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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朝先 刘艳红: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差距与对策

更新时间:2020-10-15 07:30:33
作者: 郭朝先   刘艳红  

   2020年10月12日 17:01 来源:《企业经济》2020年09期 作者: 打印 推荐

   摘要:信息基础设施不仅是国家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的基础设施,也是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新时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内容。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启动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肇端,信息基础设施开始纳入各国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范畴,中国也及时启动了以“三金”工程为代表的国家信息化示范工程。本文阐述了信息基础设施的定位与性质,回顾总结了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三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的通信基础网络建设时期、21世纪头十年的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快速发展时期、2010年以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时期,分析了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与差距,主要是:中国宽带普及率已位居世界前列,但服务能力仍有较大差距;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竞争优势突出,但空间与海底设施能力还有较大差距;中国高度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但面临技术短板制约。最后,从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社会资本参与力度、强化以“用”促“建”、提升信息网络治理水平等角度提出了高质量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信息基础设施;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全球创新链的调整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9AJY013);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资助。

  

   “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的一个热点话题,而信息基建是“新基建”的内核。本文从信息化发展的视角,对信息基础设施进行了深度分析,从一个侧面加深大家对“新基建”的理解。

   一、信息基础设施的定位与性质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基建”的概念,明确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冲突等外部冲击造成的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中央和国家多次重要会议都重点提及“新基建”。“新基建”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完善,从最初的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扩增到数据中心、充电桩、换电站等。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新基建”广泛关注,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多元化的解读,出现了“七大领域说”“三个方面说”“新技术驱动说”“新要素说”等[1]。

   在大家对“新基建”众说纷纭之际,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给出了权威解释,认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在目前阶段这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其中,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1。可见,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信息网络、新技术和算力为主要内容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在“新基建”中居于首要地位,不仅为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而且为交通、能源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事实上,信息基础设施始终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内容。2016年,中国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从增强国家信息化发展能力和夯实信息经济发展基础的角度,对新时期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范围进行了界定,分别是:覆盖陆地、海洋、天空和太空的陆海空天一体化信息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云计算和物联网在内的应用基础设施;电力、民航、铁路、公路、水路、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的网络化与智能化改造;包括安全支付、信用体系、现代物流等在内的新兴商业基础设施。可以看出,“新基建”与《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所要着重发展的基础设施之间具有很高的重合度。

   进一步往前溯源,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则体现为“国家基础设施”,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2年,参议员、前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提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法案。1993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Agen-da for Action),从五大方面阐述了国家,特别是联邦政府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建设和发展方面的主要职责和拟采取的行动,并计划通过推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GII)建设,促进全球信息通信市场的开放与公平竞争[2]。

   美国的NII行动计划迅速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欧洲、亚太及南美地区的主要国家均在短期内推出了各自的政府行动计划。尽管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经济技术实力以及NII建设的战略意图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各国均把信息网络建设、信息资源的开发,以及信息应用系统的建设作为NII的重点内容,并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共性:一是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制定了跨世纪的中长期建设规划,建设周期在10-20年之间;二是投资规模巨大,从数亿美元到千亿美元不等;三是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自由化的大背景下,通过破除垄断促进电信行业的竞争成为了国际社会NII建设的一种共识。因此,民间投资成为NII建设的主导或重要力量[3]。

   从对信息基础设施相关的概念辨析和各国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来看,信息基础设施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当前,中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定位实际上是国家基础设施和“新基建”的交集,是国家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其实,这也意味着人们对信息基础设施的认识经历了两次质的飞跃:一是将其定位于国家基础设施,是国家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主角;二是定位于“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并且是“新基建”的核心(见下图)。

  

  

   一般而言,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从经济学角度看,基础设施具有基础性和准公共物品特性。基础性意味着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所有的商品与服务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若缺少这些公共服务,其他商品与服务(主要指直接生产经营活动)便难以生产或提供。基础设施类似于公共物品,绝大多数基础设施所提供的服务具有相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一般是“准公共物品”。

   将信息基础设施定位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突出了信息基础设施的战略性、基础性和普惠性,其中,“国家”意味着“战略性”“普惠性”,“基础设施”意味着“基础性”“普惠性”。将信息基础设施定位于新型基础设施,并且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在“新基建”中居于首要地位,凸显了信息基础设施的前沿性、先导性和关键性。

   “新基建”不仅仅是新建的基础设施,而且是具有质的规定性,即运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建设具有时代前沿性的基础设施,才是“新基建”。也就是说,“新基建”必须是新建的基础设施,而新建的基础设施则不一定是“新基建”。中国在各个历史时期兴建的郑国渠、秦直道、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均属于当时的“新基建”,而当前中国在建的普通铁路、高速公路、桥梁隧道等在今天来说则不能称之为“新基建”。在当前人类进入信息社会、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时代大背景下,今天的“新基建”一定是信息化、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是建设全新的信息基础设施,或者是融合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建设的基础设施,或者是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改造既有的基础设施。而处于技术前沿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作为新时期国家信息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国家经济信息化水平,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实现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础。

   由信息基础设施的定位就可以很容易知道其重要特性: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具有战略导向,是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投资驱动已不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而以创新引领发展,将前沿的技术应用于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才是重点;三是平台功能。借助于“数字化平台”这种新的结构性力量,充分发挥数字对经济发展放大、叠加、倍增、融合等作用,产生网络效应、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推动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生态,这是信息基础设施可以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4];四是包容普惠,这是国家基础设施所要求的,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要惠及全体民众,要提供普遍服务,避免出现“数字鸿沟”。

  

   二、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历程

   就在美国政府发布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的1993年,中国的信息化进程正式启动。这一年,中国召开了“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并正式启动“金桥”(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金卡”(国家电子货币工程)和“金关”(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信息网络工程)三大国家信息化示范工程2。在随后几年中,随着信息化领导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编制,中国完成了国家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首个顶层设计。作为国家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统筹规划、国家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方针指导下,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从技术进步推动基础设施迭代升级的角度看,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20世纪90年代的通信基础网络建设时期

尽管20世纪90年代电子信息、通信和广电三大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但信息基础设施的总体状况还是比较落后。截至1995年,全国共有电话5400万部,话机普及率仅为4.7%;全国移动电话的用户只有350万户,有线电视的用户也刚超过5000万户[5]。1994年,中国首次接入国际互联网。1995年,当时的邮电部开始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这一年年底,其所服务的用户数仅为4000个[6]。针对这一落后面貌,国家明确了“九五”期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对“七五”“八五”期间已经建成的、碎片化分布的光缆网进行延伸和对接,组成一个能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的纵横交错、经纬互织的干线网,为电话、广电和互联网等通信服务的普及和发展奠定物理基础。根据这一部署,1998年,被誉为中国通信建设史上施工难度最大的兰西拉(兰州-西宁-拉萨)工程竣工;2000年,广昆成(广州-昆明-成都)干线实现贯通。至此,历时15年、造价高达170亿元人民币的贯通全国的“八纵八横”光纤通信骨干网正式建成。作为改革开放后在国家主导下完成的中国通信发展史上的超级工程,“八纵八横”光缆干线网的建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使中国的通信网络实现了全国省会城市的全覆盖,而且在网络规模和技术水平上赶上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为此后国家信息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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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企业经济》2020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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