰怠性。”⑤英国的迈克·克朗(MikeCrang)则在其《文化地理学》中写道:

   对“外国的”和“非西方的”世界的理解,为“家”和“祖国”这两个概念提供了答案。我们可以偏颇地认为“祖国”的一切是与殖民地那里的一切相反的,它是理性、公正和秩序的象征。但是,考虑到19世纪激烈的帝国主义竞争,家也变成了令人担忧的地方。这种担忧是用称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优等民族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种族决定论是很流行的。⑥

   1850年初,马克思就用“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⑦指代中国;1853年,他还写道,一旦中国的“孤立状态通过英国的介入,突然告终”,中国“势必分崩离析,正如千方百计保存在密封的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空气就势必分崩瓦解一样”⑧。马克思关于发展阶段的设想甚至干脆将亚洲排除在自己预测的社会发展历程之外,因为他认为亚洲走的是一条停滞不前的、“东方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一条“亚洲例外论”的道路。

   在《文化欺诈》一书中,突尼斯作家、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埃莱·贝吉剖析了各种文化进行机械归纳所产生的偏差,他写道:“西方对旧殖民地人民有那么多偏见没有被揭露出来!而我们又是否注意到了反殖民者的偏见?……每个人都以为自己面对的是永恒不变的事物,而文化意识正是在此处被僵化。这就像每个人都拒绝看到他人对自己的影响……每个人都对他人保有一个虚假的印象,却又不愿承认自身也是他人的俘虏。”⑨埃莱·贝吉实际上指出了东西方世界都存在的偏见问题。

   关系仍是先在的,它以先天的你为保障。在马丁·布伯看来,“先天之‘你’实现于与相遇者之亲身体验的关系中,人可在相遇者身上发现‘你’,可在唯一性中把握‘你’,最后,可用原初词称述‘你’。这一切均筑基于关系之先验的根上”。⑩“你”当然不是一种对象,“你”是在“关系本体论”映照下呈现的,“诵出‘你’时,事物、对象皆不复存在”(11),我向世界敞开,世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目。但是,人难免以“我”为中心,又很难向世界敞开,结果就会出现对“你”的误读、误解、误念。

   东方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other)形象之一,且东方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萨义德指出,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12)。即,对于欧洲而言,东方既不是欧洲的纯粹虚构或奇想,也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漫长历史积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13)日本学者酒井直树辨析道:“西方永远不满足于他体(other)所认识的西方,它总是迫切地要求去接近自己的他体,以便不断地改造自我形象,它不断地在它与他者(theother)的交往之中寻找自己;它永远不会满足于被认识,相反,它却宁可去认识他体;它宁愿做认识的提供者而不做认识的接受者。要言之,西方必须代表普遍性的契机,在这个契机之下,所有特殊性被扬弃。诚然,西方本身就是一个特殊性,但是它却作为一个普遍的参照系数,按照此参照系数所有他者能够识别出自己是个特殊性,在这一点上,西方以为自己是无所不在的。”(14)

   正是这种“东方”与“西方”,“我”与“你”的想象建构,成为人类交流之困境,导致跨文化与国际间交流的“无奈”。其延伸的社会区隔意识,往往成为各种冲突之源。如萨义德所言:“种族主义、文化定见、政治帝国主义、丧心病狂的意识形态之网压得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人喘不过气来,也正是这张网使每位巴勒斯坦人逐渐意识到这是他生命中难以解脱的魔孽。”(15)他指出,帝国主义既通过武力侵略,同时也通过话语建构来征服东方。长期成为西方学术界主宰性的知识的“东方学”,是一套关于东方的知识,但与实际的东方无关。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萨义德特别指出,一些“著作在描写‘神秘的东方’时,总是出现那些刻板的形象,如有关‘非洲人’(或者印度人、爱尔兰人、牙买加人、中国人)的心态的陈词滥调”(16)

   2005年9月30日,丹麦销量最大的日报《日德兰邮报》刊出了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12幅漫画,把先知穆罕默德描绘成一个恐怖主义者。经过最初几个月的沉寂,这些漫画突然在伊斯兰教世界披露出来,继而引发了空前强烈的敌对情绪。西方世界一以贯之地强调表达自由,但在众多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的首都却爆发了强烈的抗议浪潮——绑架欧洲人、焚毁国旗、火烧领事馆。有法国学者认为,透过这一著名的“穆罕默德漫画事件”,“质疑了西方人(尤其是法国人)是否能接纳别人异于他们的价值观。从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难以理解他人行为的根源,或许这的确难以理解,但这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现实存在”(17)。

   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赞同萨义德所认为的西方视野中的所谓东方是西方人精心“虚构”且充满偏见的产物的话,那么我们也得同意伊恩·布鲁玛(IanBuruma)和玛格里特(AvishaiMargalit)反向提出的观点:即东方人也存在着对西方世界的报复性想象及去人性化理解。两位作者创造了“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这一概念来分析这一现象,他们认为西方主义眼中的西方世界存在“四宗罪”:1.都市意味着罪恶,但西方人喜欢身居闹市,却又身若浮萍,极其贪婪,且颓废堕落。2.只知科学与理性,信奉“物质主义”,却无真正的信仰。3.资产阶级不仅唯利是图,而且反对他人行侠仗义,毫无英雄气概可言;西方人贪生怕死,常为笑柄。战争期间,动辄缴械,几乎没有舍生取义之壮举,一旦获释,旋为英雄,无耻至极。4.最可憎的是那些异教徒和什么都不相信的“非教徒”,他们或者对邪恶力量顶礼膜拜,或者对真正的上帝视而不见。对这些人,不斩草除根,不仅国无宁日,而且“世无宁日”。(18)

   先是德国,后是日本,现在则可能是中东或者中国人的观念中,存在着一种“西方”的知识:西方既是物质至上,资本主义、现代化、自由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同时又是傲慢、虚弱、贪婪、堕落、颓废以及道德败坏的。如在希特勒降临前的数十年中,纳粹主义的精神领袖修斯顿·张伯伦就把法国、英国和美国描绘成毫无希望的“犹太化了”的国家。这些地方的公民权已经堕落成了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他说,在英国,“每一个巴苏陀黑鬼”都可以得到一个护照。他还指责说,这个国家已经“完全落入犹太人与美国人的手中”(19)。在他看来,德国是唯一一个拥有民族精神和种族一致性的国家,足可以用来拯救西方堕入颓废和腐败的深渊。日本战争时期的领导者同样声称要把真正的亚洲价值带回东方,并信誓旦旦地要将白人帝国主义赶出去,以此作为“战胜毫无节制的市场竞争”的一种方式。1942年,京都大学一位日本教授认为,日本人肯定可以战胜盎格鲁-美国人的物质至上,因为日本人体现了东方的“精神文化”。

   无论是“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都是一种双重的认知偏见:一方面美化对方,一方面又丑化对方。何时赞美何时丑化,都因时势和情境而定。认识主体往往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随意挪用和建构一个“他者”的形象来满足听众的欲望和自己立论的需要。

  

   二、超越“我们”与“他们”——“与他人共在”

   “他者”,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20)。古罗马著名的思想家西塞罗非常重视不同民族人民的共同性,而且赋予人以某种神性,把神看做人类的共同祖先或共同起源,认为人与神之间有一种血缘关系。(21)与此同时,他也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西塞罗这样写道:

无论我们会怎样界定人,一个定义就足以运用于全体。这就充分证明,人与人之间没有类的差别;因为如果有,一个定义就不能用于所有的;而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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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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