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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陌:自由主义框架内民族国家观念的结构困境

更新时间:2020-11-28 22:22:29
作者: 王千陌  

   摘要:自由民族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的民族理论,始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然而,将自由民族主义的研究集中在民族学和政治学的领域,从而忽视了其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底色,显然是不充分的。本文通过引入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中较为前沿的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之争,解构了自由民族主义之中内在的难以调和的逻辑困难,并表明当代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的相关问题均是自由民族主义难以调和的内在逻辑困难的一种外在延伸。在政治实践中,自由民族主义要么倒向自由主义的工具式国家观,从而为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埋下隐患;要么以宪法爱国主义构建一种隐秘的政治的民族主义,从而实现公民民族主义的集体认同,但后一种方式却是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所难以容纳的。在民族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上,自由民族主义陷入了一种两难困境。

   关键词:自由主义;共同体主义;民族主义;主体性原则;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ZD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言

   无论从学理上还是实践上,自由民族主义始终是当今时代一个重要问题。就学理方面而言,自由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逻辑框架内,对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政治实践的一种“内化”性的妥协和容纳。就实践方面而言,自由民族主义又是当代西方主要自由主义国家赖以证成其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之相关政策的理论基础。因此,对自由民族主义的深入研究,无论是对从西方政治学、民族学、哲学理论内部理解其内在逻辑建构而言,或是理解评判西方主要国家现行民族政策、政党政策而言,抑或是借鉴其理论和政策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贡献而言,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纵观国内学界对自由民族主义的研究,其理论旨趣主要有三点:

   其一,是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史角度分析自由民族主义的成因、建构、指向、价值1,并依此对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果进行评判2。

   其二,是从自由民族主义自身的逻辑建构出发,通过重构其理论的内在承诺与外在主旨3,重点阐述其对整合西方国家内部族裔问题的重要作用4。

   其三,则是在国际正义的理论框架内评述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5,并力图使二者达致内在的逻辑融合6。

   以上研究在其各自的领域内都具有相关的重要意义,本文并不打算在相关领域内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延续了数百年并深切塑造人类社会当今形式的意识形态体系,其最初是以政治哲学领域内的自由主义理论形态出现的,自由民族主义更多的是自由主义对20世纪以后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内化反应。因此,当我们讨论自由民族主义这一理论形态时,忽略了政治哲学层面的自由主义相关理论,显然是不恰当的。尤其是民族主义的逻辑框架又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共同体主义理论具有相当程度的内在一致性时,自由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建构就完全可以纳入20世纪80年以后兴起的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之争的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框架了。所以,本文的核心主旨就在于,以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最新成果,重构自由民族主义的逻辑框架,并在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之争的大背景下,指出自由民族主义内在的难以克服的逻辑困难,并且说明,正是这一内在的难以调和的逻辑困难,造成了西方当代所有主流自由主义国家在解决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问题上的不彻底性。

  

   二、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核心逻辑:国家观念与个人主义

   当今时代占主流地位的英美政治哲学,在有关国家观念和国家合法性的判断的问题上,几乎沿用的是霍布斯的契约论的观念及其以主体性原则为特征的个人主义建构方式。这一自霍布斯延续至今的有关国家目的和准则的建构方式,其核心特征在于,从某种假定的自然状态和预设的自然权利出发,通过原子式的个体之间的某种互动形式(这一互动形式既可以是契约的,如霍布斯、洛克、罗尔斯,也可以是非契约的,如诺齐克7),在普遍一致的原则之下,得出有关国家合法性的根本逻辑。由于其出发点在于预设的以个体权利为特征的某种自然权利,因此,无论最终以何种方式得出有关国家合法性的最终证明,不可避免地带有浓烈的个人主义特征,而建立在其上的国家观念则会呈现出一种工具性国家观念的特征。在工具性国家观念的视域之下,国家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最终证成,并不依赖于任何个体权利之外的要素,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以各种形式保障个体权利。而诸种工具性国家观念最有可能的分歧,也仅在于有关个体权利的清单与定义。换言之,在自由主义的工具性国家观念之下,国家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是否要保证个人主义式的个体权利,而在于个体权利的定义与范围。

   (一)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起源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工具性国家观念的肇始,往往都被归结于霍布斯。对于霍布斯而言,其在《利维坦》中有关主权者最重要的两个理论假设是“自然权利”与“自然状态”。霍布斯首先区分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并认为“权利和法律应该严格区分。因为权利在于做或者不做某事的自由;而法律则是对人们做或者不做某事的规定。于是法律和权利就像束缚和自由的差别那样大”8,并进一步规定根据自然法而言的理性的一般规则“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他就应该为和平而努力。而当他不能获得和平时,他可能寻求和利用所有战争的帮助和优势”8,这一规则的前一部分,被规定为第一自然法,即每一个理性的个体都有追求和平的义务。后一部分则被规定为一般的自然权利,即在自然状态下自我保全的权利。因此,在霍布斯的视域下,人类个体自我保全的权利就成了带有中世纪自然法特征的,以自然法名义授予的自然权利9。而后,在自然状态假设中,霍布斯认为,一方面由于缺乏一个共同的权威来裁决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纷争,另一方面人类又对权力、财富、荣誉、地位等有着无止境的渴望,同时,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又处于一种“相互谋杀的平等”,因此,无论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恐惧还是出于对力量与荣誉的渴望,在自然状态下,产生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都将成为一种必然的事实了。10

   在此基础上,霍布斯认为,人类若想免于自然状态下的厮杀与毁灭,就必须确立一个共同的权威,由这一共同权威代行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所不可剥夺的自我保全的自然权利,所以,根据第一自然法之和平的义务优先于自然状态自卫的权利,我们有义务为了平息纷争而放弃自然状态下的自卫权利,进而把这种权利转让给第三方,这就延伸出第二自然法“根据自然法,我们必须将那些如果留下来就会妨碍人类和平的权利转让给另一人”11,这就构成了一种与他人一同转让自身的自然权利于第三方的主权者的道德义务,我们简称为“定约的义务”。然而,当一种契约仅仅是契约而不会被遵守的时候,契约将成为一纸空文,而根据第一自然法,一纸空文的契约显然违背了最为根基的“和平的义务”。因此,这就延伸出了作为“守约的义务”的第三自然法。因此,在霍布斯的视域下,每一个人类个体放弃自然权利并将其转让给国家就不仅是权利同时也是义务,而接受作为公民们集体意志转让的第三方——主权者,其存在的唯一合理性就在于避免自然状态下的内战状态,以唯一的权威的形式,保障其治下的成员的生命安全。12

   (二)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古典形式

   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另一位先驱,约翰·洛克则继承和发展了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和自然状态学说。一方面,洛克扩展了自然权利的解释空间。在霍布斯的视域下,自然权利仅意指个体自我保全的权利,或者更为妥当地说,是专指当今时代所常用的人身安全权,但是,洛克扩展了“自我保全”这一概念的外延,认为自然法所赋予的自我保全的权利不应仅仅限制为生命安全的保障,由于合法财富作为我的创造物的延伸,其内在的凝聚了我的主体劳动,因此,私有财产应当也被视为“我”的一部分,纳入主体的“自我保全”的权利范围之内13。另一方面,洛克则“柔化”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假设。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所有个体按照自然法的要求,根据人类先天所具有的理性而生活的状态,这种状态具有一种前定和谐的特质,即,由于理性的本性是和谐的,所以所有根据理性生活的人,彼此之间也必然是和谐的。然而这样一种和谐的状态很容易被人类的偏私所打破,而后陷入某种战争状态14。也就是说,在洛克的视域下,自然状态并不必然等于战争状态,而战争状态仅仅是自然状态的某种非法的表现,尤其是洛克关于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的区分并不仅仅在于是否存在一个主权者来平息纷争,更在于这一平息纷争的主权者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是否遵守法律,所以“不存在具有权力的共同裁判者的情况使人们处于自然状态;不基于权利以强力加诸别人,不论有无共同裁决者,都造成一种战争状态”15。由此可见,相较于霍布斯对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的预设,立足点是建立一个平息纷争的绝对主权者,洛克对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的区分,其最终目的,不仅在于建立一个霍布斯式的能够平息纷争的绝对主权者,更在于建立此绝对主权者在行使绝对权力时的法治要求。因此,洛克视域下的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也仅在于,保障其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当代形式

   美国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大师约翰·罗尔斯,则在继承了传统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更为抽象的且融合了自由与平等双向需求的当代社会契约论版本。罗尔斯并没有直接继承霍布斯、洛克式的带有自然主义特征的自然状态理论,而是通过“无知之幕”的设定将其改造为一种更为抽象的作为其契约论出发点的“原初状态”理论。所谓无知之幕意味着,在作为订约起点的原初状态之中,一层神秘的幕布隔绝了所有参与订约的各方代表的“特殊的知识”却保留了其“一般的知识”。所谓“特殊的知识”通常意味着有关某个社会的社会形态、资源储量、发展水平、人口结构、文化风俗等可以具体定义一个社会的特有属性,同时也意味着有关某个个体的喜好、能力、健康、家庭乃至性别等可以具体描述的个人特征。16而保留的“一般性的知识”则通常指称人类一般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即在诸种作为工具性存在的基本善之间,人类通常是偏好更多的基本善而非更少的基本善。16这一隔绝的目的在于,在消除了所有“特殊的知识”所带来的诸种可能的利益计算之后,一群具有相当社会合作欲望的个体,其所能达成的社会合作的契约,一定是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每一个个体在预期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的最大收益的。16

因此,在经过罗尔斯所预设的“无知之幕”的坚实隔绝之后,从作为假设的“原初状态”之中所唯一可能得出的能够被缔约各方广泛接受的社会合作法则,就是罗尔斯所谓的“平等原则”与“差异原则”。其中,平等原则表述为“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16,差异原则表述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16,两者共同构成了社会合作的正义基础。由此观之,即使是罗尔斯版本的有关国家建构得更为抽象版本的社会契约论,其核心精神仍然表现为个人主义的工具式国家观。就其个人主义而言,无论经过何种程度的无知之幕的抽离,其契约论的立约基础与立约形式,仍然是以主体的广泛同意为合法性基础的。与建立在自然状态基础上传统的社会契约论相较,罗尔斯版本的契约论在认同问题上,优势在于并不需要从可被经验到的个体之中提取个体意识的最大公约数。经过无知之幕隔离的个体,由于缺少有关个体特征的必要描述,同时又保留了个体所普遍具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质倾向,因此,在原初状态之中所唯一可能达成的社会合作契约,既是每一个个体所自我认同的契约,又是所有个体之和所能认同的契约。在无知之幕背后每一个个体既是单独的又是普遍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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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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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民族》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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