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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展安:古典经史与理想政治——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王莽问题”

更新时间:2020-10-07 07:49:40
作者: 周展安  

   【内容提要】 本文着眼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重新评价王莽新政的现象,特别选择蒙文通、吕思勉、钱穆在不同经史脉络中对王莽的重构进行研究。对于蒙文通,王莽是秦汉今文经学思想的实践者;对于吕思勉,王莽是先秦以来批判思想与古文经改制思想的实践者;对于钱穆,王莽是“齐学”和“鲁学”汇合之变法禅贤思想的实践者。在这三位经史学家笔下,传统经史的理想性、中国史自身的活力、革命与古典经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汇集在“王莽”这个符号上。本文将这些问题概括为“王莽问题”,由此分别梳理三位经史学家围绕“王莽”所铺展的知识脉络,挖掘这些知识脉络各自的思想和政治内涵,进而展现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于古典经史激进重构的苦心孤诣,以及将古典经史与理想政治相勾连的可能与限度,为当代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文明与革命”这一课题提供镜鉴。

   【关键词】 古典经史,理想政治,王莽问题

  

   一、引言

   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但这革命并不是和过去的历史截然划开一条鸿沟,而是伴随着对中国历史的重新整理和评估而展开的。革命的过程也是中国历史上诸多被压抑的要素复归的过程。在晚清以来的改革乃至革命的潮流中,今文经学的复兴,诸子学尤其是墨学的复兴,佛学尤其是唯识学的复兴,法家的复兴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历史传统的研究,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中对大同思想和五斗米道的重视,“文革”后期“评法批儒”运动的展开,毛泽东通过古典诗词对其革命的思与行的抒发等,都显示了“传统”的复杂面向及其与中国革命之间的深隐关联。

   在对传统的激进重构中,众多历史人物展现出新的面貌。有的人物被多种思想派别争相拉扯,比如孔子,从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开始,到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再到毛泽东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孔子时而被塑造为改革派,时而被塑造为革命派,时而被塑造为保守派;有的人物被转换了评价的坐标,比如戴震,在梁启超和胡适笔下,素来被视为考证学大师的戴震转而以“科学精神”和“情感哲学”而著称;①有的人物被从尘封的历史中掘起,比如王充,相比于在清代长期被湮没和贬低,从宋恕的《六字课斋津谈》②和章太炎《訄书·学变》中的表彰,到20世纪70年代“战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③的徽号,均显示出对王充的评价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再发现和持续上升的过程;有的人物从传统文教的标杆位置跌落而面目尽失,比如韩愈,从严复的《辟韩》到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韩愈皆被指认为君主制的象征;还有的人物则是由正史论述中的异端或者乱臣贼子变成现代政治的思想资源,乃至成为理想政治的化身,在这一脉络中,最有代表性的,或当为代汉自立新朝的王莽。

   自东汉以降,历代正史论述一律从“盗”“窃”“弑”等角度将王莽建立新朝视为“篡位”。《汉书》以远超《高祖本纪》和《武帝本纪》的篇幅详细记录了王莽跌宕的一生,文末“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④的论断,可以说贯穿了从东汉至清代的所有正史论述。没有“正王之命”,却欲行正王之事,这种有违天命和正统的举动不仅遭到官修正史的谴责,也为一般读书人所不齿。清朝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连写四篇札记以表曝王莽的僭逆之行,其中《王莽自杀子孙》一篇更表现出王莽乃是一心肠冷酷之人,所谓“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⑤于是,王莽在不忠不义之外,更兼以不仁。

   只有在进入20世纪之后,对王莽的评价才逐步改观。首开其端的是1906年冯自由发表在《民报》第4号上的《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冯自由将民生主义追溯至三代井田之制,而以王莽为三代井田制之践行者。他高度评价王莽,认为“王莽乃于二千年前具有释奴之伟识,其贤于林肯远矣”。⑥1907年,刘师培也在《天义》上连续发表《中国古代贫富之制》《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等文章,肯定王莽的“王田”制度,认为王莽立法,“亦欲均地权而尊人权,收国中之利,以分配全国之民”。⑦虽然刘师培此时立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对“政府”“国有”等均持批判态度,但他对王莽立法中包含的平等精神给予了积极评价。再往后,需要提及的是1922年胡适的《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如其标题所示,在胡适笔下,王莽乃是受了一千九百年冤枉的“社会主义者”。王莽的“五均之制”“六莞之制”都是秉持“均众庶,抑并兼”的精神而设立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1928年,胡适发表《再论王莽》一文,追溯王莽新法的历史脉络,认为王莽改革田制和废除奴婢虽然在理论上袭自董仲舒,但“方法则比他更彻底”。⑧顾颉刚也积极肯定王莽的历史功绩。在1941年为《汉书·王莽传》英译本所做的序言中,其论王莽为“以大魄力开创新制度,平阶级,厚民生,裕国计,此实中国政治史上最可纪念之人杰”。⑨他在齐鲁大学指导的研究生孔玉芳也曾发表《王莽变法的背景》一文,从西汉的思想趋势、西汉的社会状况等历史背景来认识王莽的变法,称赞王莽“有高远的理想,有坚决的信仰,有伟大的魄力”。⑩至此,王莽的形象可谓实现了逆转。

   上述对于王莽的重新评价的确呈现了一副崭新的王莽面相。但是,它们或者是偶一为之,附带论及,或者是就事论事,将王莽孤立对待。阅读这些评价,后来者固然会获得对王莽的积极认识,但未必会同时获得对王莽所从出的历史的积极认识。和这些评价相比,现代史上另有一种思想脉络,同样致力于积极重构历史上的王莽形象,但同时它又将王莽置于中国长时段的历史当中,在一个整体的古典经史世界中来把握王莽,乃至将王莽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枢纽,作为中国古典经史世界的结晶来认识。因此,这一脉络对王莽的推重同时也就是对长时段的中国史和中国古典经史文教系统的推重。对王莽的激进重构,也同时意味着对中国古典经史世界的激进重构,乃至对整个中国史的激进重构。正是这个脉络,将现代史上对于王莽的重新评价提升为一个包含更多思想和政治内涵的“王莽问题”。

   这种在长时段的历史脉动中、在古典经史系统中重构王莽的脉络,依本文管见,主要体现在蒙文通、吕思勉、钱穆等人的著作中。11这些经史学家对于王莽的评价不尽一致,但在将王莽视为中国史之枢纽、中国古典经史系统之结晶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对于蒙文通,王莽是秦汉今文经学思想的实践者,而秦汉今文经学思想乃“超绝于诸子”,也因此“新室倾覆,学者乃嗒焉丧其所主”;12对于吕思勉,王莽是先秦以来志士仁人的批判思想与古文经改制思想的实践者,因此“王莽一个人的失败,实在是先秦以来谈社会主义和政策的人公共的失败”,王莽而后,“无人敢作根本改革之想”;13对于钱穆,王莽是“齐学”和“鲁学”汇合之变法禅贤思想的实践者,与其老师吕思勉一样,他也认为“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14由此可以说,在“王莽”这个点上,汇集了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文化史、政治史、社会史等多条脉络。对王莽的阐释,同时也就是对中国古典经史思想和政治潜能的阐释,是对中国史之内在脉动的阐释。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王莽的论述,不只是将王莽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来描绘,也不只是将“王莽”所连带的古典经史作为已然逝去的历史旧物来进行史学考辨,15而且是带着强烈的现实感来认识王莽和“王莽”所担负的古典经史的。其文形似怀古,其意实在求新。因此,在这三位经史学家笔下,关于王莽的历史论述同时成为包含强烈现实关怀的思想论述和政治论述。这一现实关怀的具体内容,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古典经史和20世纪的最大课题即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文明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如果立足于古典经史,这一问题的表述将是:中国古典经史中是否包含着革命的潜能,是否包含着构想和推动一种理想政治的可能,甚至说,古典经史中是否包含着超越20世纪革命的潜能。如果从革命的角度来发问,则问题还包括:古典经史之革命潜能的限度何在,古典经史所构想和推动的理想政治的实际存在形态如何、前途如何,革命如何吸纳古典经史的资源、如何接续中国史的脉动,等等。在这三位经史学家/思想家笔下,所有这些问题都汇集在“王莽”这个符号上。“王莽”可以说展现了中国历史的临界状态。基于此,本文将这些问题概括为“王莽问题”。

   本文将分别梳理三位经史学家/思想家围绕“王莽”所铺展的知识脉络,挖掘这些知识脉络各自的思想和政治内涵,同时辨析这些知识脉络及其内涵的相互交汇与差异,进而展现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于古典经史激进重构的苦心孤诣,以及将古典经史与理想政治相勾连的可能与限度,为当代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文明与革命”这一课题提供镜鉴。

  

   二、今文经与“王莽问题”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在今文经的脉络中把握“王莽问题”,即致力于抉发今文经学的革命潜能及其与理想政治的深刻关联,并将王莽视为今文经思想之实践者的代表性思路,出自蒙文通。

   欲把握蒙文通对王莽的重构,需首先阐明其今文经学思想。

   今文经学在近代中国的变革过程中扮演了光辉的辟路者的角色。一般而言,这主要可以追溯至刘逢禄为今文经学复兴所做的努力。如梁启超所说,正是从刘逢禄开始,“‘公羊学’与许郑之学代兴,间接引起思想界革命。盖嘉道以降,常州学派几天骄矣”。16刘逢禄的努力经龚自珍、魏源经世之学的过渡而以康有为总其成。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接续刘逢禄对刘歆的辨伪和批评,对“六经”和孔子做了更为激进的解释,造成“晚清思想界一大飓风”17,并由此在理论上引发了作为“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18的戊戌变法。但是,这条从常州学派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线索在蒙文通看来并非清代今文经学的全部内容,所谓“在汉之今文学惟一,而清代言今文则有二”。在从常州学派到康有为的脉络之外,另有从福建学者陈寿祺、陈乔枞到陈立、皮锡瑞的脉络。蒙文通对此两条脉络略有轩轾,但均不满意:“近世二庄、刘、宋、龚、魏之徒,习而称之,鲜所阐发,益滋人疑,是谓知空言而不知行实,蔽在言《春秋》而不能言《礼》。左海父子、卓人、鹿门,为能知礼制之略,而未能明制作之原,质僿无义趣,是谓知行实而不知空言,蔽在能言《礼》而忽于《春秋》。”19在他看来,能够综合以上两派,将“礼制”与“礼制之原”做整体考察从而真正解明今文经学之枢极的则是其师廖平:“惟井研廖师,积劬于《春秋》,乃会心于礼制,以今古之分流,决于《王制》、《周官》之异同,一为从周,一为改制,百年谈之而不得其宗者,至是适海适岱各有涂归。”20有人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本于廖平的《今古学考》,而《孔子改制考》本之廖平的《知圣篇》,蒙文通则明确指出:“康氏之学实以龚、魏为依归,而未穷廖师之柢蕴。”21

蒙文通继承了廖平以礼制为枢纽划分今古文经的做法,特别发挥了廖平“孔学大要,在经史之分”22的思想,以“从周”之学为古文经学,又以古文经学为史学,以“改制”之学为今文经学,又以今文经学为哲学。但蒙文通还不止于此,他将研究的视角从廖平所重点依据的《春秋》《王制》《谷梁》等扩大到《齐诗》《京易》,伏生的《尚书》,戴氏的《礼》等,赫然提出“革命”之旨以为今文经学之核心:“苟不省礼家之新制已大异周人之旧规,独张皇于‘三科’、‘九旨’,而昧忽于‘五际’、‘三期’,抗董、何之浮文,以概六艺之宏义,孤树《公羊》,欲张赤帜,以召非常可怪之讥,是欲尊之,适以窒之,斯皆不解儒家‘革命’之旨”。23从而,上文所言之“改制”,也并非晚清康有为等人所从事之“改制”:“晚清之学,急于变法,故侈谈《春秋》,张改制之说,而《公羊》之学显于一世。然改制之义才比于五际之革政,而五际革命之说,未有能恢宏之者。”24“五际”之说出自《齐诗》。蒙文通推本《齐诗》,认为:“《齐诗》之义有‘五际’:‘卯酉之际为改政,午亥之际为革命。……卯,《天保》也;酉,《祁父》也;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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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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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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